央企中冶的“燒錢鬧劇”

　　民營老闆“金蟬脫殼”、商業銀行“轉嫁風險”——衝擊“世界500強”的夢想使得中冶集團在唐山“被導演”了一場始亂終棄、代價高達幾十億元的鬧劇

　　文 | 馮一丁 編輯 | 吳金勇

　　河北省唐山市東南約100公里的海港經濟開發區，是一個常住人口1萬餘人的海邊小城，沿著港盛街東行3公里，便是馬路南側中冶恒通冷軋技術有限公司那雄偉的暗紅色大門。現在，廠內外不見一個工人的身影，佔地近3000畝的廠區一片寂靜。這間工廠已經停産大半年。

　　而在2000公里外的湖北宜昌亭工業園區，佔地近5000畝、年産能達1000萬噸的三峽全通涂鍍板股份有限公司內，卻是宏聲隆隆、酸氣刺鼻，8000余名身著藍色工服的“全通”人行走在一眼望不到頭的車間、廠區和亭街道上，臉上洋溢著憧憬和希望。他們之中的大多數都已經知道，“恒通垮了”。

　　一名剛入廠3個月的大專畢業生賴樂(化名)告訴記者，他胸前紅藍相間的“龍托日”廠徽，被工友們戲謔為“蝸牛”。他不知道這個玩笑的原創者，並非全通人，因為這也曾經是中冶恒通的廠徽。

　　河北人梁士臣，是這兩間工廠的共同創始人，他對全通全體員工説，“全通與恒通血脈相連，文化相通。”

　　梁創辦了恒通，又把它賣給了央企中冶集團。今年7月，恒通因為令人難以置信的鉅額虧損，和規模達數千人的大裁員，震驚全國。恒通的前員工在找工作時，同行業的面試官往往不相信他們的説辭：“4年虧46億元，你以為我不懂行？你們公司做什麼的，燒錢的嗎？”

　　“突然而匆忙”的收購

　　中冶收購前，恒通雖然債務負擔沉重，但基本可以做到盈虧平衡，最多時也就虧1億元。中冶收購初期，即便遭遇2008年金融危機，也只虧了4.87億元

　　“恒通像個‘野孩子’，他的生父和繼父對他都可謂‘始亂終棄’。”一位已經離職的恒通中層對《中國企業家》感慨道。

　　中冶恒通的前身為唐山恒遠涂鍍板有限公司，由梁士臣于1995年在唐山市豐南區創立。涂鍍板主要應用於家電、燈具、電腦機箱、鋼結構住宅和汽車行業等。

　　前期的豐南廠擁有一條“五連軋”冷軋生産線和4條鍍鋅線，2002年之前，憑藉先發優勢，恒通的效益不錯，“那時候廠子賺錢，我記得豐南廠出貨時，包裝都沒有就被經銷商提走了。”一名恒通老員工回憶説。

　　然而，“豐南廠”的産能受空間所限，梁士臣考察之後決定到唐山海港經濟開發區另建新廠。

　　2001年，規劃産量500萬噸的恒通海港廠破土動工，內部人士向本刊透露，海港工廠的啟動資金來自於梁士臣個人投資和銀行貸款，但“大部分是銀行貸款”。當時恒通採用“建線貸款”模式，即貸款建起一條生産線後，再向銀行抵押獲得建下一條生産線的貸款。而在申請抵押貸款時，生産線的價值存在“高估”現象，一條生産線的實際建線成本可能只有5000萬元，恒通卻能從銀行貸出5億元抵押貸款。

　　據介紹，同行業中武鋼、寶鋼等企業的鍍鋅生産線，建線成本也高達數億元甚至十多億元一條，恒通之所以建線成本大大低於此水平，一是省在框架、設備等儘量由自己的恒通機械廠加工生産，其1號冷軋生産線是由恒通高級工程師曹全禹設計；二是其從國外進口的生産線乃價格極低廉的淘汰設備，“基本是1950年代前後出的古董”，有工人告訴本刊，他親眼見到一台捲曲機上的部件是“Made in U.S.A 1938(年)”。

