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裏巴巴創始人馬雲(微博專欄)最近又成了焦點人物，為符合央行對第三方支付新規的要求，他做了一個“艱難但正確”的決定，在未獲董事會批准的情況下，將支付寶的全部外資股權，轉讓給了自己控股的內資公司。一石激起千層浪，媒體紛紛質疑，認為此舉違背了契約精神。

　　面對質疑，馬雲辯稱“股權轉讓”是在付出了200%的努力下的無奈之舉，是在“千鈞一髮”之際挽救了支付寶、阿裏巴巴和幾億用戶依賴的商業模式，是在為不願決斷並遵守中國法律的外資股東負起了責任，同時也是配合和支持央行“維護國家金融安全”的正確決策。

　　對於一家公司而言，股東、客戶和員工三方的利益孰先孰後，決策規則和商業機會孰輕孰重，不同利益攸關群體有不同的看法。也許馬雲的做法符合中國國情和他自己的商業倫理，也許事後支付寶的外資股東們利益可以得到妥善安排，但只要最後是你情我願，就是市場精神。

　　雖然當前的輿論焦點都放在支付寶和馬雲身上，但我們更願意聊聊焦點之外的央行。

　　6月14日，央行發佈了《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管理辦法》，文件規定，所有從事支付業務的非金融機構，必須向央行申請並領取《支付業務許可證》。目前只有內資機構有資格領這張牌照，而外商投資的支付機構管理辦法，包括業務範圍、出資人的條件和比例由人民銀行另行規定，報國務院批准。

　　央行並沒有明説不允許外資進入第三方支付領域，只是要“另行規定”。但在支付寶6月14日的媒體溝通會上，公司管理層透露出來的信息是，央行在短期內不會批准外資獲得“牌照”，而沒有牌照的公司將面臨癱瘓。

　　我們無法向央行求證此事，但我們相信馬雲不會在這個問題上説謊，否則，他就真成了借誤讀央行規定來侵佔公司股權的竊賊。不過，央行是否會因為支付寶尚有30%外資股權，而讓這個擁有6億用戶的國內最大第三方支付公司停業？這又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第三方支付業務在中國從無到有，至今超過8個年頭，而央行從開始討論發放牌照至今，也有5年之久。在這個市場還無利可圖時，央行並不予干涉，不管外資、內資還是合資公司，都在一種“默許”的局面下迅速擴張業務，支付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時至今日，中國的第三方支付業務已經規模巨大，僅支付寶就有6億註冊用戶，交易量每天超過25億元、全年下來接近萬億，而其中沉澱的資金數以百億計，且不説這些資金是否會被企業加以投資利用，即使每年産生的利息收入就是筆不小的盈利。

　　第三方支付市場成熟了，有利可圖並且利益巨大時，央行出臺規定，不允許外資進入。當然，在市場尚未成熟時，央行並沒有規定允許外資經營，也未與外資立下契約説“默許”的政策不會改變。所以，現在設立排除外資的門檻，是央行的權力。

　　但是，這種“先放後收、內外有別”的態度，卻會給全世界傳遞一種負面信息，這種負面信息讓人“解讀”出政府一貫的決策理念和邏輯——“國家安全”和“民族利益”優先於市場競爭。

　　首先，政府對外資和外國人總是採取警惕和防範的態度，仿佛只要是外國人往往就會威脅我國的經濟和金融安全（尤其是支付寶擁有6億客戶的消費金融數據，就更加涉及國家的金融安全了）。

　　其次，在利益問題上總是“先國後民、先內後外”——明確的壟斷利潤要讓國企賺、巨大的市場利益要讓國企、民企一起賺，那些拿不準的利益才可以讓外資賺（但一旦回報豐厚，最好也把外國人排除）。

　　我們不知道這種態度，是不是政府的本意，央行對第三方支付的外資限制，是否也是這種慣性思維的産物，但我們經常會在經濟、金融的很多領域，看到用“國家安全”和“民族利益”兩塊巨石建起的外資門檻。

　　支付寶作為一個內資控股70%的公司，中國人是其實際管理者和控制人，30%的外資股東對“國家金融數據安全”構成威脅就無法控制嗎？而現實中，國家統計局掌握的數據往往被外媒率先獲悉，是否説明數據安全並不只關乎股權呢？

　　我們把金融、電信、能源的“民族利益”大部分交給了國企，把房地産的“民族利益”大部分交給了政府和內資企業，這種“內資”獨享利益的機制，又為改善民生做了什麼呢？

　　在我們看來，央行的第三方支付新政，對外資有“利小就默許、利大就逼出”之嫌，支付寶借新政東風橫掃外資股權之舉，也不像馬雲對媒體所説的那樣充滿責任和道義。而支付寶股權之爭所樹立的榜樣，與改革開放的方向、與新商業文明的精神就更是背道而馳了。

　　掃外資股權之舉，也不像馬雲對媒體所説的那樣充滿責任和道義。而支付寶股權之爭所樹立的榜樣，與改革開放的方向、與新商業文明的精神就更是背道而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