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毅又名劉懿）

　　中國畫經歷了二十世紀的特殊旅程後，沿著既有的步履進入了二十一世紀。其狀態是多姿多彩的，從不同的角度來看自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或喜或憂。當然，對於每一個置身於行進腳步中的創作者自身而言有著不同的措手和抉擇，自然有以作為支撐的理由。我們撇開不是從繪畫自身作為出發點的從事者，那麼，這個理由往往是建立在個體對於繪畫本身的內理和所處時代具體情狀的認識以及感受的基礎上。

　　當下，藝術院校及專業美術研究機構成為中國畫現代專業教學和研究無可替代的、當然的、近乎于唯一的承擔者。應該説這裡也是承擔把握國畫命運的責任的所在。劉懿作為中國畫專業的博士研究生，自然有著自身的思考和實踐。

　　每個國畫家的成功首先本自於對專業的鍾愛和熱情，往往將其看成是自己的生命。然而，每個人都會從自身的具體情況出發，以之作為從事的背景和契入口。劉懿本身的特殊性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源於其學畫初始階段的經歷：他大學時的專業是設計，碩士時的專業是中國畫人物，博士階段則是對中國畫理論和本體語言的思考和深入研究。

　　我想在此作簡單的回顧。劉懿是人物畫的碩士，而在其碩士畢業後越發鍾情于水墨花鳥，這自然與他的秉性及內心的審美理想密切關聯。有必要回顧一下他的人物畫，他的人物畫主要有山民及道釋兩大類型。前者往往屬於大幅作品，後者則多小品。劉懿山民系列的作品，人物往往取靜態，在筆墨上注重沉厚、樸茂，與歷經滄桑的人物形態相協調，其表現人物背景既豐富又極為整體，並且使人物融于山、樹之中，成為渾然一體的畫面景象，在畫幅上展現了凝重與靜穆。而釋道類作品則多為冊頁、手卷、扇面等形式，道釋人物作古裝，因而在形象上更加簡潔、清朗，對於頭部也多作藝術處理，其配景則以輕鬆的竹、石、松、草，以輕疏、寧靜為基調，而在筆墨上則于嚴整中略加意趣。在劉懿的作品中靜穆是基調，這是其處事用心平和、專一的體現，這寧靜在畫面中是一種整體的氛圍，也是畫中每一個物象的秉性，是畫者所賦予的。筆觸的直率和沉厚也是基本的特徵，直率即率意和率情，是創作中真情的展露，而其沉厚是發自生命根底的屬性，是其人本真的直現。這些在人物畫中的基本特點同樣在他水墨花鳥中得到展現。

　　花鳥畫作為題材與人物、山水不同，是表現對象的差異，但是在花鳥畫的歷史演變中發生著除了對象差異外的其他變化成為其作為畫種的個性。在中國繪畫史，人物是最先發展的，而後山水成為大宗，儘管花鳥畫的發展與人物、山水同時，但其作為獨立的畫種更顯示獨特的個性風貌則在寫意花鳥的成熟之時。這正是花鳥畫與畫家內心表達的密切契合過程。當然我們不得不看到，寫意花鳥畫發展中的主體主要是文人，而今與之相應的階層已經不復存在，畫家更是傾向於一種職業的生存方式，而這使得當今的畫壇更加紛亂，對畫家來説更是考驗。在古代，工寫不同的繪畫形態中各有不同的意蘊，畫家對此的把握在於形與意得恰適。度的把握是艱難的，過於工細逼真的鉤染和過度放肆的寫意是花鳥畫表現的兩端，危險就在其中。劉懿的花鳥很好地把握了這個度，他的花鳥畫保持了“靜”的基本特徵，在靜中抒寫胸臆，那是一種自然的流露。中國花鳥畫創作需要畫家對所畫物象“似”的超越和對“真”的凝注。“真”體現了對物性的尊重，物與我同在而成其為世界，然而在畫中只有物而無我，並非真的無我，我是對“似”的超越中展現，超越了我對物的被動表現，使其在我的畫面中由我而生成，這時物和我便得到了共生，此時的物因我而“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