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清晨，我走進北京紫竹院公園的東門，透過一層薄霧，撲面而來的是濃濃的綠意，蔭蔭的翠竹，碧碧的湖水，讓人轉瞬就仿佛從浮躁轉入了寧靜。穿過這一片靜靜的園地，我來到史國良所住的小區，見到了這位身材魁梧、一身僧衣的畫僧。他長著一張標準的國字臉，眼窩略有些深陷。他家客廳的墻上挂著名家的畫作，桌上擺放著一尊佛像，房間佈置得既像僧室、又像畫室，樸素的布藝沙發邊是一束怒放的粉紫色劍蘭。坐在沙發上，我們聊了起來。

       記：據説您小的時候，家境不是太好，但是卻很喜歡繪畫，最後走上這條路也有很多坎坷而艱辛的故事。

       史：是，我小時候生活真的是很貧困，因為趕上了這麼一個時期，就是60年，60年以前。再加上我家一些特殊情況，因為我家孩子比較多，只有我父親一個工人，只有他一個去做工，工資又很少。那些錢根本沒辦法養活一家人。小時候，印象最深的就是餓。一個孩子多，經濟困難，（所以）餓；再一個，那個特殊的時代，我相信（當時）所有的人對這個字都會刻骨銘心的。

       記：是一種饑餓的狀態？

       史：對，經常感覺餓得頭昏眼花的。地裏的野菜我都認識，什麼野菜能吃、什麼野菜叫什麼，哪個樹葉能吃，哪個樹芽能吃、怎麼吃，我都非常非常清楚。那麼這些東西對我後來的藝術創作(來説)是個無形的寶藏。讓我很容易就和老百姓，跟我所畫的人物、跟那種特殊的生活聯絡起來。

       有人説，史國良的畫充滿了生活的氣息，畫面表現的是友情、是母愛，是人性的流露，史國良告訴我：自己進行藝術創作時，最重要的源泉就是小時候的這種生活積累。

       記：那您小時候生活這麼艱難的話，最開始是怎麼跟繪畫結緣的呢？

       史：我想我也跟很多孩子一樣，從小就有一種天性，喜歡塗鴉，喜歡拿著紙到處畫。凡是拿個東西，就喜歡亂畫，就想表現。因為我那時候家裏很窮，孩子又多，沒有人給你更多的照顧。那麼我需要一個東西來安慰我，喜歡這樣做，而且不孤獨。而且我從小、很弱、很自卑，被人家欺負，被人家追著打，所以我特別自卑。我只有在畫畫的時候，大家會表揚我、家長也會表揚我，身邊的人也會表揚我。大家都會説：“這個小孩，將來能當個小畫家。”我就在裏面得到一種力量和溫暖。只有在這裡面，我能找到一種自信，把我受的委屈也好、或者是辛酸也好，我覺得我能給忘掉、給抵銷了。我需要這種溫暖、需要這種自信，所以就拼命去畫、繼續畫。

       我從小學到中學，經常給老師畫一些教科圖。其實挺辛苦的事，又耽誤學習，但是我覺得挺光榮的。老師在臺上講課，挂著那圖。我就在底下欣賞，我説：這是我畫的，這是我畫的。我老有這種感覺，呆會兒，老師説：史國良，你站起來，我説的這是怎麼回事。這時候，我就傻了。根本沒聽進去，但是在裏面有一種滿足。

       記：那個時候，人家都説，這個孩子是個小畫家，那你是怎麼勾畫自己的未來的？

       史：我覺得，畫家對我是很神秘的事，那會兒要説你是個什麼家，那都是不得了的事。我爸就曾經這樣跟我説：三兒，你將來要是當了畫家，你將來吃的香蕉啊，你就不用吃黑皮的。你就天天有肉吃。因為我小時候，只有在過年的時候，大年初一會吃一碗肉。我爸這麼一鼓勵，又有好香蕉吃，又有肉吃，又有新衣服穿。哇，這多好的一個未來呀，我特興奮，那我一定得當畫家。

       小的時候，史國良穿的是姐姐們剩下的舊衣服。他是男孩，那些女孩子穿的花衣服給他穿之前，要再染染色，染成黑的。可是，時間一長，衣服多洗幾遍以後，就被陽光照得褪了色，露出裏面的花色，為這，小夥伴們經常取笑他，他也感到難為情。但是，在他畫畫的時候，他的心卻很快樂、很自豪。

       史：每到放學以後，我就在那兒弄黑板報，大家都走了、回家了，就我一個人在樓道裏，也沒人跟我吵，也沒人欺負你，也沒人罵你。每天自己在那兒，進入那種狀態，特別享受。大廳裏特別空，我就唱歌，一邊唱歌，一邊什麼(畫板報)，有時候是打著手電把這件事完成。

       70年代末、80年代初，史國良作品的題材多取自北方農村。後來，他卻改變了作品的表現主題，創作了以西藏宗教為題的巨作《添油燈的人們》及一系列西藏組畫，這和他後來的經歷有關。

       史：我很早以前，我更多的是畫北方的生活，畫北方的農村，比如説畫過紅旗譜，畫過小兵張嘎的插圖、封面，鼓書藝人。創作基地基本是以北方生活為主。78年研究生畢業以後，老師黃胄先生説：你應該選擇你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基地，去開拓一下。因為老師畫的是新疆，我覺得應該區別一下，就選擇了畫西藏。再有，西藏在我腦子裏很神秘，因為是看電影、畫報，畫冊，以前灌了很多這種東西。尤其是有一個電影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農奴》，裏面有很多很多特殊的音樂，特殊的光線、特殊的寺廟等等。到現在，想起這個事，我就很震撼，所以也有那麼一種情結，就是把你的感情都抓進去，投入進去。