　　佔地2700畝的恒通海港廠建成後，恒通在海港有3條“五連軋”冷軋生産線和14條鍍鋅線，大大擴展了産能，但也背上了鉅額銀行債務。恒通內部人士估計，為建廠恒通共向銀行貸款超過60億元，其中鍍鋅線主要由民生銀行提供貸款。

　　海港生産線2003年投産之後，由於“攤子鋪得太大”，貸款利息負擔重，且行業已充分競爭，恒通的財務狀況逐漸陷入困境。至2006年，恒通資金鏈緊張，曾拖欠員工工資達半年之久，後來連本付息還清。

　　有未經證實的説法稱，2006年恒通曾向海港開發區管委會申報破産，但由於對人口僅1萬餘人的海港GDP和就業衝擊太大，而沒有獲批。但自此梁士臣急於出讓恒通股權，則是不爭的事實。據説當時有多家企業前來考察，其中包括後來在2010年一度託管恒通的港中旅集團。

　　知情人士透露，最終由中冶集團接盤恒通，背後主要的&&者和推動力來自恒通的主要債權人——民生銀行。當時民生銀行與中冶集團之間有緊密合作關係，2005年底兩家簽署《基本合作銀行協議》，民生銀行不僅為中冶集團提供30億元的授信額度，同時還願意為中冶提供全面的金融支持和服務。

　　據中冶內部人士事後對媒體解釋，當時中冶收購唐山恒通的兩個主要意圖，一是借助工程建設向生産轉型，二是為集團整體上市擴大資産總額。此外一個重要背景是，時任中冶集團董事長楊長恒一心想在2010年之前把中冶集團做大規模，進入“世界500強”。

　　有報道稱，中冶原計劃只收購恒通旗下機械業務51%的股權，後經梁士臣遊説，擴大至整個恒通，並計劃將其打包上市。

　　原恒通辦公室員工譚龍(化名)的印象中，中冶集團收購恒通的過程是“突然而匆忙”的。他説這一過程前後歷時僅一個多月，期間恒通內部緊急盤點資産，“改票據改了一週，比方説把100噸的票改成140噸以誇大産量。”為迎接2007年“5.18”廠慶之時中冶集團領導的視察，恒通全廠人還提前一個月反復排練走方陣等匯演節目。

　　恒通各部門“亂成一團”的資産盤點、評估還沒完成，2007年6月5日，中冶宣佈出資10.72億元，承債收購了恒通67%的股份，剩餘股份則繼續由梁士臣控制。“我們都沒想到，中冶那麼快就投了(恒通)。”譚龍説。

　　2007年9月21日，中冶恒通正式註冊成立，原唐山恒通廠徽“龍托日”變更為中冶的縮寫標識“MCC”，經梁士臣力保，“恒通”兩字得以續用。

　　從此，雖身為股東、副董事長和執行董事，梁本人事實上淡出中冶恒通的權力中心和經營管理事務，轉而尋求複製下一個恒通。

　　據本刊了解，梁任恒通董事長期間，雖是負債經營，但始終能保證正常生産。每年償付數億元銀行利息之後，基本可以保持盈虧平衡，“最多時虧損一個億”。事後來看，這遠遠算不上恒通發展史上的重大虧損。

　　中冶成為恒通大股東後，委派冶金部武漢鋼鐵設計研究院副院長張哲英任恒通董事長兼總經理，恒通董事會執行董事為張哲英、財務總監李德山(中冶派駐)和梁士臣三人。

　　恒通員工介紹，高級工程師出身的張哲英為人良善，曾自墊資金為恒通員工發工資，“給員工謀了福利”。並且她推動精簡部門，減少開支，健全機制。但張由於還身兼中冶首鋼工程項目部總經理等職務，來恒通工作的時間並不多，“一週只呆一天”。實際主持恒通日常工作的人是梁士臣的老部下，任常務副總經理的李大愚。

