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邦達，祖籍浙江海寧，著名書畫家、詩人、書畫鑒定家和收藏家，有“華夏辨畫第一人”與“徐半尺”之稱。1911年7月出生於上海。歷任國家文物局文物處業務秘書、故宮博物院研究員、中央文物鑒定委員會常務理事、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等職。　　

       真假兩幅《富春山居圖》

       在中國書畫鑒定界，徐邦達被尊稱為“國眼”。許多由他過目而走出歷史塵埃的古書畫珍品，就如他人生路途上欣賞到的奇花異草。一件件古書畫珍品重新入世，就是一個個令人著迷的發現故事。　

       上個世紀30年代，徐邦達發現了乾隆皇帝曾經御筆親題為真品的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實為贗品。《富春山居圖》是元代著名書畫家黃公望膾炙人口的一幅名作，世傳乃黃公望畫作之冠。此畫卷為六接的紙本，即是由六張紙連成的畫卷。清順治年間，此卷藏于宜興收藏家吳洪裕手中，後來吳病入膏肓時，因為非常珍愛此卷，就準備把它付之一炬用來殉葬，吳的一個侄子在燒畫的時候趁吳不備，用偷梁換柱的方法把別的畫卷扔了進去，把這幅給搶了出來，但是首段的一小部分(大約有四尺多)還是被燒損了(只燒了六張中最前面的一張，剩下的五張沒燒)。

       後來有收藏家將此損卷燒焦部分細心揭下，重新接拼後(大約有五六寸長)居然正好有一山一水一丘一壑之景，幾乎看不出是經剪裁後拼接而成的，真乃天神相佑。於是人們就把這一部分稱做《剩山圖》。

       值此，原《富春山居圖》被分割成《剩山圖》和《富春圖》兩部分，身首各異。

       乾隆年間，《富春山居圖》被收藏進宮，乾隆對此畫大加嘆賞，屢屢題讚，甚為喜歡。可誰料這幅畫竟是偽作，後來真畫進了宮，乾隆覺得特別沒面子，他在真畫上題字示偽，故意顛倒是非。

       20世紀30年代，故宮重要文物南遷，萬餘箱的珍貴文物分5批先運抵上海，後又運至南京。文物停放上海期間，徐邦達在庫房裏看到了這真假兩幅《富春山居圖》，經過仔細考證，他發現乾隆御筆題説是假的那幅，實際是真的，而乾隆題了很多字説是真的那幅卻是假的，推翻了先人的定論，還它了一個真實的面目。《剩山圖》收藏在浙江省博物館，《富春圖》收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現已合璧。

       雅號“徐半尺”

       幾十年前在哪兒見到過的書畫，幾十年後再見時，徐邦達依然記憶猶新。70歲時，一次徐邦達在看兩個手卷時，只從裝手卷的兩個盒子上，便知那一字一畫是董其昌的作品，題目、內容，幾十年前在哪兒見過，如數家珍。另一次，助手尹光華先生在幫徐邦達整理《古書畫偽訛考辨》一書時，無論哪部古手卷後的題跋和某位畫家的某張畫，只要將題跋和題的人的名字組合起來，他都能知道是宋代某人的畫或元代某人的畫。　甚至有的書畫卷剛打開半尺，徐邦達就已經説出了與此畫有關的一切，以致人們送給他一個“徐半尺”的雅號。一次，一位來訪者將畫軸徐徐展開，剛看到一片竹葉的梢頭，徐老便脫口而出:“李方膺!”畫軸展開，果然是“揚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

       徐邦達雖不善言辭，但話題一涉及書畫便滔滔不絕。歷代知名書畫家年譜、名作、筆法風格等早就爛熟於心中。徐邦達的淵博學識仿佛一部中國古代書畫史盡在胸襟。凡經他鑒定的作品，總是旁徵博引，一一列出依據。一次徐邦達在南京金陵飯店，有人拿來一嵌在鏡框中的扇面，請他鑒定。這是一幅金本的山水扇面，落款為已巳年張宏。凝神片刻，徐邦達説:“這是張君度(張宏字君度)畫的，此為其早期作品。他是位高壽的畫家，活了90多歲，生活在明萬曆至清康熙年間，跨兩個朝代。《明畫錄》説他‘工山水，筆意古拙，墨法濕潤’。”　

       我並非樣樣精通

       還有一次，徐邦達受邀到河北保定去鑒定一批書畫。偶然路過一個書苑，便走了進去，一進門，遠遠看見大廳墻上高挂著許多書畫，其中的一幅畫讓他眼前一亮，當即認定那是幅宋代的畫。接待他的人當時只將那幅畫當成一般的畫取下來觀賞。這是北宋郭熙親自落款的《窠石平遠圖》，全世界也只有二三幅由他親自落款的畫。　　在當世書畫鑒定領域，徐邦達仰止高山的地位已無可動搖，但他給人的感覺卻是那樣的立言唯謹，甚至有些小心翼翼。對業內“徐邦達説真即真，説假即假”的恭維，徐邦達曾頗不以為然:“那是迷信!我並非樣樣精通。目下字畫造假的方式稀奇古怪，層出不窮。我初涉鑒定時是虛心，現在是心虛。”因此，每臨書畫鑒別，他總是全神貫注，從不懈怠。

