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若漁

　　11日，審計署公佈“三公經費”，成為迄今為止公佈“三公經費”最詳盡的部門。數據顯示，審計署2010年“三公”決算數為2488.79萬元，其中因公出國費近617萬元、公務接待費865萬元、公車購置及運行費1229.65萬元，公車費用佔“三公”支出49%。(7月12日《新京報》)

　　中央諸部門在多重壓力之下正陸陸續續地公開各自的“三公”賬本。然而，公開的狀況顯然不讓人滿意，除了審計署，其餘部門都只是給出了一個大而化之的總體數字，分解細化之後的“賬單”付之闕如。被寄予厚望的“三公”公開，徒然只剩下一個公開的姿態。

　　在亮出一個“總數”完事大吉的氛圍中，審計署的公開儼然成了一個“異類”。儘管公開仍然不能説是條分縷析和錙銖必較，但迄今為止“最詳盡的部門”的確是不遑多讓。或許，審計署也自知自己不能跟其他部門一樣“粗枝大葉”，作為一個專事于查賬的部門，公眾自然對其寄予了更高、更特別的期許，其職能角色也決定了它更有責任和義務拿出一份細緻綿密的“三公”賬本。

　　審計署的“三公”賬本令其他部門相形見絀。但這已經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重點是它是否具有示範意義，能為中央諸部門的“三公”公開引為表率？如果能，那麼審計署的公開，便有了超越性的邊際效應；如果不能，那所謂“最詳盡”的公開，也不免只能作為一個“孤本”供人觀瞻把玩。

　　現在的問題是，關於“三公”公開的標準本身就是一筆“糊塗賬”。既然標準虛無飄渺，“三公”公開必然各行其是，避實就虛、刪繁就簡，而且你還拿它一點辦法沒有。如此狀況導致了一個詭異的結局，即公開的部門越多，公眾的無力感越深，憤懣的情緒愈發高亢。這恐怕已經與公開的初衷南轅北轍。

　　為了公開而公開，還是真正意義上的公開嗎？在公開的面目上包裹了重重疊疊的紗巾，對面的公眾即使拿著放大鏡看了又看，想了又想，還是無法探其虛實，難睹真容。

　　都説圍觀是一種力量，可是在“三公”公開這件事上未必如此。圍觀若要産生力量，取決於圍觀的對像是什麼。如果圍觀的是一個孤零零的數字，那將因其既沒有參照係又缺乏內涵而失去辨析和言説的能力。目前的局面就是如此，公眾對於“三公”公開，處於事實上的失語狀態，多也好少也罷，理性的判斷難以生發，情緒性的發作倒是俯拾皆是。

　　審計署的“三公”賬本，在一片“糊塗賬”的情勢中，無疑令人眼前一亮。一份相對具體的賬本，至少讓公眾獲得了圍觀評論的可能，從而接近了公開的實質。然而，我們還是要説，“三公”公開，沒有“最詳盡”只有“更詳盡”，對審計署如此，對其他部門更是如此。有必要重申那個觀念：沒有具體而微的賬本，就沒有公開，就沒有透明。僅僅亮出一個“總數”的所謂“公開”，是無法得到公眾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