　　時運不濟，張在任期間恰逢金融危機肆虐，涂鍍板行業價格巨幅波動。數據顯示，2008年中冶恒通虧損4.87億元，而另一説是5.6億元。當然這與此後恒通的虧損相比，仍是小巫見大巫。“扣除銀行利息和設備折舊，2008年的日常運營應沒有賠錢。”內部人士告訴本刊。

　　不知是否由於為虧損負責，張哲英于2008年6月“因工作調動”辭去在中冶恒通的相關職務。

　　張離職之後，中冶並沒有提拔實際主持工作的常務副總李大愚，主要原因是李與梁士臣的關係甚密。將恒通大部分股權轉手之後，梁士臣于2008年下半年奔赴湖北宜昌另起爐灶，籌建三峽全通公司。全通與恒通的主營業務相同，廠慶日相同，紅藍色“龍托日”的廠徽也被梁帶到了全通，並拉走了一部分原恒通人士。在此背景下，梁一手提拔的李大愚在恒通再未獲得中冶的重用。事實上，2009年李大愚離開恒通後，也的確前往全通出任過總經理一職。

　　“韓流”來了與“老鼠”看廠

　　中冶外聘的恒通董事長韓繼徵曾宣稱，“央企與民企的結合，雙方優勢可以互補，創造更大效益。”事實卻是，“央企與民企的結合”，創造的是“更加匪夷所思的巨虧”

　　2008年6月，中冶恒通外聘唐山鋼鐵集團軋鋼廠廠長韓繼徵為恒通董事長兼總經理。恒通董事會成員隨之變更為韓繼徵、李德山和梁士臣。至2010年中，中冶派出郭繼舟任恒通總經理，韓繼徵才不再兼任總經理一職。

　　無人料到，此後正是在韓繼徵主持的三年間，中冶恒通會陷入更大規模的虧損深淵。

　　韓繼徵，2003年國家發明專利獲得者，曾憑藉冷軋生産方法被評為“2006年度河北省十大優秀髮明者”。多位恒通人士説，來恒通前，韓在唐鋼內部“早已被邊緣化”。

　　為何中冶讓韓繼徵大權獨攬，而沒有如張哲英時期，在人事安排上採用更平衡的權力架構，外界不得而知。恒通員工對此的解釋是，恒通在中冶集團內部屬“後媽的孩子”，沒人願意來接這個“燙手山芋”。

　　上任恒通董事長兼總經理後，韓繼徵著手“引進唐鋼模式”，他在唐鋼的約20名老部下紛紛隨之跳槽至恒通管理層，且普遍擢升，年薪翻番。恒通基層員工稱韓繼徵與其舊部為“假唐鋼幫”(意指他們原在唐鋼受排擠)，並將其全面入主恒通稱為“‘韓流’來了”。

　　“韓流”入主後，原恒通銷售、採購、生産三大部門關鍵崗位的高管幾乎全部換崗，常務副總李大愚被任命為新成立的獨立銷售公司國貿公司總經理，而國貿公司駐全國各辦事處主任則大部分換為“韓的人”。此外，負責採購的繆昌義被調任物流廠廠長；原鍍鋅廠廠長孫昌印被調任安全監察部部長；軋鋼廠廠長黃世昆被調任重機廠廠長。在最重要的軋鋼廠，據説從科長以上都換成了“唐鋼幫”，“唐鋼的小科長過來最低是個部長”。

　　韓繼徵上任後的“新官三把火”，一度給人新氣象之感。在就職演講中，他宣稱，“中冶恒通是一個有前途、有希望、生機勃勃的企業，我個人認為現有的設備及生産線裝備在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具有較高水平。如果能完成目標年産量300萬噸，市場佔有率將達到20%。中冶恒通是央企與民企的結合，雙方優勢可以互補，創造更大效益。”

