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韻典雅 品味雋永——王菊生花鳥畫的風格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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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菊生先生面對我國花鳥畫的豐厚傳統，思考和探索自己獨特的創作道路，他在研究和借鑒我國古代繪畫特別是宋代花鳥畫形式特徵的同時，創造出自己獨特的風格樣式。王菊生是60年代美術專業的畢業生，他的學術視野開闊，由於他早年從事過年畫、連環畫、宣傳畫以及油畫與水墨寫意畫的創作，這樣對多種繪畫形式的實踐，自然有益於他以後二十多年所專心致力的工筆花鳥畫創作，使其能更深入地體悟到我國工筆花鳥畫的堂奧以及自己應找到的形式突破口。王菊生還是一位對美術史論潛心研究，並有豐富學術成果的學者，曾先後出版過兩部學術理論專著。他的史論研究幫助畫家對繪畫創作實踐有恰當的審美把握，在繪畫創作方面他取得今天這樣令人矚目的成就，可謂水到渠成，實是在情理之中。

    由於王菊生對於工筆花鳥畫史及當代工筆花鳥畫的創作胸有成竹，因此他在自己的花鳥畫創作特點和風格定位上，方向頗為明確。早有清晰的創作藍圖和藝術之理想目標，加上他的勤奮用功和敏銳的感悟力，目下的創作成果就是他多年來艱苦努力的最好見證。觀看他的工筆花鳥畫作品，其總體風格特點是清韻典雅，品味雋永。他所畫的水濱楊柳、水鴨，或是百合、楓葉、鸚鵡、喜鵲，有如“采采流水，蓬蓬遠春”“柳陰路曲，流鶯比鄰”之纖秾佳境。

    王菊生的工筆花鳥畫形式創造，在用筆、敷色和構圖三個方面，都頗具匠心，繪畫風格鮮明，獨樹一幟。

    線的勾勒和色的敷染是中國畫最重要的兩個方面，南朝的山水畫家宗炳在《畫山水序》中就提出過“以形寫形，以色貌色”的創作原則，南齊謝赫在《畫品》論繪畫之法時，將“應物象形，隨類賦彩”作為品論繪畫優劣的二條重要標準。中國畫講究“骨法用筆”和以線造型，唐代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説：“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骨氣，骨氣、形似，皆本于立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王菊生還對晉代畫家顧愷之、唐代畫家吳道子、宋代畫家李公麟的用線造型特點進行過細緻研究，吸收他們的線條表現力方面的特點，同時，他又對用線的方法加以改革，和歷代畫家強調線的流暢貫通不同，王菊生則注重線條的挺直與方硬、斷離與剛正，從而形成他自己獨特的用線斷離、頓挫的畫風，使線條更具有骨力和律動之美。他在花和葉子、樹的枝幹、以及諸如喇叭花、山裏紅、柿子、繡球等花果的造型上;在禽鳥、蜂蝶的造型上，均採用直線轉折而形成方折幾何形，這使他的作品中花鳥果木的形象都具有了幾何造型的特點和線條硬直方正、節奏分明的審美意味。

    中國畫也是很講究色彩的，從西漢楚墓中的T型帛畫，到唐宋人物畫和青綠山水，色彩對於造型及形式美的構成，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所謂中國畫只重水墨不重色彩的觀點是片面的。唐宋繪畫的絹本質地帶有暖黃色調，高貴而典雅。王菊生將這種色調作為其工筆花鳥畫的基本底色，增加了作品高古而富貴的品味。同時他還有意弱化色彩的鮮度和純度。大量使用暖灰色，使畫中色彩暖而不燥、艷而不俗，使色彩豐富多樣，又能和諧統一。其作品色彩有如惠風和暢，苒苒在衣，形成其溫馨可掬、古雅平和的審美特徵。

    王菊生在作品的空間表現方面，其獨到之處是：既不採用西方繪畫的三度空間焦點透視法，也不襲用我國古代繪畫中的多點視線和遠近法，而是採用方構圖，強調平面裝飾感，構圖飽滿，抑制空間深度，讓所表現的草木花卉，均拉近距離，造成較強的視覺效果。如《又見棕櫚》、《爭妍》、《仲夏》、《南天一柱》、《花冠天下》、《玲瓏八月》、《綠蔭》等，均將花木形象佔據畫面主體位置，近距離放大，形象單純而凸現，純粹而利落，由於畫面主體形象突出，給人以強烈的視覺吸引力，使觀眾感到一花一世界，一鳥一生靈，並體悟到莽莽大自然的強大生命力，雖然畫面中出現的是嫵媚多姿的花草葉木，但卻予以勃發的生機和向上的潛能，透溢出極強的自然生命價值和奮進的精神力量。《夜闌》、《晚風》等作品的滿構圖，具有圖案和平面裝飾效果，他作品構圖置陳佈局的巧妙，在看似平靜之中，卻蘊含有強烈的現代形式意味。

    他的花鳥畫，繼承了宋代花鳥畫的“寫生”精神，刻畫了草木花果的情感，描繪了禽鳥蟲魚的生趣，這正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如蘇珊•朗格所説的是一種“生命的形式”。他的作品乃“素處以默，妙機其微”，從平凡的草木花卉之中，洞察出大自然生命的無限價值，從作品的一枝一葉中，散發出典雅的清韻，流落出雋永的風采。

    （作者：陳池瑜，中國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