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兆和藝術發現展”即將開幕之際，我們熱烈地表示祝賀。在當前人物畫蓬勃發展的時期，進一步觀摩、研究蔣兆和先生的藝術具有積極的價值和意義。蔣先生雖然過世多年，而他的音容笑貌卻仍然清晰地印在我們腦海裏。我們深深地懷念這位敬愛的導師、中國人物畫的大師。

       早在上世紀60年代，我和王迎春在西安美術學院學習水墨畫人物畫寫生時，就開始臨摹蔣先生的作品。我們曾經著迷過一冊線裝本的蔣兆和畫集，抱著它一幅幅地反復觀賞，一幅幅地反復臨摹，它對我們以後的藝術創作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還在上世紀70年代全國美展期間，我們從山西來京看展覽，時常到人民美術出版社拜訪朋友徐希、張廣諸君。有一次徐希極為興奮地説：“我們這裡正在編集蔣兆和畫冊，張廣任編輯，借到了幾十幅原作，從來都沒有見過的，好極啦，絕對的大師級。你們最喜歡他的畫，好好地看看吧!不要回去了，趕快退了火車票，留幾天再走。”記得我們轉身就去退掉車票，留下來專門拜讀蔣先生的一大批水墨人物精品。極為傳神的各種人物和揮灑自如、簡逸蒼潤的筆墨，精微之處見神情，內質變化顯個性的藝術特色，令我們震撼。張廣當時非常激動，小心翼翼地攤擺著：《阿Q像》、《賣小吃的老人》、《走江湖》、《街頭叫賣》……看著這些真品，我們如癡如醉。這次“大飽眼福”卻實實在在讓我們感到了自己藝術生命之饑餓，我們回味著如同真人般大小的一件件作品，琢磨著蒼渾灑脫的筆筆墨墨，幻想著有朝一日真能與《流民圖》謀面……內心激動而感謝徐希、張廣兄。

       眼界提升，看到了解中國當代的人物畫的高峰，敬仰、崇拜大師，並向蔣先生求學的心願與日俱增。我們萌生了求見蔣先生的念頭。1977年春季的一天，我們倆大膽地直奔地壇蔣先生的寓所。那時候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一切都仍然處於沒有頭緒之中，許多人對陌生者敲門尚且心有餘悸，可是當我們説明了千里求學的來意和崇敬蔣先生的心裏話後，蔣先生和夫人蕭瓊先生恍然收斂戒意，熱情地接待了我們。

       在一間陋室裏，我們看清楚了眼前這位久負盛名的藝術大師，他並不是我們想象中的那般魁梧奇偉。瘦弱矮小的蔣先生，躺在靠南墻的一張木床上，旁邊有一個小桌，桌子上擺著筆墨紙硯，靠在西墻的大畫板上一幅正在創作中的朱德肖像畫畫了一半。枕頭旁邊有一本藍皮的線裝本畫冊，正是我們最初的那冊教科書，可見蔣先生與它不可割捨的情感。而此刻世間知曉這本藍皮線裝畫冊裏有幾多心血、幾多甘苦者又有幾何呢?在見到蔣先生而頗為榮幸時，我們心頭卻平添了幾分苦澀。蔣先生用棉被圍著坐在床頭，悠然地點著一支捲煙，含著慈祥的微笑，用低沉而濃重的四川鄉音詢問我們的學習和工作情況。他邊談邊翻閱我們帶來的速寫、習作，以及已經發表過的《挖山不止》、《文武之道一張一弛——毛主席給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等等創作印刷品，他時而定睛細看，時而娓娓而談，從他興奮的眼神中我們得到了鼓舞，從他的告誡和指點中，我們審察著自己的不足——“一定要多畫寫生，只有寫生才能抓住人物神態的細微感覺”、“要畫素描也要練習線描，國畫人物的基礎應該是線描”、“骨法用筆是核心”……當我們倆發覺耽擱先生的時間過長，有些跼踀不安時，蔣先生豁朗和藹地説“不著急”，並且拿出他畫的《著名中醫蕭龍友肖像》給我們作示範講解。當時我們沉浸在“聖人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激情中。第一次拜訪蔣先生，不僅僅是得到了繪畫方面的指點，而且得到的顯然是我們倆藝術道路和人生道路發生突破性變化的一次關鍵性指引和啟迪——蔣先生看了我們的作品後，斬釘截鐵地説：“你們應該報考美院研究生。”我們流露出年齡已達三十好幾了，唯恐不能勝任研究生學習任務的顧慮時，他從各個角度指明學習的重要性，再三鼓勵我們必須要繼續深造。