　　可嘆的是，“央企與民企的結合”，創造的不是“更大的效益”，而是“更加匪夷所思的巨虧”。

　　最早報出恒通巨虧的，是香港《明報》2011年7月11日的一篇報道，稱中冶集團因投資恒通公司錄得鉅額虧損，並遭到中紀委調查。隨後中冶集團否認正遭中紀委調查，但承認恒通持續虧損。

　　隨後有媒體爆出，經開元信德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2007年9月至2009年，中冶恒通虧損達46億元；其中，2009年虧損12億元。2010年虧損再度超過10億元，總負債超過120億元。不過，以上數字一直沒有得到中冶或恒通方面的承認。

　　據本刊了解，恒通在一次中高層內部會議上曾宣佈，韓上任不到3年，已從中冶“借”了25億元。從後來公司的財務狀況看，這25億元是實實在在地虧掉了。加上2007年中冶收購恒通時的10.72億元現金入資，4年來，恒通至少虧損約36億元，平均到4276名員工頭上，每人也能均攤90萬元虧損額，相當於一名一線工人整整30年的工資收入。

　　這是令人瞠目的虧損。作為一家鋼材深加工企業，恒通利潤主要來自加工費，並不太容易發生鉅額虧損。

　　恒通內部人士為記者粗算了一筆賬，作為一家純加工企業，從每噸原料進廠到出廠恒通理論上能賺到約300元差價，恒通實際年生産量為110萬噸，扣除工人工資(4000人3萬=1.2億元)等費用，理論上恒通的生意每年應盈利約1億元。韓主政期間，恒通並未新建生産線，也沒有大的投資事項。照此計算，加上每年付出的利息、設備折舊等成本，恒通3年的虧損額頂多15億元左右。

　　那麼，這多虧出來的數十億元虧到哪去了呢？

　　中冶方面對虧損給出的解釋是，“生産線和生産設備改造未完成、債務負擔過重、財務成本過高、原材料價格上漲過快、金融危機衝擊”，對於此説法，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恒通高管評論道，“這些歷史包袱固然存在，但還都是可控的、固定的，多出來的那一大塊虧損，我認為主要還是在於不可控的經營管理環節。”

　　據本刊了解，恒通所欠民生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和中國銀行等的貸款共約60億元，每年付給銀行的利息約4億元。

　　固定資産方面的歷史包袱，的確沉重。多位工人證實，恒通生産線經常斷帶和爆輥，“爐內打褶”的問題從梁士臣時期就懸賞百萬元徵集解決方案，但一直未果。一位廠長告訴本刊，從2008年起，海港廠3條連軋線，只有2條可以正常“開車”，其中一條還經常停産檢修；14條鍍鋅線只有8條正常開車，其餘6條始終處於“在建”狀態。而作為央企，固定資産必須按法定提取折舊，每年恒通提取設備折舊就達到2億元左右。

　　而前述高管所説的經營管理環節，應是虧損的重要源頭。本刊走訪得到的信息顯示，在國有企業“所有者缺位”和軟預算約束的先天制度缺陷下，恒通經營者無動力履行“委託—代理”義務，致使公司在各環節都陷入了管理失控的狀態。

　　比如恒通生産環節存在的嚴重的“大鍋飯”和浪費分肥現象。知情人介紹，2009年，恒通豐南廠曾發生過內外勾結偷料的醜聞，“一晚上偷運出去80萬元的料，最後只查到班段長和保安隊長，這麼大規模的偷盜沒有更高層領導的參與，可能嗎？”另一位恒通人士則透露，“生産車間的一部分領導偷偷往出甩料，把合格品作為協議品賣給客戶，掙中間的差價(合格品價格比協議品高150元／噸)，很多都是按成本價就賣了。”

