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寡頭壟斷或最適人類發展

　　張維迎，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兼任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1959年出生於陜西省吳堡縣，1982年西北大學經濟學本科畢業，1994年獲牛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84年-1990年在國家體改委工作。1999年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2005年任學院常務副長，2006年9月8日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兼任西北大學、西安交通大學、陜西財經學院、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同濟大學、中山大學等院校教授，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研究員，中國經濟改革基金會學術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管理學科專家評審組委員。

　　中國經濟50人論壇和清華經管學院聯合舉辦的長安講壇第183期日前召開。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教授發表了題為“市場的邏輯與中國的歷史轉型”的主題演講。張維迎在演講中表示，人類在最近200年內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得益於“市場的邏輯”，簡單地説就是你要自己幸福，首先要使別人幸福。“科學的發展總是在進步，之後的東西是不是比之前的東西更正確，其實並不是這樣。如今，亞當斯密，甚至亞當斯密之前好多偉大的理論被忘掉了。所以我們在學習經濟學的時候，不要只看現代的書，一定要讀一些古典的東西，偉大的思想很多在古典的東西裏。”張維迎説。

　　市場邏輯引起世界巨變

　　“我們人類從會製造工具開始大約有250萬年的歷史，即使從智人的時代開始算也有15—20萬年的歷史，可以説，人類在漫長的歷史當中其實進步非常非常慢。200年前，世界各國人們過的生活可能跟古羅馬時代差不了很多，甚至有的地方還不如古羅馬時代。但是過去的200年裏，各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差距也日益明顯。”張維迎説，世界發生轉變就是最近這兩百年。1500年的時候，世界最富的國家和最窮的國家人均G D P比大概就是三倍左右，現在最富的國家和最窮的國家差距可能有四百多倍。而對於中國來講，真正大的變化就發生在過去的二三十年時間裏。

　　張維迎表示，人類在過去兩百年、中國在過去三十年能取得這樣大的成就，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得益於“市場的邏輯”。從公元元年到公元1800年，技術進步率僅為0.05%，而過去兩百年大約為1 .5%，過去兩百年的進步是過去1800年的三十倍。“今天，美國有一個什麼技術，很快中國就有了，比如説蘋果剛發佈ipad上市的消息，很快中國就有人開始使用ipad了，技術進步的速度和技術傳播的速度為什麼如此之快，因為這裡麵包含著市場邏輯。”張維迎説。

　　什麼是“市場邏輯”？張維迎這樣解釋：人類從古到今都有一個基本目標，就是追求幸福。追求幸福大致有兩種辦法，第一種辦法就是通過使別人不幸福，而自己幸福。第二種辦法就是通過使別人幸福，最終使自己幸福。張維迎説：“第二種方式叫市場的邏輯。我們人類都在追求幸福，如果我們有這樣一個機制，在這個機制下，你要自己幸福首先要使別人幸福，那我們追求幸福的過程就會變成一個創造財富的過程。你要比別人活得好，那你就要給別人創造東西，這樣我們就有了好多新的産品可以享受。”

　　張維迎表示，之所以我們今天能享受這麼多的産品種類，我們的生活改善這麼大，其實都源自這樣一個基本的邏輯。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人類正是在兩種方法中不斷地搖擺，直到今天這兩種方法都在使用。有些人是在琢磨怎麼把別人的財富拿到自己手裏，另一些人是在琢磨怎麼能為別人創造更多的財富。“中國人有一句話叫‘不打不成交’，人類追求幸福的過程一開始都是打，打的過程中發現往往結果是兩敗俱傷，最後發現打不是一個最好的辦法，我們就開始‘交’，交換，就是和平共處，互利互惠。”張維迎説。

　　他舉了二戰的例子説，日本和德國都想通過打變成世界強國，卻最終把自己推向了深淵。二戰之後，日本和德國幾近毀滅。相反，在二戰之後的三十年的時間，日本和德國分別變成了世界第二和第三的經濟強國，靠的正是市場的邏輯。它們通過創造與貿易，給其他的國家創造他們喜歡的産品，使自己的國家富強起來。中國過去三十年，走的也是這樣一個市場道路。

　　現在社會上普遍有種思想，認為市場經濟跟道德是相衝突的。張維迎認為，通過自己對市場邏輯的解釋可以看出，它們不僅不衝突，而且完全是一致的，市場經濟是使道德準則變成一種實實在在的可持續發揮作用的機制。“如果你追求自己的利益沒有損害到他人，那這種行為就是道德的；如果你追求自己的利益是通過損害他人的辦法，就是不道德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的邏輯恰恰是整個人類基本的道德準則。”他説。

