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黃河，走進黃土地”是向傑先生新世紀前後十餘年來，作為自己繪畫藝術生涯“夕陽工程”的本真回歸和藝術尋根之旅。

       正是在這一次次地以心靈的對話和生命的觸摸中，對這方曾是熟識但久已疏離、曾給他以生命的和藝術理想的故土家園中的回歸，他尋覓和實現著一種心靈上的撫慰、精神深處的寄託，因之而達到情感的凈化，並獲以在中國人物畫藝術表現上新感覺與藝術形式上新探索的又一次昇華。

       是誰説過：藝術是有靈性的！這靈性根植和深深地滲透融合於藝術家對生命、生活、對故土、家園一往情深的依依眷顧與精神深處那種冥冥不已的渴望懷戀。因而這藝術便是這種深情、深切、深沉的發自靈腑的吟咏與歌唱。也正是在這些畫的創作展示以及它背後數以千計的寫生，草稿，他所描繪與記寫的無論是以《嫁娶圖》、《求知圖》、《祖孫圖》、《金窩銀窩》、《陽光燦爛》等一系列深植於民俗、民風、民族文化中人情世態的隨常情景；無論是以“小品不小”之幅對於“古街、舊屋、老巷、土窯”等依存舊物舊景的印象識記、以及關於人之“善惡仁德”象徵意味的形象刻畫；還有著在充分吸取了民間木板年畫、剪紙藝術平面構成形式的《大寒圖》、《山裏娃》、《看戲去》等的情景描繪；以及更有著《大旱之年存影》、《黃土地憂思》等對人與自然、人倫生態情境表現的沉鬱憂思之作，都不僅僅凝結著向傑先生他那份特殊執著的故園情結、情懷，還給我們在視覺和心靈情感中喚醒和注入一種或久已生疏或淡漠遺忘了的，關於黃土地上人的、人情、人性的記憶與情懷——從過去到現在，又在走向未來的現代文明中對民生質樸生活的重新發現、審視、認識與理解——把我們帶回那曾是孕育了我們的文明、生命和成長，並藉以精神依存的舊夢與新境中，去看到、觸摸到、感受到、體驗到許多已經逝去和正在逝去，但卻還默默、久久地仍浸漬延續在生命、生存的各各角落中瞬間的那份永難逝去的溫情，溫馨和溫存。還有總是糾結于我們心靈上種種矛盾中的那些絲絲縷縷的感傷、痛楚和無奈……

       應該説“我們是誰？從哪來？？到哪去”這一哲學的終級發問，又何嘗不是對藝術何來？何為藝術？藝術為誰？藝術之美等等的藝術本質的發問！在我們古老的文明向著現代化轉型的歷史進程中，在藝術似乎不再屑于去表現平實的人生圖景，而以“審美多元”、“表現自由”之理，極盡“唯美”和“審醜”，甚或張揚“荒誕”以及招搖趨利的種種藝術時態的當下，向傑先生的本真回歸和繪畫藝術質樸的平民精神給我們一種格外特殊的感動和啟示。

       就某種意義而言，歷史的文明發展變化進程在生命的有限性和傳統文化生態的特質與恒定延續性之間，在理性、理想與感情之間，使人類在種種的進步與倒退，發展與消亡、獲得與失去、創造與毀滅的矛盾中，給我們以精神諸多的困惑和困頓。或許真正的藝術家正是發現和揭示這種精神感受和撫慰這些心理異變承受的使者，正是透過這一幅幅對久已疏離的世界、人生、人世親近的瞬間關注和表現，藝術家和他的作品給了人們一種心理與精神深處的釋然和自信——在重新發現和尋找到這一切的過程中，本質上是尋找回我們自己的歷程……而正是這一話題，對今天的我們似乎更顯得格外的重要和沉重。

       似乎還應該説，藝術不僅僅是有靈性的，更有著它自身倫理和道德。這倫理是尊重生命所呈現出的那種樸素健康，坦然自在的普世情懷和真誠珍視；這道德是藝術家讓藝術的創造作為不朽生活的美之輝光，在盡其情意的尋求、思索、採擷表現中，因其具有了特定文化精神的品格、品質而對人和世界産生出特別的感動與感染的力量。

       正因為如此，也唯其如此，向傑先生的這種故土、家園的情結與其作品的創作，不僅能夠使他作為藝術家的自己具有了一種獨立人格的追求和難能可貴的藝術精神堅守者的鮮明表徵。同時，它還應是我們的時代急切需要積極倡導的文化精神和藝術家的責任感與藝術創作永遠需要的、最可貴的人文精神。

2011年12月18日于太原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