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葉淺予、黃胄、蔡若虹四位老一輩的藝術家，作為國家畫院前身中國畫研究院第一任院長副院長。他們本身的藝術造詣以及在美術界的學術地位可謂首屈一指，有口皆碑。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他們的藝術成就的評價可能會有變化，總的趨勢恐怕評價會愈來愈高。今天國家畫院為創建中國畫研究院的四位院長舉辦紀念活動，這是一個特殊的展覽，我們認為它的意義非同一般。紀念前賢，不忘先輩，展出他們的文獻資料，創作圖稿，繪畫力作，從而對他們在中國當代美術史上所發揮的作用和傑出貢獻，作以全面的理解，整理和研究，這也正是，他們四位老先生當初創辦研究院的學術宗旨。那時候他們並不是為了研究自己，而是為研究傳統繪畫與中國畫壇的古今名家大師。匆匆二十多年過去，這四位老藝術家，中國當代美術史上舉足輕重的創造者、領導者、新中國藝術理念的實踐者，已經成為新中國文化傳統的一部分。他們在世時，去世後都已經有了很多研究他們的成果。今日國家畫院的領導們作為後繼者，對他們舉辦這樣的學術活動，深深值得讚許。今天會有很多史論家發表意見，對我們大家來説確實也是一次學習的好機會。我們要洗耳恭聽，我們身為創建中國畫研究院的早期工作人員，回憶諸位院長草創時期的印象，和對他們當時的意圖與心情的理解，談一點情況，以示深切緬懷。説到草創初期，我們不能忘懷華君武、丁井文、朱丹、安靜等同志。1980年我們來到藻鑒堂時，當時的中國畫創作組已經由朱丹、蔡若虹、黃胄幾位先生來主持，進入中國畫研究院的籌備階段，朱丹同志給我講了領導組開會商談的建議設想，授意讓我起草建院目的和給文化部的報告。後來李可染院長、葉淺予兩位教授也被邀請來參與領導，文化部正式任命時，李可染、葉淺予、蔡若虹、黃胄四位副院長成為第一任領導班子的。

       他們四位先生，雖然各自出身不同，經歷不同，但是首先都具有堅定的民族意識和熱愛祖國的赤子之心。他們的人生經歷都是在二十世紀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由貧苦受辱到奮鬥強國的過程，緊密地聯絡在一起，中華民族的苦難和鬥爭中，也使他們經受了鍛鍊和洗禮。李、葉、蔡三位先生早年都是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的幹將，蔡若虹先生在抗戰初期到了延安成為魯迅藝術學院的教員，一九四九年以後一直是中國美術界的最高領導。活躍在國統區的抗日漫畫隊，隊長是葉淺予，李可染是積極分子。他們在民族的生死存亡關頭，張揚了中國知識分子滿腔熱血的激情和勇氣，葉淺予長期擔任中國美協副主席、中央美院國畫系主任、教授。李可染也是美院國畫係的知名教授，中國美協副主席。現在展示他們那時用畫筆戰鬥而留下來的業績是那樣的輝煌，是那樣的感人。黃胄先生比前面三位先生年輕一輩，其實他的父輩也是抗日將領。黃胄先生年輕時畫的黃河災民，就説明他學藝之初就關懷國家興亡，同情貧苦民眾。他的藝術從五十年代開始就震動中國畫壇，影響很大。四位先生的愛國精神和崇高思想，在轉入和平時期之後，全身心貫注到為中國民族繪畫的振興與發展上，從事領導、創作和教育工作。崗位不同，但是追求的文化內涵是一致的。這是他們能夠走在一起籌建中國畫研究院最根本的基礎。

       四位院長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中都遭遇了噩運。他們都是新中國的美術界權威、領導、教授、精英知識分子、社會名流，黨的寶貴財富。然而被打倒了十年，這使他們對人生的體驗更深刻，對祖國文化受到的摧殘更感慘痛，所以憂患意識也更強。由於他們看到了國家的危難，親歷了自己的損失，因此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光陰。也更加同情分佈在全國各地的老畫家們。也可以説報國之心更強，追趕時間之心更切。國畫創作組接到一批又一批的京內京外的畫家，精心創作，促膝切磋，十分和諧，深得人心。也為他們八十年代初籌建中國畫研究院提供了社會基礎。順應百廢待興的時代要求，四位院長共同追求的目標，建立中國畫的最高學術機構——中國畫研究院，成為一個創舉。其目的就是為了振興中國畫，弘揚民族繪畫傳統。

       我記得葉淺予先生説：搞學術、不搞學術我就不來。其他幾位先生都是這樣一致的要求。蔡若虹、黃胄兩位先生在藻鑒堂坐陣的時間多一些，先後開展了許多學術活動，如：1.組織大家到生活中間去。2.舉辦全國人物畫、花鳥畫座談會。3.舉辦人物畫、年畫短期研究班。4.創辦《中國畫研究》院刊。5.舉辦建院畫展，出版一、二集畫冊。6.臨摹名家作品，從中國美術館和周懷民先生家裏接來他們收藏的名家原作，觀摩、臨摹。八大山人、陳老蓮、吳昌碩、任伯年、虛谷、齊白石等等原作，數次陳列在藻鑒堂，黃胄先生親自&&臨摹講座，大家一起跟著如饑似渴的臨摹。7.邀請許多老畫家來院裏創作並授課。

       當時的學術氣氛濃厚，黃胄先生堅持的是速寫、默寫、臨摹、創作一條線，最後落實到創作，用黃胄先生的畫説：“畫出好畫才算。” 整個創作組的風氣充滿著尊重老畫家的氣氛。我記得黃胄先生給我們幾個美院來的同志説：“你們不要以為你們是中央美術學院研究生，見了老畫家該攙著就攙著，該提柺棍就提柺棍。”我們認為這是幸運，我們有幸接觸到四位院長這樣的權威又接觸了很多20世紀中國畫的大師。”確實學到了很多東西，因此，心悅誠服地協助老先生們籌建中國畫研究院。我想：國家畫院用實際行動緬懷老院長，更有發展的宏圖，用好成績告慰先輩恩師，為發展中國畫做出貢獻，使我們看到了更加美好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