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為廣州美院校慶寫了一篇紀念文章，題目叫做《教學相長辟新途》，回顧了過去十七年在中國畫教學上的一些問題。有同志看了，鼓勵我再寫一篇有關我的國畫創作的文章。1980年，中國美術家協會在北京為我舉辦了一個個人的回顧畫展，展出包括3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半個世紀以來的作品。我也打算藉此總結一下過去，更想通過回顧畫展聽到各種有益的意見。正好《文藝研究》編輯部又來人約我寫一篇有關這方面內容的文章，我便趁熱打鐵地繼《教學相長辟新途》之後，接著寫了這些，題目叫做《我與國畫》。

        我從事中國畫創作，道路比較迂迴曲折，經歷也是坎坷不平的。其間有經驗也有教訓，還有些方面，尚待繼續實踐來檢驗它的成敗。但不管如何，我都盡可能把它們記下來。

        不動就沒有畫

        我從童年開始就喜愛塗鴉。雖然我生長在窮鄉僻壤的農村，生活很苦，但我不懂得什麼是苦。我熱愛周圍的景物，山水林泉，瓜菜花果，豬牛貓狗;我喜好捉蟲捕鳥，撈魚摸蝦，喂雞趕鴨和放紙鷂;我喜歡邊玩邊畫，拾起碎瓦片，撿來木炭柴就在曬谷場的地上畫起來。我讀小學時，曾經花過許多時間全部畫了中國的分省地圖。有一次借來了一本《芥子園畫譜》，我瞞著父親偷偷地將它全部臨摹了下來。我父親是一位小學教師，他會畫幾筆梅蘭菊竹，但不準我學畫畫，責備我畫畫荒廢了讀書的時光，將來沒有出息，所以我只好偷偷地畫我喜歡的東西，有時也的確耽誤了詩書課業，只顧忘餐廢寢偷偷畫。這時，我私下卻得到極大的滿足。

        抗日戰爭初期，我在中學唸書，在學校參加了抗日宣傳工作，開始用我的畫筆宣傳抗戰。我曾在一幅很大的竹布上畫了一張《來一個殺一個》的漫畫挂在家鄉陽江縣城的大街上。1938年我在廣州隨高劍父先生學畫，因廣州受日機空襲威脅便跟高老師到四會去畫畫。廣州陷入鐵蹄，我們也分散了。我背著一袋炒米過了兩個月的流浪生活，終於逃難到了澳門又找到了高老師，此後跟著他在澳門一間寺院裏住了兩年。這兩年中我畫了數十幅有關抗戰題材的中國畫，其中有《三灶島外所見》、《漁民之劫》(四聯屏)、《艇娃》等畫，曾于1939年參加莫斯科的中國畫展覽;另外還有《遊擊隊之家》、《中山難民》、《從城市撤退》(長卷)和《拾薪》等。1939年底我先後在澳門、香港、廣州灣舉行過抗戰畫展。1940年初我離開澳門經香港沙魚涌偷渡日敵封鎖線輾轉回到韶關，又先後去桂林、貴陽、昆明、重慶、成都等地舉行了抗戰畫展。當時，我這樣畫，到處展，完全出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心，自愧不能拿槍上陣，就只好以畫筆作武器，參加到抗敵救國的行列中來。

        本來，我離開澳門是下了決心回來參加抗戰的，當時的具體想法是希望跟隨抗戰部隊到前線去寫生，繼續畫我的抗戰畫。而到了韶關一看，蔣介石消極抗日，火藥味淡薄之極，我這個願望也落空了。但千里之行既已始於足下，就立志行萬里路。我第一站到了桂林，就給桂林山水吸引住了，我就畫了一個十多米長的《漓江百里圖》手卷。後來又到了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等省，先後畫了《峨眉煙雪》、《黃桷樹瀑布》、《岷江之秋》、《嘉陵江碼頭》、《老石匠》、《今日之教授》、《都江堰》、《自貢鹽井》等畫。當時，有位詩友為我寫過這樣一首詩：“客棹經春未擬還，似聞橐畫向韶關。獨開抗戰真能事，暮雨何時寫蜀山。”事實上，我真的僅能力行最後一句了。接著，我又去西北，經河西走廊，出嘉峪關，入祁連山而探勝到敦煌。像我這樣一個南方人，從來未見過塞外風光，大戈壁啦，雪山啦，冰河啦，駱駝隊與馬群啦，一望無際的草原，平沙無垠的荒漠，都使我覺得如入仙境。這些景物，古畫看不見，時人畫得很少，我是非把這些豐富多彩的素材如饑似渴地蒐集，分秒必爭地整理——把草圖構思，為創作準備不可的。這是使我一生受用不盡的繪畫藝術財富，也是使我進一步堅信生活是創作的泉源的寶貴實踐，用我當時的話來總結就是：動是畫因，不動就沒有畫。此行最後好不容易到了敦煌千佛洞，它便是名不虛傳的藝術寶庫。這座多彩多姿的佛教藝術之宮，顯示出我們祖國歷史文化之悠久，繪事成就之驚人，也體現出中華民族的偉大氣魄、智慧、毅力和創造精神，看了不由我不驚嘆，也不由我不夜以繼日地描摹。此行，我創作了《冰河飲馬》、《蒙民遷徒圖》、《黃河冰橋》、《塞外駝鈴》、《祁連放牧》等畫，並臨摹了七十余幅敦煌壁畫。這時，我更深刻體會到“行萬里路”的重大意義。當時，交通十分困難，有時邊走邊餓飯，在千辛萬苦的跋涉中免不了會遇著各種各樣的險情，但我熱愛我的旅途生活，在漫長艱苦的歷程中，意在“搜盡奇峰打草稿”，把祖國的錦繡河山都收入我的眼底，裝進我的胸中，描繪在我的筆下。我有一聯詩句曾經這般紀行和抒懷：“尺圖每自胸中出，萬里都經腳底行。”

