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稅改革立足財政不減收 將化作各階層零和博弈

　　社論

　　一是立足於財政收入少受影響，二是將個稅改革化作社會各階層的零和博弈。兩大誤區互為表裏

　　當今中國人的“稅意識”，在此輪個人所得稅調整引發的軒然大波中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2011年4月22日，《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下稱修正案)一審未能通過。4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在網上公佈草案，向社會徵集意見。一個月後，意見已逾23萬條，創人大立法徵求意見數目之最。週二(5月31日)，徵集意見將告結束，二審有望加快。

　　這場如火如荼的討論，對於完善該修正案乃至推動中國憲政建設無疑是有益的。但是，我們認為，修正案(草案)存在兩大認識誤區，一是立足於財政收入少受影響，二是將個稅改革化作社會各階層的零和博弈。兩大誤區互為表裏。就整體而言，中國應當減稅，落實到具體稅種上則應有增有減。同時，稅收的收入分配調節職能應主要針對畸高的灰色收入。

　　修正案起草者的邏輯起點是中國的稅負水平並不高。其依據來自國際比較：從1995年到2009年，中國小口徑宏觀稅負(稅收收入與當年GDP的比率)的平均值為13.98%，而韓國的這一數字約為16%。大多數OECD(經合組織)國家的稅負水平更是遠高於中國。

　　不過，進一步的分析極易揭示這一觀點不足為憑。同為人口眾多、經濟高速增長的發展中大國，印度的稅負水平一直遠低於中國。OECD國家稅負水平雖然相對較高，但是，其社會保障支出佔GDP的比例也相應提高。無可否認的是即便與多數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政府在社保方面的支出也遠遠不足。

　　中國財政收入主要用於生産型、投資型支出。經濟多年迅猛增長，建設公共財政也已十餘年，中國完全可以通過調整支出結構來增加社會保障支出。更大的問題在於，支出是否足夠有效。如果並非足夠有效，那麼，通過減稅，將資金盡可能留在企業和個人手中，由其自主作出投資決策，顯然是更好的選擇。

　　增加公共投資和減稅，均屬財政政策工具。兩者效果孰佳，主要取決於以下兩個因素：一是政府公共投資的代理成本，是否“崽賣爺田不心疼”；二是企業在市場上的發展空間。如果企業本身屬於夕陽産業，相關市場已經飽和，那麼，即使減稅增加了其資本，投資也很可能是無效的。

　　在當今中國，代理成本之高無需贅述。然而，也應看到，在社會保障制度極不完善的情況下，減稅對於居民的直接後果主要是增加儲蓄，而非消費，而儲蓄又會轉化為投資。中國應積極完善社保體制，切實提振內需，同時，努力提高商品的附加值以完成産業升級。為此，企業必須有足夠的利潤留存，用於資本積累，提高勞動生産率，向資本密集型和知識密集型轉變。削減稅負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正在於此。如果國民經濟不能在“十二五”期間成功轉型，中國很可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

　　那麼，在降低宏觀稅負的前提下，具體稅種如何做到有增有減呢？在結構性增稅方面，當務之急是推進資源稅試點，適時開徵環境稅，否則，扭曲的價格機制就會繼續為高耗能、高污染的低端産業提供溫床，産業升級轉型無從談起。在結構性減稅方面，減少增值稅、營業稅總體稅負，降低間接稅比重，勢在必行。當前，增值稅與營業稅並行，阻滯了市場要素流動，制約了服務業發展，從而人為壓低就業水平，拖累經濟結構調整。中國有必要將增值稅改革與降低間接稅比重相結合，促進服務業發展。

　　作為直接稅的個人所得稅更應作為結構性減稅重點。不幸的是，由於草案制定者的出發點就是“財政收入少受影響”，所謂調節收入分配自然就成為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零和博弈。中低收入階層的受益，幾乎完全由高工薪收入階層來承擔。

　　對於高工薪收入階層來説，目前的修正案(草案)將帶來一場豪奪。草案不顧眾多專家建議，將適用最高累進稅率45%的一檔全月應納稅所得下限從原來的10萬元降至8萬元，從而使該階層稅負猛增。在現實中，大部分高收入者並非以工薪形式獲取收入。向高薪階層轉嫁壓力，在事理上是站不住腳的，在實踐上是極其有害的。

　　個稅改革應該在整體減稅的大前提下，加強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不過，所謂“調高”不應是所謂“劫富濟貧”，更不應該是對勤奮和能力徵稅，惟有那些不勞而獲的財富，那些設租尋租和依靠壟斷獲取不義之財的集團，才是理應被“調高”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