　　一位在質檢部門工作過的恒通員工告訴本刊，每天恒通的冷軋、鍍鋅和彩涂生産線上都常態化地發生崗位疏忽導致原料浪費的情況，他估計一年能浪費數百萬元，而對於此類浪費，恒通幾乎沒有任何懲罰機制。他親歷的一次事故是，某澳大利亞客戶購買了500噸1.0mm無鋅花鍍鋅板，由於管理混亂，調度員下成了0.8mm規格的生産單，導致公司無法按時交貨而賠償了對方50萬美元違約金，當時相當於近400萬元人民幣。就是這麼一起事故，最後該廠廠長被罰2000元，調度800元，質檢和班長每人500元，工人每人100元，“到此為止”。

　　2011年4月15日，恒通總經理郭繼舟在第一屆二次職工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稱，“企業內部管理還存在較大問題，基礎管理仍然很差、管理粗放，許多管理制度流於形式，以致我們在一些合同糾紛等問題上出現了重大的法律風險和財務風險。”

　　多位恒通員工證實，這幾年恒通內部基層員工雖然工資低，離職率卻非常低，因為“日子舒坦、清閒，領導們忙著撈錢，不太管下面。”

　　與恒通基層員工的“放羊”狀態相映照的，是管理層肆無忌憚的以權謀私。曾在恒通銷售和售後部門工作的內部人士告訴記者，公司從事的是B2B生意，價格最低且供不應求，給掌握供貨權的人留下了尋租空間。比如在銷售旺季，領導會優先供料給和自己關係好的協議客戶，對其他協議客戶則先壓貨，等銷售旺季過去之後，再把公司剩下的料折價賣給他們。客戶為了下一個旺季能多進貨，只能想辦法疏通關係。

　　“蛀蟲”另一個掙錢的途徑是售後賠償。一批現場明明看不出質量問題的貨，只要客戶與領導達成賠償協議，售後質檢配合給出鑒定，就能從公司領出動輒數十萬的售後賠償款，這筆錢當然少不了給相關領導的分成。

　　財務成本過高，是恒通內部的經營分析會上多次提到的虧損源。據悉，恒通的加工運營成本約900元每噸，而財務成本竟高達300-400元每噸。一位恒通內部人士指出，公司財務管理太混亂，“只要領導簽字，所有票據一律報銷，財務部不問事由，不審核。”他舉例説，“我們二樓有一間辦公室，588元一瓶的五糧液，裝滿了整整一屋，副總級別以上可以成箱領。”

　　另一例證是，2010年底恒通停産後，軋鋼廠為防止偷盜，在廠外焊了一道鋼筋護欄，鋼筋和焊工都是軋鋼廠自己的，事後卻向公司報銷了20萬元。據説，韓繼徵為此還在周會上“狠批”了廠長李志濤一頓。

　　“這企業是蛀蟲當道，樹再大，一群蛀蟲啃上幾年也就倒了。”譚龍説，最後的分肥時刻，恒通面向外界招標出售一批廢料，三家前來投標的公司居然屬於一家公司，因而遭到舉報。“恒通內部人和外部沆瀣一氣的事情多了去了，我們每次産品提價之前一天，總有供應商前來提貨，等價格漲了庫房已經沒貨了。”

　　在中冶集團70多家子公司中，中冶恒通的口碑不佳，內部人稱“無底洞”，早在2009年就被列入被轉讓的名單。這也許是為何中冶集團作為大股東對恒通的經營管理不加約束和監管的原因之一，“中冶給了幾十億，這些錢去哪兒了，你為什麼沒有監督，沒有風險評估？撒完錢就不管了。”一位恒通廠長憤怒地質問，“儘管恒通的資産規模非常大，但我感覺中冶對我們不大看重，總覺得我們是外人。”

　　這種邊緣地位的體現之一是，恒通並不能從中冶獲得直接的撥款，而只能以承諾還本付息的方式從集團“借款”。

　　央企“爆料”央企？

　　央企港中旅託管恒通的消息一度令員工“看到了新的希望”，但未滿3個月，便宣佈退出。為何退出，至今成謎。但卻就此揭開了恒通巨虧的“黑洞”