        記得當初(1940年)我決定離澳門入內地而辭別高劍父老師的時候，他老人家很不高興;他不願我“出山”，擔心我吃不了苦，恐怕我為追名逐利而改了行，念了“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兩句古詩給我作臨別贈言。我此後也一直以此自戒，所以，我把畫室命名為“鑒泉居”。

        在戰亂的年月裏，要行萬里路，要到人生路不熟悉的大後方，這種毫無把握的“出山”，對我確是極大的考驗。那些年月我怎樣跑了七八個省?怎樣一步步踏向自己退而思其次的目標——“行腳有心師造化，手頭無處不江山”?當日靠的只有一條，就是自力更生，以畫養畫;也就是有十塊錢就走十塊錢的路，有多點路費就走遠一點路程，全程都是“以畫養畫”。但這樣在當時絕不容易。要養畫就要賣畫;要賣畫就要展覽;要開展覽會就要花本錢，作品要裝裱，會場要租金，還要招待協助展覽的有關人員吃飯。如果畫賣不掉，就要貼老本。有一次在成都，畫展還未結束，就逼我交會場的租金。當時有錢買畫的是些什麼人呢?絕大多數是地主、資本家，或發了國難財的暴發戶。他們根本不懂得什麼是藝術，只因有了錢，就要炫耀自己也有文化，才附庸風雅一番買幅畫挂在廳堂裏裝裝門面。但當時能賣錢的畫並不多，抗戰畫我不賣他們也不買，畫名山大川，勞苦大眾，少數民族的作品，因花費了心血，傾注了感情，縱使有人要買，由於我把它們看作親生兒女，怎麼也不願出賣。在我近年來舉辦的回顧展中，有不少就是這些作品，它們都是舊日我的展場上的“非賣品“，才留得到今天。記得1944年我在重慶舉行西北紀遊畫展時，一位駐重慶的美國新聞處長看中了我那批敦煌壁畫臨品，他通過國民黨中央社的關係表示要買下，並聲明不管要價多少都願意付出，但我堅決回絕了：“這些是非賣品，出多少美金也不能賣。”這批畫至今幸而保存下來。為了解決實際問題，我就試畫一幅玫瑰花展覽出去，藉以適應那些買主的口胃。沒想到這畫一挂出來，就引起了他們的興趣，幾天內預訂重畫這張畫的竟達二十多起。這樣，一下子雖然馬上解救了我當時的窘境，但是我卻為此吃盡不是滋味的苦頭——畫展一結束，在一段時間內我就得像印刷機一樣天天臨摹自己的玫瑰花，這分明不是我樂意幹的，我倒胃了：何必為幾個錢出賣自己的靈魂呢?當時我曾發過誓，今後再也不畫玫瑰。