       一次一位天津人攜帶6件徐渭的手卷，專程赴京請徐邦達鑒定。不巧徐邦達正發著39度的高燒，臥榻養息。徐文長這位明代的大才子，是徐邦達較欣賞的幾位古代畫家之一，故而對其作品的風格神韻，著墨技法，題款鈐印等特徵了然于胸。徐邦達一眼就看出，來人所攜6件作品都是真跡。但他並沒匆忙下結論，而是反復審度了兩個小時。他解釋説在病中，判斷力會受影響，必須多用些時間，以確保對人對畫負責。

       徐邦達最喜歡的一句話是“實事求是”，曾有許多人用重金來收買他，希望他把假的説成是真的，他都斷然回絕，“假的就是假的。就連我父親收藏的東西，是假的我也照樣説是假的”。碰到別人的鑒定意見與自己不同時，徐邦達表示如果對方的意見是對的，哪怕是年輕人，只要説得有道理，他都會尊重對方的意見，也很佩服對方。如果自認為沒有錯，那也會堅持到底，任何人也不能改變他的看法。

       最初的夢想

       作為鑒定大家的徐邦達，其實又是一個學者型的書法家和畫家。而徐邦達最初的人生夢想是做一個職業畫家。徐邦達家還保存有一張他與其他4人于1940年合開的《山水潤例》。其中“堂幅四尺至六尺每尺二十五元，八尺至一丈每尺三十五元……人物仕女加倍，花卉七折，青綠工細加倍……”後面還註明“潤資先惠，約期取件，立索不應。”由此可見，徐邦達年輕時候一度曾有以文墨丹青為生的日子。

       徐邦達對畫的喜好，是受了父親徐堯臣的影響。徐堯臣祖籍浙江海寧，當時在德國人辦的連納洋行絲綢部任經理，收入頗豐，家道殷實。雖為商賈，徐堯臣卻性情儒雅喜文墨，與吳觀岱等一代畫家交往頻繁，以畫會友，于植滿盆景的家中賞畫品書。在做絲綢生意之餘，他還喜歡收藏當代名家的翰墨，凡過眼名家書畫，只要相中了便會不惜重金購進賞玩，徐家因此富藏古書畫。

       從小浸淫書畫其中，徐邦達天性中就有幾分對書畫的親近。當徐堯臣發現自己所疼愛的小兒子對書畫的癡迷和超常的稟賦時，他感到欣慰，這麼多兒女中終於有一人繼承了自己的嗜好。於是，在他的安排下，徐邦達5歲入私塾讀書，8歲開始學畫。

       成年以後，徐邦達在繪畫創作上用心極苦，以期成為一個職業畫家。徐邦達18歲時，父親聘請了頗有名氣的“婁東派”後勁畫家、蘇州李醉石先生來教他學習山水畫。初學伊始，徐邦達就系統地臨摹了歷代山水聖手名作。常常被父母在親友間誇讚，徐邦達愈發勤奮地作畫。一個偶然的機會，徐邦達遇到趙叔孺這位當代著名的工筆畫、篆刻、書畫鑒賞家。趙叔孺善鑒古書畫，在趙叔孺的悉心指教下，聰慧穎悟的徐邦達不僅在繪畫上茅塞頓開，久而久之，他對各家運筆技法的揣摩鑒別皆有心得，更奠定了一生事業的基礎——古書畫鑒別。自浸淫丹青起，徐邦達就是創作與鑒別齊頭並進的。這是他的特殊點，也是他高於單一書畫家的地方。

       對名家畫作風格形式的把握，除去視覺記憶之外，徐邦達認為需要認真臨摹。他説:“要臨得像，非一點一畫地看，細捉摸不可。臨摹一遍，真比欣賞一百遍還要記得清楚，搞得明白。”現存加拿大的摹本奚岡《松溪高逸圖》是他18歲時所臨摹，現存新加坡的張中《芙蓉鴛鴦圖》是他24歲時所臨摹。這兩幅畫作至今已經歷了60多年風塵，那陳舊的面孔，令行家一眼望去竟覺與真跡一般毫無二致。他臨摹的明•唐寅的《落霞孤鶩圖》捐給了故宮博物院，為故宮修復沈石田、惲壽平山水花卉殘幅，書情墨意，與原作如出一手，讓人嘆服。

