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十年遠離書壇。説清高也好，言作態也罷，只有自己最清楚，其實抽身的只是名利場裏的喧鬧和浮躁，對於書法，從未遠離。

       來去皆因舍不下。在書壇人微言輕，但一些話不吐不快。

       書是小道，亦是大道

       想起工作中的一個故事。有一回歐陽中石先生出境，剪輯完的片子裏，給先生打的字幕是“書法家”。我看到後建議同事換個説法。在我心目中，用“書法家”是遠遠無法概括歐陽先生的淵博學識的，而如今動輒把“書法家”這個稱呼當做一種名頭、一種職業，不光形容今人，更以此定義古代文化大家，在我看來實在有些可笑。

       從“二王”到顏、柳、歐、趙，從褚遂良到蘇軾、黃庭堅，直至現當代的林散之、啟功、沙孟海諸先生，有哪一個是只鑽研書法、只精通書藝的“偏才”？要成為書法“家”，首先必須是文化“大家”。

       與詩歌、繪畫等中國傳統藝術門類不同，書法是抽象的藝術，更是綜合的藝術。唐代張懷瓘形容書法為“無聲之音，無形之相”，説的正是其“無聲而具音樂之和諧，無色而具繪畫之燦爛”的精妙。也正是這種符號性、抽象性，以及對美更具普遍性、概念性的表達，決定了無論是書法的創作者還是欣賞者，都需要有更為深厚的文化功底作鋪墊。

       “筆跡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鐘繇的十個字，點出了書法藝術對整個中國文化的表現意義，書家正是用一管筆，在時空和虛實之間穿行，留下超越歷史之外的對生命的體悟。於是，我又想起了南朝王僧虔提出的“神彩”説——“書之妙道，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于古人”，書道重“風神”，大概也是其區別於其他藝術的重要內在精神特質。

       是的，就因為書法超越“形”與“象”，在形式之外，更看重的是其追求的“氣韻”，所以正如張懷瓘所説，“研美功用者居下”，真正的大家是“有風神骨氣者”。

       而恰恰是這作為精魂的風神氣韻，不是只“專心”于書法本身的“書匠”能勝任的。所謂“字有態度，心之輔也，心悟非心，合於妙也”，字裏的精神，正是寫字人的精神所傳遞上去的。所以，必有基於大量知識而得的“文化”，在文化之上對內心與外界的深刻理解，在理解之後對世界、對生命的體悟，才能“意在筆先”，才能落筆便是姿態橫生，便有氣度超邁。

       對欣賞書法者而言，亦然。

       記得小時候大人給我講神話故事，説造字的倉頡有四隻眼睛，能洞穿天地，造出驚天地、泣鬼神的文字來。又講故事説，蔡邕在嵩山學書時，夜晚于朦朧之中，有人傳授給他一本《九勢》，之後此人便在頃刻間消失無蹤。凡此種種，都説明了在國人心目中，書法不光是藝術那麼簡單，其帶有神秘主義色彩，內中藏有天地精神、宇宙玄妙。因此要想能看到寥寥幾筆中的氣象萬千，胸中沒有丘壑，定是無法參透的。

       所以，書法，又不是書法。

       一來，書法與繪畫、音樂、舞蹈一樣，是表達內心與外界體悟的一種手段、一個渠道。縱然，得心應手的技藝是表達情感和理解的介質，但如果缺乏了體悟本身，空有筆一管、紙一張、技藝幾分，從心無所得，那手又何從應呢？

       二來，我聯想到戲曲界，早年戲班文武場裏打鼓的先生，必要把場上的其他行當都學會了，方能打出一手好鼓，這在梨園叫“六場通透”。而工業文明開始後，一切以效率為先的“泰勒主義”大行其道，分工似乎就成為勢不可擋的“滾滾車輪”，順之者昌，逆之者亡。但請注意，畢竟書者不是“寫大字”的工具，而作品亦非純以勞動量定價值的“産品”，那些無法量化的精神、氣韻，在這個匆匆向前的世界裏彌足珍貴。藝術，還是應該走向“綜合”的。

       我反對為歐陽先生只打上“書法家”的名號，因為，“書”是小道，又因為，“書”是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