　　2010年8月，恒通全廠流傳著一個久違的好消息——公司當月盈利了。因為之前一直虧損，所以不少工人對此喜出望外。同月，兩家央企中國港中旅集團和中冶集團宣佈，就中冶恒通重組事宜正式簽署《合作協議》及《經營託管協議》，自10月1日起中冶恒通交由港中旅託管。為此，中冶收購了梁士臣剩餘的中冶恒通33%股份，使其成為全資子公司。

　　事實上，當初為上市大計而收購的這家民營企業，由於“土地、房屋等産權存有法律瑕疵及連續虧損”，未能被納入上市公司中國中冶(601618.SH)，而隨著中冶集團管理層的換屆，恒通在中冶棋盤上已無足輕重。2009年中國中冶在招股書中承諾，上市後的24個月內即2011年9月24日之前，擬通過轉讓所持恒通股權等方式予以處置。

　　2010年8月25日，港中旅集團董事長張學武在北京維景酒店的簽約儀式上表示，簽訂協議就意味著責任的承擔，港中旅會本著對國有資産保值增值負責、對恒通4000多名員工負責的高度責任感，努力經營、搞好管理、做實賬目。

　　據悉，港中旅接管恒通的意圖，主要是希望恒通的冷軋、鍍鋅産能，能與旗下唐山國豐鋼鐵，和同期收購的葫蘆島鋅業形成一條龍的産業鏈條。知情人介紹，港中旅旗下的國豐鋼鐵集團是恒通的原料供應商，所以對恒通連年虧損的情況瞭如指掌，但由於恒通的産能規模華北地區的首屈一指，港中旅別無可選。據報道，中冶開出的條件是，只要港中旅願意承債，恒通資産可以零價格轉讓。

　　託管期間，港中旅派出國豐鋼鐵集團董事長張震出任恒通負責人。之前于2009年下半年離開恒通，曾去全通任職總經理的李大愚，此次也由國豐舉薦被返聘回恒通，出任主管國貿公司的副總經理。

　　港中旅託管恒通的消息一度令基層員工“感覺看到了新的希望”，類似“港中旅接手後工資會漲20%，每月補助從180元漲到300元”這樣的小道消息盛傳。

　　但託管期不滿3個月，風雲突變。12月27日晚，恒通各部門中高層管理人員接到緊急通知，第二天召開早會不得缺席。翌日，與會者被告知港中旅已“不再託管”恒通。中冶年報顯示，“經港中旅集團提出，中冶集團與港中旅集團通過協商終止了《合作協議》和《經營託管協議》。”

　　恒通一位廠長級高管告訴本刊，他聽到此消息時“人都懵了”，“不能理解，不可思議，我感覺堂堂兩家央企做事情有點太不嚴肅，跟小孩過家家似的。”

　　港中旅為何會變卦，至今是謎。本刊向港中旅和國豐集團均發去採訪函，未得回復。中冶派駐的恒通總經理郭繼舟在2011年4月的恒通職工代表大會上稱，“2010年12月底，由於港中旅集團突然提前終止託管經營，一下使公司陷入困境：公司9-12月份發生鉅額虧損，原料和産成品庫存幾乎為零，造成了公司無産品可賣、無原料可用的尷尬境地，設備狀況極差，故障率高居不下，在12月底公司實際已經停止了全面的生産，公司的可支配資金近乎枯竭，2011年的年度原料供應協議尚未簽訂。針對這樣嚴酷的現實，中冶集團果斷決定重新接管，公司正式進入全面停産檢修階段並同時給予資金的支持，也正是這樣才使我們躲過一劫，得以生存下來。”

　　12月底，恒通員工接到了令之震驚的通知：停産，全體一線員工停工學習一個月，再放假回家等候復工通知。放假時他們得到的解釋是，港中旅託管期間把原料和現金用完了，致使公司暫時停産、放假。

