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挖山不止》（220cm160cm），紙本水墨畫，款識：一九七三年五月作，印鈴：挖山不止（朱文）、迎春（朱文）、力舟（朱文）。

       第二幅《挖山不止》（175cm125cm），紙本水墨畫，款識：一九七三年九月作，印鈴：挖山不止（朱文）、迎春（朱文）、力舟（朱文）。

       這兩幅作品是我們年輕時代的作品，那時候中國正值文化大革命。

       1972年，為了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30週年，國務院文化組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辦全國美展，同時發佈了以後每年舉辦一次全國美展的決定。對此，各省市革命委員會積極響應，各級官員在“抓革命、促生産”的口號下組織創作，力爭往北京多送作品，甚至將畫畫與否提到檢驗畫家對待文化革命的態度的高度，將作品參展之入選率作為基層組織論功過的根據。作為從1966年起被專制的或者被迫停筆去接受工農兵再教育的專業美術工作者們，時刻都渴望著畫畫，於是大家乘全國美展的東風，美術創作的浪潮陣陣高漲。在這種歷史背景中，我們和蘇光（文革前的山西省美協主席、漫畫家、木刻家）合作的油畫《文武之道一張一弛——給晉綏日報編輯人員的談話》入選參加了紀念講話30週年全國美展，後來該畫在多種報刊登載10多次，受到好評。這是我們這對剛走出校門不久的年輕人受到的莫大鼓舞。接著1973年舉行文革期間的第二次全國美展，這一次要求以中國畫為主體，所以我們創作了水墨寫意畫《挖山不止》和《如今管地又管天》。

       這兩幅作品送到了北京，初選時《挖山不止》被懸挂在中國美術館西南廳——這個廳的展位意味著初定落選。全國各省市主管美展的負責人在美術館濟濟一堂，以投票方式評畫、篩選作品，按照規定的參展數額，可從初次入選的作品中去掉“思想性”不合格或藝術水平不“達標”的，同時也可以從落選作品中再提拔出夠格的作品。本來各省市評委都在積極為自己的省市爭取參展名額，但他們再次在落選作品展廳觀摩後，不約而同地發問《挖山不止》怎麼會落選？紛紛建議把《挖山不止》放到入選行列中。一般地説，在這種軟性標準的競爭中，先入為主是常理，只要一開始落選，似乎很難再進中選的行列，可這次眾多評委們為《挖山不止》的呼聲終於衝破了落選與中選的界限。畫展的籌辦人牛文（版畫家、四川省美協主席）同志很誠懇地給大家解釋道：“《挖山不止》是一幅好國畫，陳永貴形象刻畫得很有特色，但是為什麼落選呢？因為從整個展覽會看，這一幅畫尺幅比較大，陳永貴的頭像超過了其他作品中的毛主席頭像，這是不行的。所以只能讓《挖山不止》落選。”他講的理由，在文化革命當中是再充足、再正確不過的了，説得大家啞口無言。評委們無可奈何時，有位同志急中生智説：“有一個辦法，把作者迅速調到北京來，給他規定個尺寸，就這個畫畫水平，趕快重新畫一張參展。”牛文同志立即表態：“這真是個好辦法”。於是我們二人當年8月在中國美術館三樓頂著酷暑，將整幅畫縮小到展覽籌備組規定的尺度，重畫素描稿，重新畫成水墨畫。第二幅《挖山不止》就這樣在10月開幕的全國美展上與觀眾見面了。

       從落選到中選，從客觀到主觀方面，我們不僅僅是重新繪畫了一遍，更重要的是重新審視了《挖山不止》的創作過程。再度錘煉了一次國畫技巧，強化了一下藝術風格。

       60年代初，我們在西安美院上學期間，讀了著名的山藥蛋派的代表作家的孫謙的報告文學《大寨英雄譜》，深受大寨人先國家後集體的共産主義風格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的感召，實心實意想去大寨，那時大寨是剛出名的農業戰線的一面紅旗。一個地地道道的窮山僻壤小村子，根本沒有接待參觀考察的能力，山西省委採取了限制人們去大寨參觀的措施，以保證那裏的“抓革命、促生産”。大學三年級（1963年）暑假，我們由哥哥介紹到晉南新絳縣南柳村，這裡是全國青年勞模周明山的家鄉，也是個大寨式的先進集體，我們在這裡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還畫了許多速寫。期間，晉南地區在南柳村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經驗交流會，請陳永貴來傳經送寶，東道主南柳村黨支部書記周明山謙虛地稱呼陳永貴為陳老師。報告大會結束時已是中午，周明山把陳永貴請到自己家裏，周明山的老母親立即燒火做飯，在等待開飯的空隙，周明山安排陳永貴上炕休息。我們兩人非常想見一下陳永貴，因此就跟蹤而來，直奔陳永貴休息的屋子。在外間被隨行的一位新華社攝影記者攔住，問：“你們要幹什麼？”我倆異口同聲地説：“我們想見見老陳，給他畫個像。”裏屋炕上剛剛躺下身的陳永貴聽到話音馬上回聲：“什麼事、什麼事？畫個像？可以，可以。”只聽嗵的一聲，陳永貴從炕上跳下來，大步來到我倆面前。我們興奮極了，顧不得更多思索，請陳永貴坐下，用炭精棒既勾線又皴擦，不到半小時，每人畫了一幅素描頭像，然後請陳永貴簽名。陳永貴看著畫像很高興，拿上炭精棒寫了“陳永貴”三個字，一邊寫一邊説：“這是最近才學會的三個字。”

