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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時今年秋拍“百年遺墨”專場將推出“夏宗禹舊藏名人手跡”專題，集中亮相豐子愷、巴金、郭沫若、馬一浮、葉聖陶、費新我、何其芳等多位20世紀文化巨擘的50余通信札、手稿。其中，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的3通信札，詳細解密了上世紀50年代定陵考古的發掘經過，將揭開一段謎一樣的歷史。
這一專題中，最為厚重的當屬豐子愷的28通書信，洋洋萬言，最為詳實。豐子愷與夏宗禹二人通信始於1944年12月，終於1965年11月，前後長達21年。此28通書信的內容中既有豐子愷于“精神堡壘沙坪壩”的創作歷程，又有他引領新文學，力推“白話文運動”的重要觀點；既有作為學生對恩師弘一法師的無限崇慕，又有作為父親對子女成長的點滴關愛。已出版的《豐子愷年譜》等文著雖對其生平交遊和創作經歷作過初步整理，但所記之事詳略不一，而這批書信無疑可以提供更多史料細節。
此外，其他名人信札的數量雖不多，但同樣具有很高的史學、文獻價值。其中，巴金致夏宗禹的2通信札，首度公開其代表作《春》、《秋》編輯工作具體細節；郭沫若的3通書信談及《百花齊放》、《蔡文姬》的編輯校對，此前並不為外界所知；定陵地宮是中國第一個也是至今唯一一個被考古學家打開的皇陵，堪稱20世紀50年代最為重大的考古發現，鄭振鐸的3通信札詳實記錄下這一驚世之舉。
據悉，夏家後人將用拍賣所得成立“夏宗禹文化基金”，致力於傳統文化的傳播。（記者 陳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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