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處芍藥山,唐代的禪僧惟儼晚年駐錫此處。芍藥山這個名字,讓我們想象那漫山盈野的芍藥,一如惟儼活潑的禪思,熱烈而爛漫。惟儼禪師在此山,修禪證道,指津覺迷,被稱作藥山惟儼。儒家的李翱在任當地任刺史的時候,前往切磋商榷,年屆八十的老惟儼置之不理。李翱滿懷熱切,一再追問:“如何是佛門玄旨?”惟儼實在躲不過去,就漫不經心地上下其手,説:“雲在天,水在瓶。”寥寥六個字,讓李翱豁然開朗,當即賦詩相送:
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
我來問道無餘説,雲在青天水在瓶。
這首詩如今成為解説禪意時公認的樣板,但是沒有哪種詮釋能讓所有人覺得曲盡其妙,已經完全傳達出“雲在青天水在瓶”的真諦。不過,我相信,所有對這個故事唸唸不忘的人一定都有一種無法言喻的心領神會。
佛家的燈錄當中有很多很多的機鋒和公案,玄虛莫測,有類於打啞謎、無厘頭。我在給學生講文化史的時候,繞不去“禪”這一折,而自己真的不知從何説起。後來,讀到一位先達的著述,很受啟發,乃如此這般地模擬禪宗的高僧大德——
面前有一隻筒狀物,戳進去一桿毛筆,問:“是什麼?”答道:“筆筒。”話音未落,給他當頭一棒。
抽出那支筆,注入一勺水,喝問:“是什麼?”回答:“水杯。”又是當頭一棒。
留住那瓶水,插上一枝花,追問:“是什麼?”回答:“花瓶。”還是當頭一棒。
拔出花,潑出水,將那筒摔成虛空粉碎,逼問:“是什麼?”回答説:“什麼也不是。”依然逃不掉當頭棒喝……
這一番蠻不講理的當頭棒喝,是要讓人明白:斷卻了情念分別,才可能自在無礙。
與所有學派一樣,佛家也是沿着“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辦”這樣的步驟解決問題,首先從“透過現象看本質”起步。佛家透視的最宏觀現象,是“三千大千世界”,以須彌山為基本單位,以千為遞進級數,三級遞進,恢弘壯闊。
北京的雍和宮裏面,有一座須彌山的模型。山頂為帝釋三十三天,山腰有日月、四王天,山腳有七重金山、七重香水海。所以,在北海的北岸,乾隆皇帝建的琉璃牌樓上,題寫着“須彌春”。面對着北海的那一汪大水,乾隆覺得,未妨它是飄渺着蓬萊仙山的東海,更像是須彌山下清凈香潔、味如甘露的香水海。
多數時候,我們都是從景觀旁邊匆匆而過,忽略了裏面寄託的佛理。不過,這種忽略或許反而更接近佛家的本旨,因為佛家最終要脫略名相,層層剖破都是指向一個終極論斷:無我無常,一切皆空。
一個“空”字,括盡了佛學的本根。所以,寺院的中門叫“空門”,在《西游記》第一回,就由菩提祖師為孫猴子起名“悟空”。
世人解空悟空,多在突遭變故之後。才華出眾的風流才子唐伯虎,鄉試第一,中了解元。接下來,所有人的預期都是:按部就班的會試、殿試,理所當然的會元、狀元。眾望所歸,當仁不讓,手到擒來,順理成章。此時的唐解元,意氣風發,自命不凡。誰料想,等閒平地起風雷,遽然身陷科場案,種種荼毒苦經過,從此淪落雨打塵。當此際,唐解元感嘆《金剛經》所言不差:“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於是以“六如”為名號,後綴“居士”二字,表示他已經悟空。六如居士以一種萬念俱灰時的百無禁忌開始了他的“狂禪”。然而,得志時候氣太盛,失意時候太氣沮,大概不符合釋迦牟尼初轉法輪時就已強調的“中道”,都不能證得“空解脫”。
三十歲那年的夏天,我孤身遠行,去幾處名剎瞻拜,寄往空門讓我對“空解脫”有所領略。我甚至設想自己也能像蘇東坡乍到壽星寺時那樣,有一種舊曾相識、前生已到的感覺。
一家寺廟的空門之中,長條凳上坐著幾位僧人,他們負責檢票。我將門票遞過去的時候,一位比丘正勸導一個小沙彌:“你不要和他諍,現在什麼事都講法律,實在不行,咱去法院告他去。”幾句話勾起我滿懷惆悵,悠遠出塵的憧憬頓時落空。
