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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位註定要承載起中國藝術歷史性之艱難的藝術家、學者、詩人，邱振中的宏大願力決定了他一生的勞頓。這不僅包括多重身份集于一身的巨大精力投入，最主要的則是那種清明、深透的理性精神和敏捷、靈異之感覺穿透力之間水與火般淬礪的艱辛，以及將此貫通到他所從事的各種創作與理論研究之中嚴格的一致性。

    在邱振中傾注心力的諸多領域中，詩歌構成了最堅強的底色。我甚至懷疑，是否是現代詩歌及其理論的觸動引發了邱振中走出了一條與其他當代藝術家迥然不同的道路，併發誓要把像中國書法這樣積重難返的藝術帶入到現代藝術的行列。但至少可以説，詩是邱振中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在塑造邱振中的現代藝術品格、沉潛的理性精神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邱振中的詩歌理性建立在對象徵主義、超現實主義、意象派以及艾略特的後期象徵主義以及中國古典詩詞這數者的折中化合、融通為一。具體地説，象徵主義倡導的“（詩）是對於語言支配的整個感覺領域的探索”（瓦雷裏），艾略特主張的通過暗示性和間接性的意象方式來傳達詩的內在繁複，以及意象派龐德認為的“一個意像是在剎那時間裏呈現理智與情感的複合物”等等現代詩歌的核心理念在他的詩歌理性中佔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它們幫助邱振中訓練出一種隱喻式的感覺方式和用視覺意象表現艱深事物的聯想力、表述力；而象徵主義、中國古典詩歌所強調的音樂性、語詞的聲色味等等構成要素則在側翼起到了輔佐功能，共同構成了邱振中詩歌豐滿的藝術感性；至於超現實主義讓感覺如野藤蔓草般瘋長的寫作狀態應是其創作中想象/感情突破的重要環節，它在以直覺把握詩歌的超現實命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當然，邱振中的詩歌理性並不是簡單地將此數者加以疊加，確切地説，在邱振中的本體精神關照下它們只是一些重要的結構部分，而且與其來源處還是有所區分的。以音樂性為例，中國古典詩詞有關押韻、句式平仄等等聲律格調方面的要求與語詞的安排構成了它的音樂性，但也因此使音樂性受制于這一堅硬的外殼；西方象徵主義雖然也強調一種更為內在的音樂性，中國人卻因為不能直接讀原文而不易感受，翻譯過來的作品又往往攙雜著散文化的嘆息的聲音——無法給現代漢語詩人提供太多優秀的範例。因此，從古典詩詞詞語的音樂性到現代詩講究直覺推進的內在音樂性的過渡——這是現代漢語詩人必須立根于自己的民族語言去找尋、建造的。試讀邱詩以下的文句：“重新編織星象/但誰來解釋林木沉思倒影與夜色的距離/呼吸如何按比例糅合/沉落又如何成為最後一個雙關語”、“夜色之外的另一重沉沒夜之聲/把孤獨者拋進無援的石壁”、“記憶光線記憶文字/記憶很多本來不該記住的/東西例如你”。邱振中的這些詩句一方面驗證了現代詩以直覺推進音樂的內在性原則，嚴格地敲打每一個詞和所有詞的組合在聽覺上的正確性，保證詩中韻律、樂段與直覺的協調；另一方面也照顧到中國古典詩詞中語詞的特別音響，以及誦讀時聲息的頓挫、流暢。裁減折中，人為我用、古為我用，其中的思考大可以細細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