　　張維迎近期言論：

　　張維迎稱行政手段干預物價是倒退 呼籲大家重讀國富論

　　張維迎：企業家要把客戶搞舒服 而非把政府官員搞舒服

　　張維迎：若刺激需求可發展經濟 我們早進入共産主義社會

　　張維迎：政府有些政策像新手開汽車猛踩油門猛剎車

　　“市場邏輯”概念最早源於我國

　　“我們經常會覺得市場理性、市場邏輯這些都是西方的東西，其實這些是我們中國人的智慧，或者説是所有人類共同的智慧。”張維迎説。比如“市場邏輯”這個概念，在亞當斯密《國富論》裏被較早提及。《國富論》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通過自由競爭，一隻看不見的手可以使每個人把追求自己的利益變成創造社會財富的過程。

　　而亞當斯密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法國重農學派的影響，重農學派有一位代表人物叫魁奈。亞當斯密給蘇格蘭一個家庭當家庭教師的時候，曾經跟著這個家庭去法國待了兩年時間。在巴黎，亞當斯密跟這些重農學派有過交流，見過魁奈。

　　《國富論》裏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這些重農學派的自由放任思想所影響。而法國自由放任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又是受中國古典思想的影響。17世紀至18世紀，大量的中國古典思想，包括《論語》、《道德經》都被翻譯成外文，而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魁奈當時被稱為歐洲的中國人。

　　《道德經》的一個基本思想是無為而治。老子的無為而治的思想翻譯成法文的意思就是自由放任。老子的《道德經》第81章裏有句話，“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當你為他人著想時你才能獲得財富，你給予別人的越多，你自己得到的才越多，這和市場邏輯是一致的。

　　《貨殖列傳》裏也説：“善者因之，其次順之，再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這句話的現實意義就是説，一個好的政府要順其自然，讓人們通過追求自己的利益獲得幸福，獲得財富。其次要利導之，進行利益導向使他做得更好，差的是整齊之，規定這個能幹，那個不能幹。最糟糕的是“與之爭”，與民爭利，就像政府辦的好多企業，與民間企業爭利，是最下等的一種做法。

　　“市場邏輯理念雖不是西方的東西，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在過去的兩百年西方把這個邏輯發揮到了極致，而在中國則一直受到壓抑。所以，我們沒有能夠很好地發展。我們現在國力強盛了，我們可能需要重新去思考，很多偉大的思想可能在中國古典思想裏都包含著。”張維迎説。

　　過去兩百年，因為我們一直在國際發展中處於落後地位，我們受這個影響，有些不太自信，其實在18世紀之前，歐洲人對中國的文化，對中國的哲學思想是非常崇尚的。工業革命之後，隨著西方的崛起，就出現了所謂歐洲中心主義。歐洲中心主義把其他的民族都當作野蠻民族，認為只有他們自己是一個最文明的民族。

　　“所以，我們本質上就覺得矮人一等，這就是中國人思考問題的一個潛在心理。有些表現得很民族主義的人，本質上是一種自卑，我們現在很難用平常心看待世界，與我們接受的這樣一種教育理唸有很大的關係。”張維迎説。

　　市場邏輯運作的前提是個人自由與財産權利

　　市場本身的邏輯是先創造財富再通過令人幸福而最終自己獲得幸福，這本身包含個人自由與財産權利的前提。如果它不是建立在自由和持有産權的基礎上，掠奪財富就可能會成為一種常態，那麼在這種掠奪制度下，是不可能給他人和自己同時帶來幸福的。張維迎表示，任何一個企業的收入都來自其産品的價值，價值的概念就是自由的談判，自由的交換。“好比我買這個礦泉水，如果這個礦泉水給我帶來的價值沒有我付出的價值高，那我肯定不會買。所以，當我願意買這個礦泉水的時候，自然這個礦泉水本身一定是使我滿意的。只有我自由的選擇，我自己的權利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才能達到這個結果。”他説。

　　在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中，企業之間的競爭，本質上就是怎麼為消費者創造更多的消費者剩餘。誰能為消費者創造消費者剩餘，誰就能獲得這個市場，誰給別人帶來的幸福多，誰就能夠獲得利潤，獲得收益。任何一個企業，它索取的價格不可能超過他給消費者創造的總價值。“我們很多企業界人士，他們需要記住的就是只有使消費者舒服，才能賺錢。當然，在中國，好多情況下企業家不是怎麼使消費者變得舒服，而是怎麼使政府官員變得舒服，為什麼呢？就是強盜的邏輯在起作用，它獲得收益是通過某種特權，而不是通過平等的交換而獲得的。”張維迎説。