黯然走出山門的瞬間,驀然一閃念,我腦海中冒出兩句詩:“袈裟未著愁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這是南宋楊萬里贈德輪和尚的詩句。門洞的一幕,大概是對我的一種當機施教吧?以入世行,證出世心。擔水搬柴,無非妙道;翠竹黃花,皆是菩提。空不異色,色即是空。一念至此,當即釋懷。而今,當我拈起毛筆書寫一幅字之後,最喜歡鈐印的兩枚閒章是:“我法兩空”,“即色游玄”。書理、佛理,在欲即欲離之間。
第一次去杭州,最惦挂的不是西湖,是旁邊那座不到兩百米的山峰。一千七百年前,一名印度僧人來到這裡,驚嘆説:“這是我們天竺靈鷲山的小嶺啊,竟飛到這裡來了。”那小山便被稱作飛來峰,與釋迦牟尼講説《法華經》的鷲山有了牽連。
南宋時,孝宗皇帝來游此處的寺廟,看到飛來峰,乃回頭顧視知客僧:“既能飛來,何不飛去?”這是一個脫口而出的提問,卻難以有一個合乎邏輯的答案。
那僧人不慌不忙説:“一動不如一靜。”警策的六字回答,成了耐人尋味的機鋒轉語,連提問也被襯托得不同尋常。
進得寺中,見一尊觀音手持念珠,孝宗又問:“人持念珠誦觀音,觀音捻珠誦念誰?”僧人答道:“念觀世音菩薩。”
知客僧這個回答把自己推到了更加為難的境地,孝宗追問他:“自誦自念作甚?”那僧人安閒地回答:“求人不如求己。”還是六個字,四兩撥千斤。
一動不如一靜,求人不如求己,是很簡單、很容易被忽略的道理。它們被如此妥帖地鑲嵌到一個與佛教關連的故事裏面的時候,就特別意味深長。一切皆空,那就由着它緣聚緣散,不牽念,無挂礙,抱着平常心,做個自在人。此時,世間的種種煩難,一樣是鏡花水月。
如此這般,佛家啟迪我們持一種超然的態度,面對紅塵的紛擾。進而,佛家將今生與來世打通,讓我們有了更為悠長的憧憬和更加持久的擔當;佛家規劃出空靈飄渺的精神世界,讓我們休憩心靈。佛家引領我們修成一雙天眼,我們因此可以上升到一個至高至遠的高處,從一個最廣大的範圍俯視眾生,也俯視自己。在這樣的俯視之下,我們是一隻螻蟻,是滄浪波濤中被動沉浮的一粒粟,是最夐遠的夜空中剎那幻滅的星光,如此幼弱,如此微渺,全部的“舍”與“得”加起來依然是那麼微不足道。於是,我們心中就生出悲憫與豁達,放棄計較,一任緣來緣去,我們因此而能夠坦然,能夠自在無礙。
佛家啟迪我們獲得一種燭照“緣起性空”的般若智慧。這種般若智慧,不可學,不可致,豁然而有、自然已足,難以名狀、不可思議,只能以心傳心,它只在鷲山法會上釋迦牟尼與摩訶迦葉拈花微笑時一瞬目的眼波流轉之中。那種神秘的空境,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幾乎觸手可及,總是擦肩而過。如同天邊月,讓我們浸浴在它綿密的光華之中。它光明遍照,卻遙不可及,激發着我們無盡的想象和永恒的激情。因而,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這一首《那一天》,在我看來,不是情詩,是一首述説宗教感受的道詩——
那一天,我閉目在經殿的香霧中,驀然聽見你頌經中的真言;
那一月,我搖動所有的經筒,不為超度,只為觸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長頭匍匐在山路,不為覲見,只為貼着你的溫暖;
那一世,轉山轉水轉佛塔,不為修來世,只為途中與你相見。
我覺得,佛教的空境不是一片死寂,而是活潑潑的,如同這首詩的意境,如同惟儼禪師面對的滿山芍藥,是一種無比內斂的、悄無聲息的熱烈。佛家不是讓我們放棄人世間的理想,而是讓我們從容淡定地追尋夢想。
藥山惟儼不肯多説的原因在於:參勘佛理與尋常做人的道理一樣,多説無益,沉默是金。更何況,“天乘十善”之中就包括了“不綺語”一項,纖婉言情,辭藻華艷,都是犯了佛戒的。從這個角度説,倉央嘉措的詩和我的這篇文章都屬多餘。不小心寫了出來,就只能姑且歸為方便法門了。(何學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