       正是蔣先生的一番教誨，我們夫妻同時考入了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畫研究生班。從此，我們正式成了他的學生，有幸更多地聆聽他的傳道授業，而且仍然是在他的陋室裏和床頭旁……記得有一次蔣先生抱病要蕭先生陪同堅持到學院對著模特親自執筆授課，繫領導實在害怕有累于蔣先生而發生意外，勸阻了二位先生。我們為了搞畢業創作，到山西禹門口體驗生活，蒐集了一批素材，並畫了《黃河》組畫的草圖，蔣先生在他的病床上一張一張地閱示，並且支持我們畫大畫。我們在他的床頭邊再度聆聽他的親自傳授，感佩于他高深的藝術造詣。我們漸漸更深入地理解蔣兆和先生。他注重創作，強調刻畫人物，傳神要盡精刻微，表現要用線條，凸現骨法用筆。中西繪畫融合共濟，又不失寫意畫的特色。感動於他愛惜人才，對學生循循善誘，不辭勞苦，是為人師表的楷模，這些都給我們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他出身於災難深重的舊中國，社會和時代施加給他的痛苦非但沒有讓他退縮，反而“借此一支頹筆描寫我心靈中一點感慨”，擇取了“唯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餓殍”如此沉重的主題，承受著巨大的心靈悲傷“我當竭誠來烹一碗苦茶，敬獻于大眾之前”。以他的技巧和能力，先生完全可以作畫覓取榮華、尋求富貴，起碼可以以之消遣作樂，然而何故使他所為“歷史上不可磨滅的創傷”？憂國憂民!是這神聖的憂患意識將他及他的繪畫藝術與祖國、民族的命運交融在一起。“自從盧溝橋的炮聲，震驚了全國的民眾，於是乎抗戰、逃亡，形成了整個時代的大動蕩……從這個時代的洪流，衝進了人民心房中的苦痛，讓我感覺到人生的悲哀，又讓我興奮到這個時代的偉大，一切的一切，使我不能忽視這個時代的造就……”他當然“無超人逸興之思想，無幽閒風雅之情趣”，卻是“虔修苦練，折骨抽筋”地辛勞作畫而為人民吶喊，為正義呼喚。(此段引號裏的話均引自蔣兆和先生之文章。)

       20世紀，人類經歷了空前規模的兩次世界大戰，同時，科學技術現代化水平突飛猛進，文化藝術同樣經歷著深刻的探索與廣泛發展。世界範圍內的繪畫藝術在創新探索與發展中思潮興衰、流派更迭、高峰層起。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後中國繪畫以喚醒民眾的一股洪流，勃發了創造精神，蔣兆和先生正是以真正藝術家的責任感揮動飽蘸血淚的“頹筆”、以繼承文藝復興的偉大傳統和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的文藝思想，大膽地融合東西方文化，充分發揮傳統中國畫的藝術手段，以人為主體精神，刻畫人的活的靈魂，創作出一大批反映20世紀30、40年代中國社會的現實人物畫，其中尤以巨幅歷史畫卷《流民圖》為典型。這些作品就內容而言，是對舊中國貧困落後、帝國主義殘暴無道、國民不幸的人間萬相作了歷歷在目的、深入微妙的，幾乎是獨一無二的真實寫照；就藝術而言，其崇高的人道主義思想和其遠遠高出於同時代人的現代造型能力，其對中國傳統繪畫勇於破舊立新的開創精神，“採取‘中國紙墨筆’而施以畫面之技巧，乃求二者之精，取長補短之意”(引自蔣兆和文)，推出了國畫的筆墨新樣式、新美感、新語言，為以傳神論視作主導的傳統人物畫注入了新的革命。是蔣兆和先生在中國畫史上首次借助山水畫的皴擦點染，運用於刻畫人物的性格、心理和時代特徵諸方面，強化人物的真實感和時代感。先生的《流民圖》和這一時期為窮苦人造像人物畫的豐富性和深刻性在20世紀是空前絕後的，他的藝術思想、精神境界，使他的作品達到超時空的長存——永恒的藝術!二十世紀中國新人物畫的高峰和偉大成果。

       回憶我們在受教于蔣先生的日子裏，我們曾體會他的創作方法、筆墨技巧，體會他對中西繪畫內在差別的深刻理解，體會他推進中國畫的革新精神，體會他對藝術追求的自信和執著。先生自己的人生磨礪和對中國最底層老百姓的理解認知，和他“頹筆”下人物的苦難交織相融在一起，致使積澱在他內心的孤苦和悲憂，直至他投身教學工作多年後，仍被我們這些弟子們所能窺測到，真實地體現了藝術為人民的真理！這是我們最大的感受與啟迪。

       蔣先生的身體是羸弱的，可他一雙烏黑的眼珠始終是炯炯有神的，這是他晚年留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他的一生似春蠶辛勤勞作，可他到死絲卻不盡，因為他留給人間的是不朽的作品，是藝術的永恒；他的故去亦如蠟炬成灰，可他培育出的一批無愧於時代的畫家、學者正在沿著他開創的一幟畫風，把中國人物畫的發展推向更加廣闊、輝煌的前程，待到開花結實時，人們不忘告慰蔣先生的在天之靈。

       先生的代表作《流民圖》和一大批人物畫作品，是他為中國二十世紀美術事業留下的寶貴財富。師母蕭瓊先生及子女將《流民圖》無私捐獻給中國美術館，又一次體現了蔣先生的愛國情懷。作為鎮館之寶，中國美術館應該為此引以為榮。

       199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