       這一次難得的直接的寫生，凝結著我們對大寨人的敬仰，昇華了我們對大寨精神的觀感。大寨的代表人物陳永貴給我們留下了終生不忘的印象：中等個子、精明果毅的氣質，切割清晰的臉部輪廓，體力勞動者固有的骨骼和肌肉特徵，厚厚的嘴唇和滿臉交織有力深如溝壑的皺紋，再加頭頂攏塊白毛巾……十分富有繪畫性！很遺憾，當時太著急，沒有給他戴上毛巾。而且在給陳永貴畫像過程中，我們心靈裏涌動著一定要揭示出中國農民人格之所在的激情。

       1968年我們畢業分配到山西太原印刷廠工作，這時的大寨已經被毛主席“農業學大寨”的號召推到了中國農業發展道路上的樣板的地位，全國各地每天都有數萬人向虎頭山蜂擁而去。為了更好地宣揚大寨精神，在昔陽縣修建了“大寨展覽館”，陳列有圖片、實物、雕塑，還配置有很多繪畫，我們二人被借調到昔陽縣參加大寨展覽的籌備與繪畫工作。這樣的機遇讓我們有條件深入了解大寨的歷史和現狀，讀到了大量的攝影圖片和文字資料，又多次到大寨實地考察，還可以到村民家裏訪問，使我們對大寨了解得比較深入透徹。同時，也多次和陳永貴、郭鳳蓮等等老少勞模人物接觸，和他們以及大寨的社員（當時是“人民公社”制）們一起勞動。我們親眼看到了陳永貴帶領社員開山闢地填溝造田的景象，那個拼命勞動的場面、戰天鬥地的氣氛，那位大寨人的典型陳永貴的幹活動態，都久久地在我們腦海裏活靈活現。在大寨村邊的招待所裏，我們畫出了《挖山不止》的草圖、素描稿。我們聯想到毛主席的《愚公移山》，文中老愚公挖山不止，大寨農民改天換地的精神不正是這種精神嗎？因而我們引用“挖山不止”作為畫題，于1973年5月完成了大幅水墨畫《挖山不止》。

       8月重新繪畫的《挖山不止》在中國美術館展出之後，反映較大，成為1973年全國美展的推崇作品之一，列在聯播節目中反復廣播，各大報刊頻頻發表，一時間就出現了15個版本的《挖山不止》，人民美術出版社和山西出版社又將之印刷成單幅畫廣為發行，緊接著王迎春出席了當時的創作經驗交流會，併發表了《經驗談》一篇文章。之後，《挖山不止》還去過日本、聯合國展出。回想起來，當年《挖山不止》其所以那麼“火”，就是因為它適應了“農業學大寨”的風潮。業內人們覺得畫得確實生動，從技巧上看當時這樣的大幅塑造人物的國畫還是絕無僅有的。後來陳永貴成為“戴白毛巾的”國務院副總理、政治局委員，有人指出“還拿著個鋤頭不合適了”，於是《挖山不止》的宣傳也隨之降溫。但是我們在畫壇的影響和地位的確立，這一幅畫起了很大的作用。

       1973年全國美展結束後，《挖山不止》一直被收藏在中國美術館藏品庫中。粉碎“四人幫”之後不久，《挖山不止》又被從美術館藏品庫中取出，退還了我們二位作者，而且只通知“還畫”，未作任何解釋説明。其實我們倒覺得高興，也無須去猜測它是因為陳永貴政治生涯結束，還是因為農業無需再去學大寨，我們只覺得在文革時期我們的作品不在自己手上的太多了。

       至今20多年過去了，中國社會大變遷，而原創的、落選的《挖山不止》和重新繪畫的、參展的《挖山不止》成為永遠不變的歷史。90年代在《美術史論》封底、《美術觀察》還發表過它，在數本中國美術史中還評論介紹過它。相熟的美術界朋友們還不斷問及，而且充滿著讚揚聲，甚至在百年中國畫大展籌備時有人建議拿出來展覽，但是我們衷心感謝朋友的好意，還是把它藏在家裏。我們在回憶它的當間總結著自己的藝術人生，我們依然鍾愛《挖山不止》，因為它是我們70年代國畫創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