　　但一位內部人士對本刊分析，這一解釋是缺乏説服力的。因為託管期間港中旅若動用恒通賬上的現金，須由中冶集團批准。據他所知，託管之前恒通的賬上就已只剩下幾千萬元流動資金，“我們出差費用都不好報”。

　　或許是由於港中旅不願“揹黑鍋”，今年7月，香港《明報》獲得了一份港中旅委託某公司對恒通所做的盡職調查報告副本，其中稱中冶恒通存在“産量不符”及“資産重大減值”等問題，並指由於沒有取得投資項目的立項批准文件，以及主要資産並無發票等，若港中旅接管中冶恒通後，或需要負擔不容忽視的潛在支出。

　　恒通停産之後，各家銀行上門追債，工人們看到，恒通進的原料都被法院貼上了銀行的質押條。工人們親眼所見庫房裏五六百萬噸鋅渣在幾天內就被轉運出廠。每顆20噸重的1500多顆鋼卷(庫存峰值)也從庫房消失了。內部人證實，至今年6月份，工廠裏的所有鋼卷、原料、成品半成品、廢料、鋅渣、廢部件、備用件等已經一掃而空，“變成了一個空殼”。

　　在郭繼舟4月的發言中，恒通復産已無可能，“從公司歷史和現實來看，簡單復産是不能根本解決問題的，我們的公司就像一個身患重病的巨人，僅僅靠‘輸血’來簡單的恢復生産，只能是救了一時救不了一世，是不可持續的，國有資産也將會不斷的縮水、企業也將無法長期生存。因此我們必須找準病因、下大決心、花大力氣、動大手術，來徹底解決問題。”

　　對於中冶集團來説，“徹底解決問題”之道，就是轉手。

　　港中旅之後，唐山鋼鐵集團成為傳聞中恒通的下一個接盤人。唐鋼與恒通之間長期存在業務關係，據説它提出的條件之一是，“員工一個不留”。內部人士透露，唐鋼就連設備研發部的工程師都不要，因為收購之後不會用恒通的設備。有説法認為，唐鋼不要人、不要設備，卻願意承債數十億收購恒通，圖的是恒通在豐南和海港的地皮，因為唐鋼之前自己申請一塊地沒有獲批。

　　恒通數千名基層員工是這場交易中最無辜而弱勢的群體，他們被隔三岔五的電話催促，儘快拿著EMS給他們的《解除勞動合同告知書》去廠裏辦理“自願退廠”，“越晚辦理補償金越少”，逾期者按“經濟性裁員”處理—沒有生活補助，停止一切保險。

　　“最後期限”已經由6月27日延長到7月8日，再延長到8月31日。“聽説這次真的不再延期了，只有幾百人還沒退廠。”一直堅決不退廠的譚龍對記者搖頭説，“但是我真的不甘心，我覺得央企應該有社會責任吧，廠子怎麼突然就黃了，至少該給個説法。”

　　8月初的一天，在2000公里外的三峽全通大門外，幾名員工告訴記者，全通最近幾個月沒有按時發過工資，“領導説，要理解公司，公司還沒盈利，等貸款下來我們才能買料回來加工，才能發工資。”

　　2009年2月，他們的董事長—已入美國國籍的梁士臣在宜昌市市長幾次“誠意邀請”之下，把自己的新工廠落戶在亭。於是，8000余名懷揣夢想的年輕人聚集到這個小城鎮。

　　梁本人在2011年新年致辭中總結“全通速度”—“從一片田園農舍到一期320萬噸項目竣工投産，只用了15個月！崛起在長江之畔的500萬噸專用碼頭從正式開工到試運營，僅用了190天！”

　　就在全通長達1100多米、寬150米的車間外，一輛等候在此的空的大卡車旁，賴樂驕傲地對記者説，“這個廠已經投資了200多億元，我們老闆就投了10億！有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