        沒有良師益友就沒有我

        當我回憶起這些，連我自己也自問，當年萬里行的勇氣和決心從哪來呢?有人讀過我那兩句詩——“曾憂泉水出山濁，砥礪終生幸自持”——也問我未負師望的原因何在?對這些問題，我總是一下子講不清。約略地講，我出生在革命發源地廣東，又受過“五四”運動的洗禮，在學生時代還參加過宣傳抗戰活動，也讀過魯迅先生的著作和鄒韜奮先生主編的《生活雜誌》等進步書刊。這些精神食糧哺育著我追求進步的願望和愛國主義的思想，從而産生不滿現實的情緒，對當時畫壇的現狀尤其不以為然。我從小雖也受過父親“書香傳世代”的影響，較多和較早地接觸到傳統文化，讀古文，念詩詞，看國畫……但總和自己當時要求進步的生活理想和藝術思想抵觸很大。我的興趣在繪畫，所以當我第一次見到嶺南畫派充滿革新精神的作品時，耳目為之一新，馬上便産生一種仰慕之情;特別是對高劍父先生的創新之作，無限敬佩。在當時他這位“革命畫師”的革命精神感召之下，我得到了啟發，找到了方向，曾自發地作過不少盲目的探索和嘗試。又當我一旦受到他的青睞而且被免費收為徒弟時，我只覺得這是我畢生最大的安慰，也是最大的幸福!我無法抑制自己心情的激動，只有無條件地擁護他所提倡的革新中國畫的主張，並把它作為自己堅定的信念而孜孜不倦地步趨實踐。再當我離開高師而投身萬里之行的途程，這個堅定的信念始終牢牢地維繫住我，鼓舞著我。俗話説，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離開了老師，等於離開了父母，處在舊時代，初出茅廬，艱難可以想見。沒想到的是，我的抗戰畫展竟受到觀眾格外的歡迎。但這並不是説，我的藝術怎樣高明，之所以得人心是所畫出自抗戰。因此我每每在畫展時認識許多朋友，到處都意外地得到一些新交的鼓勵與支持，特別是各地的進步文化人;他們都成了我的依靠力量和可靠後盾，我氣餒時他們給我打氣，有困難時他們扶我一把。每次畫展，我都聽取到各種不同的意見，其中絕大部分都是表揚和讚許我的。對於這些，我一直像荀子所雲那樣來對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謅諛我者，吾賊也。”回想起來，如果不是有這些新交故知，良師益友的指點和扶掖，在當時要行萬里路是不可能的。

        我的抗戰畫第一次在澳門展出，葉淺予、張光宇從香港來看，還邀請我到香港舉行展覽會;葉淺予在《今日中國》用兩個版面發表我的抗戰畫，張光宇則在《星島日報》為我出版了抗戰畫展專刊，《大公報》(香港)也為畫展出版了專刊，還有不少進步作家為我的畫展寫了評介文章。當抗戰畫展在桂林舉行的時候，夏衍同志在《救亡日報》為畫展出版了特刊，但也竟有人寫匿名信責怪夏衍對我的支持，為此，夏衍同志又曾為我寫了一篇説公道話的文章，後來這篇文章還編入了他的雜文集。1944年，我的西北紀遊畫展在重慶舉行，郭沫若同志專程來看了展覽，對我的創作道路作了充分的肯定，並將他的評論，寫成長篇跋語，吟成六首七絕，分別題在《塞外駝鈴》和《蒙民牧居》兩幅展品上。1948年我出版《西南北紀遊畫集》、《南洋紀遊畫集》時，徐悲鴻為畫集親撰並手書序文，對我的寫生之作給予了較高的評價。抗戰期間，在我所走過的許多地方，我都舉行了抗戰畫展或寫生畫展，其中在桂林、重慶、成都三個地方舉行展覽的次數較多，尤其在成都，我長住了三四年，舉行畫展達五六次之多。和“以文會友”一樣，我是“以畫會友”，在展覽會上結識許多進步的文藝家，他們都鼓舞我再接再厲勇往直前，是鞭策我“砥礪終生幸自持”的重要力量。