       史國良第一次去藏區是在中央美術學院讀研究生的時候，那一次，他去了四川的阿壩藏區。

       史：第一次我就感覺到一種震撼，那種寬袍大袖，那種強烈，那種原始的狀態，那種特殊的生活。他們那種特殊的酥油味，我覺得對我都形成了一種衝擊。那個遼闊無邊的大草原上，遠遠看見一點紅，那點兒紅都是他們的紅頭巾、紅衣服。還有白雲，和地上的羊都連成一片了，再遠遠地聽到那些歌兒。哇，真刺激，喜歡。首先喜歡這個地方、喜歡這裡人的形象，這裡人的臉呀，被太陽曬得黑了，裹一個紅頭巾，或是裹上一個綠頭巾，都是最原始的那種顏色，我們叫原色，沒調過的那種顏色。大塊的黑、大塊的白，什麼都是一塊一塊的，我覺得有一種力度、有一種衝擊力。不光是視覺，我覺得心靈上都很震撼。我當時就決定，我要一輩子畫這個地方。現在想想也是一種緣份。

       最初去西藏的時候，因為語言不通、生活習慣不一樣，文化背景不一樣，史國良和藏民的溝通很困難，為此，他想了個辦法，給藏民們看手相。這個時候，他又有了新的發現。

       史：我就看見一個老太太，她大拇指這兒，就是手指甲蓋兒這個地方有一道深深的溝。我就特奇怪。一般人家有的(人)下巴磕兒有一道溝，她怎麼手指頭這兒有道溝呢？我一看：哇，她在摳那個念珠，就是摳出來的。擠壓得指甲蓋這兒一個坑，肉也有一個坑。都形成這樣了，結果好幾個老太太都是這樣的。哎呀，就這種東西過去沒發現，那種心理的歷程、人生的歷程，都濃縮在這個地方。

       和西藏的老人聊天時，史國良發現，這些篤信宗教的老人，生命雖然已經接近終點了，但他們關心的問題卻都是：我的兒子能怎麼樣呀？我的孫子能怎麼樣啊？我們家那條大牛能怎麼樣啊？聽得出，他們很依戀現實生活、依戀塵世、依戀兒女親情。

       記：那跟他的心理追求和精神追求，都不一樣？

       史：對，所以我覺得這特有意思。希望自己馬上升天，馬上進入極樂世界，同時對塵世間又這麼依戀，我覺得這就是人。

       記：很矛盾。

       史：嗯。我們現在人也經常生活在這麼一種矛盾中。所以，我覺得他內心中有很多要挖掘的。我過去是畫他的外面，現在我是走進去，從心裏面往外畫。因為西藏文化，從聽到的，到看到的都覺得有一種神秘的感覺，實際上，這種神秘的感覺只是一個現象，真正神秘現象的源泉來自於老百姓的心、來自於人。

       第一次和藏民的接觸，給史國良不僅帶來了視覺的衝擊，同時更帶來了心理的衝擊。1981年的冬天，作為解放軍藝術學院的一名教師，史國良帶著學生到西藏的芒康實習，這是他第二次來到藏區。當時因為大雪封山，他們回不去，就只好住在藏民家裏。

       史：我有一種真正深入生活的感覺。雖然這些很重復，但是你慢慢就會發現一些你過去不曾發現的一些細節。那個老太太的長頭髮、那個白髮就像氈子一樣。就是已經全粘在一塊兒了。還有我第一次看到老太太的乳房。她在家裏，上身也不穿著了。因為西藏的袍子就是這樣，等天氣熱了就脫下來，係在腰上，天冷的時候就穿上。你平時是看不到她們婦女把乳房裸露出來，但是因為我住在他們家裏，都熟了。老太太就在火旁邊捻線、做家務，我就看見她兩個乳房耷拉下來，就像兩個袋子。那小孩子，就是她的小孫子，就在一堆羊毛和草的小筐裏面，跟小狗一樣、特別可愛，還爬過來吃老太太的奶，哪還有奶水呀。(我)突然發現有一種情在裏面，是老人與孩子的，我們想象不出的特徵在裏面，那種生動、那種特徵，是你想不到的，是很多很多那種生活的細節，都是特別容易入畫的，從哪個角度都容易畫出來。然後，燒的那個火，再給他們一點兒火光。哎呀，真是非常非常好看。

       這幅生動的畫面深深地印在史國良的心中，直到今天，雖然時間已經過去20多年了，但他還清晰地記得當時的場景，記得那家女主人的名字“央金白瑪”。從那以後，藏民們獨特的生活和心靈感受就一直深深吸引著史國良，使他一次次拿起手中的畫筆去描繪藏民們神秘的生活，去表現他們豐富的心靈。

       他用畫筆描繪藏民臉上虔誠的微笑，他用內心去體會藏民生活中的艱難苦難。

       七進西藏的經歷和生活給史國良帶來了太多的感動和震撼，這片土地上的人們給他帶來了無數的創作靈感和藝術享受。

       史：我曾經發願，我要跟著西藏朝拜的人群。一到冬天，農忙季節一過，很多人會到拉薩磕頭。各地藏區的都會來，他們有的會從幾千里地以外，一步一磕頭，磕到拉薩去，有時候要磕幾年。我一直想跟著一個家庭，磕頭，走完這麼一個歷程。我試了幾天，真是不行。

       記：太艱苦了？

       史：太艱苦了，實在受不了。就像一種高密度的訓練一樣，只吃點兒糌粑、喝點水，又缺氧，繼續上路，就這樣。穿得又那麼破。你要是穿件新衣服，也會磨破的。我想如果一般正常的人在那兒，頂多在那兒堅持十天，再往下，絕對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