　　他表示，中國改革是一個市場化的過程，這個市場化可以一般性地理解為價格自由化，企業民營化，還有行政權力地方分權化。但是貫穿在所有這些問題背後的核心其實是讓個人自由與財産權利得到保證。在計劃經濟之下，每個人沒有自由支配其選擇交換的權利，必須服從計劃的安排。計劃經濟體制下，名義上財産是公有的，其實本質上也是個人的，因為國家、政府都只是一個機構，它不可能行使權利，行使權利無論在任何體制下都是個人。所以在計劃經濟下，所有權利都是建立在職位的基礎上的，而市場經濟的權利定義在財産基礎上。

　　在計劃經濟下，如果一個人要獲得使用資源的權利，指揮他人的權力，必須要進入政府，進入國有部門。任何權利首先要獲得政府內部的職位。政府內部的職位本身又有很多種類，從下到上，越到上面權利就越大。計劃經濟下，就連一個人出差旅行，他坐火車究竟是坐硬座、硬臥還是軟臥都是由他的職位決定的。甚至去醫院看病，哪個醫院看病，什麼大夫給看病都是由職位決定的。甚至那時一個人獲得什麼樣的信息，也是由他的權力決定的。因為當時很多東西都是內部文件，所以職位高的人獲取的信息就多，反之就少，信息的享有權利(權力)都是不一樣的。

　　市場經濟就完全不一樣了。市場經濟下只要一個人有錢，那他就可以坐過去只有局級幹部才能坐的軟臥，更有錢的可以坐飛機。過去別墅只能部級幹部才能享有，現在如果有錢，他住的房子可以超過中央領導。這就是社會發生的變化，正所謂“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聚萬金能與王者同樂”。整個改革三十年就可以理解為從基於職位權利到基於財産權利的變化。

　　不過張維迎同時表示，我國改革三十年雖然成就很大，但也必須承認我們還有很多問題沒有解決，比如説腐敗問題。張維迎表示，我國現階段的腐敗問題，其實還是源於體制改革不到位。腐敗歸根到底還是由職權導致的。職權和産權的重大區別，在於職權不能有償轉讓。所以，當一個官員在其位時，由於他所指揮的大筆資産不屬於他，而且他離開這個位置後就不能再指揮這筆資産。那麼，他在在位的時候就很可能充分利用權力謀取私人利益。

　　“目前中國職權和産權同時共存，有些人獲得財富變得富有了，不是由於他給別人帶來幸福，創造價值，而是通過政府的權力獲得稀缺資源。而有些官員也希望通過權力尋租給自己帶來利益。所以，中國要真正解決腐敗問題，仍然需要繼續改革。”張維迎説。

　　未來我國構建市場邏輯重在建立市場信任

　　“信任，在市場經濟中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如果沒有信任，市場經濟不可能運轉。”張維迎説。古代社會依靠的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式經濟模式，糧食是自己打的，蔬菜是自己種的，所以可以放心地食用。而現如今我們每天吃的東西、穿的東西、用的東西基本全都不是自己生産的。生産東西的人不消費，消費東西的人不生産，兩者有時甚至相距千里。所以如何讓各個市場主體之間相互信任，對於我們的市場經濟尤為重要，缺少它，市場經濟不可能運轉。

　　對於如何在市場經濟下建立信任，張維迎認為關鍵還是要健全連帶責任。“公元前350多年前，秦國的秦孝公當政的時候，他聘請商鞅進行變法。商鞅變法裏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管理措施就是連坐制，十戶編成一組，五戶一組，所有編組裏的人承擔連帶責任，一個人犯法，株連九族，這個制度對皇帝統治是非常重要的，它形成了一個自我監管機制。連坐制對中國的統一非常重要。”

　　張維迎表示，其實現代社會市場經濟也可以理解為一種連坐制或者連帶責任。不同的是，古代的連坐制是建立在血緣關係和地緣關繫上，而現在的連帶責任是建立在契約關繫上。企業産權制度理論認為，一是企業的老闆對所有的員工要承擔連帶責任，老闆意味著替別人承擔連帶責任；二是下游的企業要為上遊的企業承擔連帶責任。

　　企業的責任是一個鏈條，下游的企業要為上遊的企業承擔連帶責任。“比如你開一輛寶馬車，開到高速路上突然軸承斷了，你受傷了，誰負責任？寶馬公司負責任。即使事故原因是由鋼材不合格導致的，而鋼材企業生産的鋼材，離生産寶馬的汽車公司相差好幾個環節，汽車有一級供應商、二級供應商直至五級供應商等等，寶馬背後有成千上萬的供應商，寶馬公司都要對所有的供應商承擔連帶責任，這就是市場的奧妙。”張維迎説。

　　張維迎同時認為，一個人有多大承擔責任的能力，才能掙多大的錢。“如果你有本事能為一個人承擔責任，你就當一個個體戶，如果你可以為十個人承擔責任，你就管十個人的企業，如果你可以為一萬個人承擔責任，你可以管一萬個人的企業，為十萬個人承擔責任，管十萬人的企業。企業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老闆承擔責任的能力有多大，而這個能力包括你的管理技能，比如你有沒有辦法設置一個很好的激勵制度，監督制度。”

