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曼：芳草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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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人，這個經久不衰的題材，在歷代文人的筆下被賦予了豐富的藝術生命。但這種被賦予的內涵，多數時候是把女人放在客體的位置上，以同情、欣賞或借喻的方式給予關注。雖然也有個別女人受到男性社會的垂愛，但仍擺脫不了男人居高臨下的俯瞰，在這樣的視角下，女人自身的感受和價值輕如鴻毛，話語權的缺失使整個社會乃至歷史都習慣了按照男權思維來看待女人。

    從春秋到兩漢，從詩經到樂府，東門赴約的踟躇少女，被“抱布貿絲”的男人始亂終棄的哀哀棄婦，鄙視貴胄調戲的採桑女子，艱辛勞作的山野村婦，無不反映了現實中的女人的弱勢，以及她們的無奈、哀婉和堅忍。這些以女性口吻娓娓訴説的詩句，因源於民間歌謠而顯得質樸生動，也因其作者的平民身份而凸顯了庶民階層的真切情感，那種打動人心的簡潔率真，在隋唐以後的士大夫作品中再也難覓蹤跡。

    不甘美人為殘酷的現實世界所褻瀆，使人們生發了種種意遷神女的想象。弄玉吹簫引鳳，是酷愛音樂的公主脫胎換骨的佳話，魂斷馬嵬坡的楊貴妃，在詩人的筆下歸隱仙山瓊宮。在《神女賦》和《高唐賦》中，講述了兩代楚王與巫山神女曖昧雲雨的傳奇經歷。而唐代的詩人則假借神女的名義，將流鶯之所描寫得蕩人心魄。魏晉神手顧愷之，以自己的生花妙筆描繪出那個時代的美女典範：眉如翠羽，領若蟣蝤，明眸皓齒，腰如束絲。清瞿的面容略帶憂傷，曳地長裾飄然若舉，這和同時代的佛教造像有著非常相似的地方，北魏敦煌壁畫中的飛天形象，也是這樣消瘦而輕靈，仿佛在亂世中無處棲身的淒淒芳草，自有一種脫俗出塵的仙風道骨。同樣出自顧愷之手筆的《女史箴圖》，改換裝束的賢妻良母不再被神性光環所籠罩，克勤克儉的謙卑恭謹還原了那個時代女性的真實形象，象一面歷史的銅鏡在幽暗的絹面上反射著舊世界的光芒。

    唐代的開明在歷史上是空前的，表現在婦女的服飾中，不但有裸胸露背的各色長裙，還可以穿褲裝衣胡服，對著衣的場合和底線也沒有太苛刻的要求。女人們拋頭露面的機會更多，沒有北宋衛道夫的指指點點，沒有元代蒙古蠻夷的民族歧視，沒有明清折斷趾骨的裹腳布，生活在這個時代，比起漫長的封建社會後期的女人要幸福得多。即使如此，大多數女人仍然擺脫不了悲劇性的人生宿命，這在唐詩中有著深刻的反映：獨守空閨的少婦，在戰禍中流離失寓的佳人，孤老終生的宮女，不得善終的青樓女子；《麗人行》裏，貴族婦女的華麗奢靡，被殘酷的宮廷鬥爭碾碎，《琵琶行》中，冠世名花也攔不住“重利輕別離”的商人的匆匆腳步。和詩人同樣敏銳的，還有宮廷畫家。周昉、張萱的宮廷仕女，傳神的再現了唐代後宮女子的儀容：櫻口蛾眉，面如滿月，圓肩闊袖，雍容典雅。豐滿而高貴是盛唐時期強大國力炫耀下所催生的審美的必然。

    在階層森嚴的等級社會，女人永遠是男人的附庸，為報忠心而墜樓的綠珠，不過是石崇買來的一個小妾；王獻之的桃枝，再多風流往事也掩不住卑微身世背後的淒涼；縱使李漁那樣懂得憐香惜玉的才子，也擋不住出嫁的婢女被淩虐致死，世上多少嬌美的女子，莫不是零落成泥碾作塵，若沒有文人為之憑吊，何來“香如故”？

    其實美人的標準在詩人的心目中從未改變過，那些隨時尚而變換的華服盛飾、環肥燕瘦都會風流雲散，惟有理想主義的芳草美人棲居在藝術的聖殿不曾離去。偉大的詩人屈原就曾在《離騷》中自比佳人，那句無限悽婉的“眾人妒我之娥眉兮”，將一個高潔自愛，不肯茍且合污的靈魂在受到毀謗後的悲憤描寫得堅貞冷艷。建安才子曹植在《美女篇》中，通過對“美女”的細膩刻畫，委婉的寄寓了自己雖有美貌般的才華與抱負，卻苦無良緣棲身，只能空恨紅顏老去的悲嘆。詩聖杜甫，在對空谷幽蘭般的絕代佳人的寫照中，也以同情的筆調發出“但見新人笑，哪聞舊人哭”的感慨，沒有明珠暗投的切膚之痛，豈能寫出這樣深沉凝練的詩句？

    堅貞，善良，端莊，嫻雅，是中國傳統所推重的女性美的標準。無論是帝王貴族遴選后妃，還是士大夫擇偶婚配，無論是詩歌吟咏，還是丹青所指，無不以寧靜安詳的內美為旨，真正的絕代佳人，不是驚鴻一瞥，也非艷若桃李，而是傳承著中華民族修養內涵的古典美，而真正的絕代佳人，也不是一個具體的聲容行色，而是一種境界，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欣賞和仰慕她的芳姿，都不會以世俗的愛妒之心將她拒之門外。

（聲明:以上內容只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