        在我趕腳的行程中，舉行畫展的過程中，還經常碰到不少實際困難。就説在澳門舉行的第一次畫展吧——真可謂萬事起頭難。我難居澳門時期是很狼狽的，常常要餓飯。要不是高老師資助，我是無法繼續學畫的。除了膳費之外，畫畫的開銷也很大，兩年積累下來一些作品，確是來之不易。為了清還欠債，為了籌劃入內地的川資，便下決心開個畫展，但開畫展首先得花本錢，因為作品不裝裱是無法陳列展出的。正在為此發愁時，就得到寺院裏的慧因和尚慷慨的支持，他全部替我解決了展品的裝裱問題。否則，所謂“萬里之行”，確難“始於足下”。這位慈悲的大師，不幸前幾年去世了，我以還未曾報答他的恩德而內疚。上段説過的在成都碰到的我被逼收展場租金的事，的確令人氣憤。正巧這次畫展的第一天，張大千先生第一個到展場來看我的畫，一見面他就問我，哪張畫定價最高，他要買，並立刻吩咐同來的人替他交了現款。我記得那是一張峨眉山寫生畫，價錢多少我忘記了，大約足夠我數月的開支。當時自這畫挂上張大千的紅紙訂條之後，許多不懂畫的買主也紛紛爭購我的作品。我正當流落異鄉，像行腳僧一樣靠自己的手腳來養活自己的藝術，而且正處在被逼債的窘境，大千先生於此時伸出援手，真叫我感激涕零!他是當地一個知名大畫家，也是長輩，如此提掖後進，我至今還感銘不盡。1983年新春，美國休士敦貝勒醫學院林文傑教授來廣州，他説去香港後將到台灣看望張大千先生，我在他面前提起過這件往事，並托他帶一個榮寶齋印製我畫的梅花賀年卡給張大千先生，上面還寫了祝藝術常青幾個字。未想到只隔了不到一百天，大千先生就與世長辭了。我寫了悼詩一首——“夙結敦煌緣，新圖兩地牽。壽芝天妒美，隔岸哭張愛。”——聊寄哀思于萬一。大約1942年，陳之佛在重慶國立藝專當校長，他通過陳樹人師伯動員我到藝專當教授。這之前，我在重慶舉行展覽時認識了趙望雲，一見如故，一拍即合，約好了到西北去寫生。於是，我便把教授的聘書退了。帶著不久前刻好的一塊“嶺南布衣”的圖章，以示矢志畫藝，與趙望雲一道，繼續行我的萬里路。趙望雲是一位旅行寫生很有經驗和成就的專家，曾在天津《大公報》長期發表農村寫生畫，還由馮玉祥配上詩歌見報。從1943年夏至1945年春，我與趙望雲在大西北走了一年多。由於我倆都有“行萬里路”的志願，互投志趣，互作鼓勵，互相切磋，互為師友。他的真摯畫友情誼，給我的幫助也很大。先是，若受聘藝專，為人之師只能是支出，囿于見聞，收穫不會很大，而趙我相約，開拓大西北的天地，所擴展的胸襟與眼界，又豈可與當教授同日而語?一個人的事業成就，良師益友的關切固然起作用，夫妻伴侶的相助也很有關係。我妻子對我的藝術事業不但沒有拖後腿，而且可以説，她對我的匡助是無微不至的。如果我的藝術有什麼成就，應該有她一半功勞。就説萬里之行吧，她一直伴隨著我，處處無所不在，無論怎樣困厄，從未聽她叫過半句苦，反而給我安慰和鼓勵，並千方百計替我解決困難。這是因為我們有著共同的奮鬥目標，她把我的事業看作也是她自己的事業，因而藝術觀點一致，甘苦沫淚相濡。想當年我倆相偕旅次西北，騎著駱駝或騾馬驅馳于河西走廊之間，渴則啃瓜代水，餓則嚼鍋魁充饑，有時還受饑寒交迫，生活條件十分艱苦。及至輾轉到了敦煌，天天往佛洞裏鑽，如果沒有她在旁打燈照明，在洞裏當日陰暗的光線下根本無法開展工作，更休論我的七十余幅臨品能一氣摹成了。

        在我以往尋找立錐之地的顛沛流離的歲月中，扶助過我，有德于我的同行或非同行的前輩或朋友還很多。當我寫這段文字的時候，我還特別記起當日來看我的畫展的過往貨車司機，他們多是廣東同鄉，往往靠了他們的熱情幫助，我才得到從旅程的這站走向那站的方便，他們都是不留名字的良師益友。所有這些知名和無名的良師益友，我都從心底感謝他們，並學習他們做人的美德。

        日寇投降後，我這個流浪漢的萬里行告一段落了。1946年，我從四川回到光復後的廣州。1947年，高劍父老師被任命為廣州市立藝專校長，我奉師命參加了學校的教學工作，名義是教授兼國畫科主任。這是我第一次從事美術教學工作，自然感到很不習慣，不時還留戀那些旅行寫生的流浪生涯——“真山好水心頭動，樂地歡天苦裏尋”;“會情遇境狂圖寫，流水行雲浪踏歌”——我好像已無法離開那種“苦味無窮，樂在其中”的生活;我已把我的詩句凝成了這八個字，並且曾把這八個字銘刻在石印上。終於，到1948年，我又到東南亞各地走了半年，把在國內多年來的寫生作品帶到南洋去展覽，又畫些南洋的風土人物畫帶回來祖國各地展出，互相交流。我是這樣想，也這樣做了。此行第一站是乘飛機到泰國曼谷，然後坐火車經檳榔嶼，過吉隆坡達新加坡，半年來走了不少地方，總覺得南洋風光與塞外景色大不一樣，印象非常新鮮。我最喜歡湄南河的水上市集，坐在芭蕾舞鞋般的木舟上遊弋于市集上，晨風吹送陣陣的花香，入眼儘是豐碩多彩的亞熱帶瓜果，當地土人艷麗多姿的服飾，海島風尚，異國情調，實在十分吸引人。我也喜歡泰北清邁的林區，那裏有成群結隊運木材的大象;檳榔嶼海岸邊上的椰林，特別是椰林下的夜市;還有當時的東南亞最大的植物園……沿途我畫了不少速寫，回來後創作了一批南洋風光畫，這批畫曾先後在廣州、香港、上海、南京展出過，並在上海出版了《南海紀遊畫集》和《西北紀遊畫集》，高劍父老師還親為這兩本畫集的封面題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