　　張維迎以三聚氰胺為例：“2008年中國出的最大的食品事件就是三聚氰胺事件，好多牛奶公司都認為很冤，這個三聚氰胺不是他摻加進去的，蒙牛自己養的奶牛生産的牛奶賣到市場上沒有三聚氰胺，三聚氰胺是奶站加進去的，但是對不起，你作為牛奶公司，要賺這個錢，就要對成千上萬的奶農、數十個奶站承擔全部連帶責任。出問題了你就要賠償。最後，三鹿垮臺了，老闆還要被槍斃。你沒有這個能力，那你就一定出問題。這一點對我們理解市場邏輯也是非常重要的。”

　　對於市場信任機制的建立，張維迎表示，壟斷企業的出現可能是有利的，如果一味地進行反壟斷，反而會損害我們的福利。如果一個行業裏有非常多的企業，每一個企業都讓價格發揮作用，這個社會就不會有信任。任何一個行業，最後競爭剩下來的必然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信譽良好的大企業。這種寡頭壟斷的市場對人類發展可能是最合適的。這些有信譽的大企業的出現，有利於我們建立對市場的信任，是符合市場邏輯的。如果人為地拆分這個市場，可能不是改善了我們的福利，而是損害了我們的福利。

　　現場問答

　　問：我看過您的書，市場的確帶給我們很多福利。但是市場本身是非常複雜的，也很脆弱，同時它具有外部性。這種外部性應該如何解決？

　　答：第一點，外部性是與産權有關的。公有制機構都具有外部性，因為在這裡的人幹什麼都可以不負責任，這就會産生外部性。引入産權，就可以有效制約。第二，有技術上的難度。定義産權很難，但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已經越來越好定義。

　　我認為，解決外部性問題最好還是靠市場。比如控制環境污染，怎麼控制？到什麼程度是合適的？現在開始有了碳交易，芝加哥有7號交易所。通過市場交易來解決這個問題。甚至救災這種問題，也是哪個地方市場機制發展得好，哪個地方的救援情況就好。有好多領域我們可能覺得市場不能起作用，但是其實不是市場不能起作用，而是我們沒有讓它起作用。

　　問：如果不打破城鄉的二元體制，不改變國民財富的分配格局，擴大國內市場從何談起呢？您覺得這種狀況和您對自由市場的倡導是不是相合的呢？

　　答：你提的這個問題很好，我完全同意，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本身就是一個怪現象，這是一種制度性的安排。全世界都有城市化的過程，但是中國有個特點，就是我們有城市身份和農村身份，現在北京有五百萬外地人沒有北京戶口，大量的農民在城裏，但是不享受城裏的條件，這對市場發展是一個很大的制約，現在的中國城市化有些虛假，到2007年城市人口是45%，但真正有城市戶口的只有33%，有12%的人沒有城市戶口，這些我覺得應該儘快地去解決。我覺得這與我講的沒有矛盾。

　　再進一步講，一個市場，在中國分為農村市場、城市市場，這本身聽起來就有點荒唐。其實大家多看一點歷史就會知道，有一些東西並不是我們所獨有的，包括我們講的鄉鎮企業，所有的國家發展都是從“鄉鎮企業”開始，英國人當初也是從鄉鎮企業開始發展。英國人開始發展紡織業，跟溫州人的家庭工廠是一樣的，美國工業也是從鄉鎮企業開始的，當初的一個小鎮最後變成了大城市，這些都沒有獨特性，我們真正的獨特性就是在制度方面的一些限制，中國的鄉鎮企業是鄉和鎮的政府擁有的，這就是我們的鄉鎮企業獨有的。

　　問：現在社會上有種説法，説人民幣匯率在沒有形成一個自由變動機制的情況下，所有出口盈餘的部分都變成了國內的通貨膨脹因素，我不知道這個説法是不是正確，如果正確，您覺得現在的情況下有什麼解決辦法？

　　答：我理解是這個意思，因為我們現在出口盈餘很多，外匯賣給央行，央行不斷地收入美元，放出人民幣，儲備多了，本幣就要大量地外放。所以，就變成通貨膨脹的壓力。當然央行現在買回來一些央票。你講的匯率問題，我想談一點，美國人對待匯率問題太政治化，中國人對待匯率問題太情緒化，這都不好。這個問題，還是要看什麼是對我們最好的，我個人認為人民幣適當升值對美國沒什麼好處，但是對中國有很大的好處，會使美國人付出更多。如果美國人願意把它的東西都免費送給我們，中國人應該高興才是，中國的東西免費送給美國人，美國人應該高興才是。這是我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