       上世紀40年代，徐邦達的畫藝已名噪江南。1946年，徐邦達被選為中華美術會上海分會理事，同時被聘為上海美術館籌備處的顧問。期間，他還在上海中國畫苑舉辦過第一次個人畫展。上世紀四十年代末，徐邦達遷居嘉定縣城。“與畫友孫祖勃君朝夕過從，討論畫藝，最為歡洽。”這些緣畫而熟識的朋友們，寓所相間不過數裏，往來方便，故而可得時常切磋點評，互相取長補短，在這段時間裏，徐邦達創作了大量的山水畫及詩詞，其鑒賞水準，自然亦隨之增高一籌。

       徐邦達因書畫之緣而鑒定，因鑒定而每日裏與書畫耳鬢廝磨。後來做了國家的鑒定專家，繁忙的工作使他無暇顧及繪事，數十年來未曾動筆創作書畫。但長期的鑒定實踐，使徐邦達對繪畫與鑒評之間的關係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他看來，繪畫(臨摹)是為了鑒評，而鑒評又滋養了創作。他自信:“一個好畫家未必是出色的鑒定家，而一個出色的鑒定家卻最好能自己學書習畫，明了前代書畫家作品的本質，才能進入深造。”　

       2002年，徐邦達與夫人滕芳女士更以其歷年所作書畫捐贈家鄉。2003年9月15日“徐邦達藝術館”在浙江海寧市落成開館，李瑞環題寫館名。徐邦達淡泊名利，把自己一生所珍藏的大部分字畫都捐獻給了浙江海寧的徐邦達藝術館，他説“只有小家沒有，大家才會有”。藝術館陳列著徐邦達先生捐贈的個人書畫作品和部分收藏品，展示了他半個多世紀來在古書畫鑒定中的輝煌業績。

       從一個畫家到著名書畫鑒定大師，從為個人收藏、鑒定，到為國家博物館鑒定收藏，並將自己的藏品公之於世，與世人同分享，徐邦達完成了一個中國傳統文人向現代文化學者的轉變。　

       詩書畫戲養心神　

       徐邦達的家中，窗明几淨，一塵不染，一派祥和。書房陳設簡單，兩個書櫃放些常用書刊，大的寫字檯上挂著筆，展著紙。作為鑒定家的徐邦達是書畫家，還是詩人。

       1991年4月3日，台灣清韻藝術中心，人頭攢動，熱鬧非凡，徐邦達畫展在這裡開幕。老先生清雅峻爽、功力深厚的山水畫令台島書畫界為之傾倒。1997年7月6日，徐邦達書畫展在南京金陵藝術館開幕，展覽中的書法作品以及畫中題款大都是他自己的詩作。前來參加開幕式的國家文物局、故宮博物院以及書畫界人士都大吃一驚。平日裏，大家只知徐邦達是享譽海內外、一言九鼎的大鑒定家，卻不知他也是丹青聖手和詩人。

       徐邦達的書法，同他的繪畫一樣，博採眾長，舒緩而有節律，不弱不霸，沉穩自若。他的書法，典雅中透著清勁俊逸，如他的畫，也如他的人。

       除了詩書畫外，徐邦達還是一位癡迷的京劇票友。從年輕時起他就酷愛京劇，擅唱老生，上世紀50年代還曾在故宮的小舞臺上唱過《洪洋洞》，與荀慧生、張君秋、老王玉蓉等許多名家都是密友，常常在一起談天説戲。他喜歡余派唱腔，最喜歡余叔岩的老生，平時在家也經常是自娛自唱。

       都説筆墨丹青可以修身養性，吟詩賦畫有益健康長壽。而徐邦達卻認為除了生活有規律，飲食有節律外，最重要的是心態。他説一個人心態要平和，很多問題都出在過分追逐名利上，貪慾、私欲過度就會導致心理失衡。如果經常心理失衡就會傷身，身體健康最重要的是心理健康，心理平衡了，身心就和諧。一個人非淡泊無以明智，非寧靜無以致遠。

       有人曾勸徐邦達移民海外，被他拒絕了，他説一個人應該有兩個自尊，一個是民族的，一個是自我的。他曾因師兄的移民而與其長期斷絕了聯絡。在他心中，為國家尋覓、鑒定書畫就是他生命的價值。

       從2005年起，因為患病，徐邦達已不能走動，並漸漸喪失了説話的能力，很多活動都由夫人滕芳代為出席。

       據滕芳講，從2012年1月19日開始，徐邦達都是住在家裏。“雖然插著管子不能説話，但思維很清醒。每天睡覺前，我都會去跟他告別，會輕輕地親吻他一下。”據她透露，去世的當天，徐先生離開得很安靜。“早上我坐在他床頭的時候，他的體溫已經很低了。我貼在他耳邊和他説，‘一路走好，一定要高興，一定快樂，一定要找到另一個你喜歡的極樂世界。’這就是我對他最後的祝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