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劉磊，人民日報總編室副主任。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在大學，初學歷史、再學新聞。到了人民日報，當過駐站記者，幹過夜班編輯，在要聞版、視點版、體育版、經濟版等多個版面漂泊多年。業餘時間讀點閒書，也寫了幾本閒書《百年中國紀事》、《祭往——輓聯裏的近代名人》等。

　　拜登走了，臨走前，在川大演講時再次對美債資産的安全作出保證，信誓旦旦地説美債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投資去處。政治家的保證自然不能太當真，更多的只是個姿態，但另外一方面，拜登的“自信”似乎也並非全無根據。

　　標普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這意味著美債風險上升，美國人應該為他們發行國債支付更高的利率才對，但事實卻恰恰相反，美國國債中標利率不升反降。被降級後的美債不但沒有被市場拋棄，反而更受歡迎了。

　　看起來不合理，甚至有些吊詭，但其實並不奇怪。市場上比美債安全性更高、收益更高的投資産品不是沒有，但對於像中國這樣高達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來説，只有美債擁有足夠大的“盤子”能夠承接。換句話説，對於任何投資標的物而言，3萬億都是不堪承受之重。事實上，即便是對於中國自身經濟而言，3萬億的外匯儲備也太多了。央行行長周小川在今年早些時候的一次論壇上即坦言，外匯儲備已經超過了我國需要的合理水平，外匯積累過多，導致市場流動性過多，增加了央行對衝工作的壓力。更有評論稱，我國擁有的天量外匯儲備已經成了“燙手的山芋”。

　　外匯儲備從曾經的“香餑餑”到“燙手的山芋”，戲劇性的變化其實就發生在過去的短短幾年間。早些年，外匯儲備一直被認為是國力的象徵。為了盡可能多地換回寶貴的外匯，國家的政策也是從多方面鼓勵出口，以致于在很長時間裏，“出口創匯”是眾多企業孜孜追求的目標。

　　檢索人民日報，“出口創匯”一詞在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的幾年保持著很高的出現頻率，每年都有上百篇稿件、甚至數百篇稿件中出現“出口創匯”一詞，絕對算得上經濟報道中的“熱詞”。但從2005年起，“出口創匯”在人民日報上的出現頻率陡然下降到50次以下。

　　如果對照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數據，會發現我國外匯儲備首次超過日本位居世界第一，正是發生在2006年２月底，到10月底更是突破１萬億美元，此後增速越來越快。從1996年底我國外匯儲備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到突破1萬億美元，用了10年時間；但從1萬億到2009年4月突破2萬億美元，只用了不到3年時間；從2萬億到今年第一季度突破3萬億更是只用了兩年時間。

　　外匯儲備的飆升與“出口創匯”詞頻的下降，兩者在時間上的“巧合”，體現的是我們對外匯儲備的認識在變化。

　　對於一個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裏外匯儲備幾乎為零的國家（在1979年之前，中國外匯儲備從來沒有超過10億美元）來説，外匯當然是十分寶貴的，千方百計鼓勵出口創匯更是理所應當。只是當外出儲備以超出我們想象的速度飆升時，我們才發現，外匯儲備竟然是柄“雙刃劍”。一方面，確實是國力的象徵，能提高國際社會對我國經濟和貨幣的信心，增強抵禦金融風險的能力。但另一方面，超出正常需要的外匯儲備也帶來了越來越多的麻煩。首先是鉅額的外匯佔款壓縮了貨幣政策的調控空間，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就意味著央行為此投放了近20萬億元人民幣的基礎貨幣，這不可避免地加大了通脹壓力，引發資産泡沫。其次，外匯儲備的激增，也帶來人民幣升值壓力，誘發貿易摩擦。

　　我們為鉅額外匯儲備付出的代價還遠不止這些。在每一塊錢的美元背後，都有千千萬萬勞動者的血汗，以及那些看得見或者看不見的成本。我們犧牲了健康、犧牲了環境、犧牲了稅收，讓廉價的商品賣到全世界，才換回這麼一大把美元。可等我們手裏有了這麼一大把美元，卻發現陷入了“被綁架”的困境：除了繼續購買被降級且時時有貶值風險的美債，還真沒什麼更好的去處，除非攥在自己手裏任其貶值。

　　美債危機爆發後，對美國是一片鋪天蓋地的責罵聲。其實，責罵無濟於事，我們更應該做的是反問自己：我們要這麼多外匯儲備有什麼用？我們為什麼要不惜付出環境、稅收等高昂的代價來一味鼓勵出口？我們的出口導向政策是不是該下決心調整了？

　　美債危機其實是面鏡子，照出了美國經濟的頑疾，也照出了我們自身的問題，不可等閒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