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著我國社會主義文化藝術大發展、大繁榮的東風，近十年來，楹聯事業也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經過楹聯界專家多年的努力，《楹聯學概論》《楹聯書法學》等學術著作的相繼出版，標誌著楹聯學科的理論體系在逐步得到建立。同時，凝聚著我國眾多學者智慧的第一部系統的楹聯規範準則——《聯律通則》，經過幾年來的多次修訂完善，已在楹聯界全面推廣實施，深入人心，成為廣大楹聯人的共識。現階段，我國楹聯事業已穩步進入黃金髮展時期。由於楹聯文學本身所具有的獨特性、學術性和普及性。面對一些具有歷史性的楹聯作品，包括出土發掘的古代聯墨作品（含木刻石刻等介質）的考證、考辯之學，古代楹聯典籍的考藏、整理研究等工作，顯得相對滯後。迄今為止，有關中國對聯的起源説、第一副春聯説等，雖有約定俗成説，隨著社會科技的快速發展，曾不斷受到有關人士質疑，難免成歷史懸案。筆者以為新時期《楹聯考古學》的理論體系的建立亟待引起楹聯界的重視。《易傳係辭》中説：“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作為“形而上”的學術理論研究工作，尤其開創性的工作，仍然面臨著時代的挑戰。楹聯界同仁應盡可能秉持審慎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進行楹聯學術探索和研究，以促進我國楹聯學術研究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楹聯考古應以史實為依據

       在最近一兩年間，對於中國楹聯史上約定俗成的有關個案屢次遭到有識之士的質疑，引起社會關注。如《解放日報》2011年11月28日第15版副刊“朝花”版所發表書名“蕭丁”的“重視對聯在文學史中的地位”約2000字的長文，以及《北京晚報》2012年1月20日副刊第44版五色土--文史版發表頭條署名“劉宏偉”的“誰是‘第一’春聯作者？”的約1500字的考辯文章。上述兩篇文章的主旨，其實都是對約定俗成的公案“五代蜀後主孟昶春節所題門聯‘新年納余慶，嘉節號長春’是最早的對聯”的質疑。這當然是好事情，吹皺一池春水，總比靜觀一潭死水好。有探討就有爭鳴，有爭鳴就有發現。大家知道，打官司，其實打的就是證據；做學問莫不如此，若要推翻一個“謬論”，樹立一個“真理”，並不是簡單的事情。那就勢必要拿出若干令人信服的史證文獻資料，用事實説話，來佐證你的“真理”的可信度和準確度。

       其實，“蕭丁”的“重視對聯在文學史中的地位”一文，是對2010年12月17日，由解放日報報業集團、松江區委宣傳部和上海楹聯學會在上海松江舉辦行的“中國對聯探源——暨陸雲在對聯發展史上的地位全國學術研討會”的一篇綜合概述文章。該文提出了對聯起源的四個説法：一是五代説：這是清代文學家梁章鉅提出來的，他認為五代蜀後主孟昶春節所題門聯“新年納余慶，嘉節號長春”是最早的對聯。二是唐代説：贊成唐代説的聯家較多，他們認為唐詩的對偶句已很成熟，這是産生對聯的時代基礎。即使詩中的對偶句不算對聯，唐代也已有標準的對聯存在。而唐代説比五代説提前了一個朝代。三是梁代説：清代學者譚嗣同認為南朝梁代劉孝綽罷官後在自己門上題的“閉門罷吊慶，高臥謝公卿”早于唐代。四是晉代説：持此説的論家最多，他們認為松江人陸雲和洛陽人荀隱在文學家張華家的通名聯：“日下荀鳴鶴，雲間陸士龍”是最早的對聯，這副通名聯比孟昶的春聯“新年納余慶，嘉節號長春”早615年。 在以上四種説法中，專家們似乎更傾向於晉代的陸雲與荀隱。的確，楹聯的學術問題絕對不是一兩次會議能夠解決問題的。但是，通過正常的學術研究活動，以探討楹聯的起源，無疑對推動我國楹聯學術史研究，促進楹聯創作的繁榮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劉宏偉”在其“誰是‘第一’春聯作者？”一文中，則通過四種古代文獻資料的記載，例舉了春聯最早見諸四種文獻的描述：第一種見《古今詩話》雲：“昶子善書禮，因取本宮冊府書云：‘天垂餘慶，地接長春’一聯，文學于茲萌芽。”按此説，則聯語為“天垂餘慶，地接長春”，作者乃孟昶之子孟喆。黃修復《茅亭客話》所載同此。第二種見《洛中記異錄》雲：“孟蜀于宮城近側，置一策勳府，時昶之子喆居之。昶以歲末自書桃符雲：‘天降餘慶，聖祚長春。’喆拜受，置於寢門之左右。”按此説，則聯語為“天降餘慶，聖祚長春”，作者乃孟昶本人。第三種見《談苑》雲：“辛寅遜仕偽蜀孟昶，為學士。王師將致討之前歲歲除，昶令學士作詩兩句，寫桃符上。寅遜題曰：‘新年納余慶，佳節號長春。’”按此説，則聯語為“新年納余慶，佳節號長春”，作者乃辛寅遜。第四種見《宋史蜀世家》雲：“孟昶每歲除，命學士為詞，題桃符，置寢門左右。末年，辛寅遜撰詞，昶以其非工，自命筆雲：‘新年納余慶，嘉節號長春。’”按此説，聯語與《談苑》説同，但作者已非辛寅遜而是孟昶了。《宋史五行志》和《蜀梼杌》所載同此。明清以來，一般都採用最後一説。

       該文作者認為：《談苑》是宋人筆記中較為重要的一種，內容廣博，為後世文史考訂工作提供了大量資料，明確提到第一春聯的作者為辛寅遜。《宋史蜀世家》作為史書，其參考價值自是非同一般，卻將作者認定為孟昶。這兩本書中對於這副春聯作者的説法不一，直接導致了這場糾結了千年的著作權官司，至今沒有定論。但作者進一步分析主張：我國第一春聯的原創作者為辛寅遜一説，更具説服力。當然，這是只是一家之言。囿于特定的歷史條件的局限。今後隨著古籍楹聯文獻的不斷發現，對於“我國第一春聯”作者的考察將會不斷被刷新。筆者認為：楹聯考古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問，大家應秉著科學、客觀、實際的態度，實事求是，以史實為依據，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因為史證、時間終究將會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