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先生的最後一次故鄉湘西鳳凰行，是在1982年。這一年，他80歲，在黃永玉先生的催促和安排下得以成行。除黃永玉之外，另一位陪沈從文回故鄉的是黃苗子先生。

       因為二叔鬱達夫之故，苗子、鬱風夫婦自上世紀50年代起與沈從文就一直有著密切往來。沈從文不止一次向他們講述當年鬱達夫對他的幫助。1923年，獨自漂泊北京開始闖蕩文壇的沈從文，在生存艱難之際給鬱達夫寫信籲請關注和幫助。此時，來到北京的鬱達夫住在哥哥鬱華——即鬱風父親——的家中。沈從文沒有想到，鬱達夫收到信之後，居然很快就來到他所寄寓的湖南會館。見他又餓又凍，鬱達夫馬上把自己圍著的毛圍巾取下，披在沈從文的身上。接著，又請他去吃飯。事情沒有結束。鬱達夫回到鬱華家中，腦子裏一直無法抹去所看到的沈從文的景況。他當即寫下了著名的文章《給一位文學青年的公開狀》發表，為沈從文這類“北漂”文學青年而呼籲。

       沈從文説那情景他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後來他拿出五塊錢，同我出去吃了飯，找回的錢都送給我了。那時候的五塊錢啊！”80歲那年，他又一次這樣告訴鬱風和黃苗子。説著，説著，沈從文的眼睛濕潤了，接著又笑了，笑得十分天真。

       有這種情感的淵源，加上沈從文研究服飾史，對工藝美術和繪畫頗有見地，他與苗子之間也就有了不少共同的興趣愛好。這些都成了他們彼此的文字往來和交談的內容。

       有意思的是，身為苗族的沈從文，對“苗子”這個名字頗有異議。他説，在湘西，“苗子”是過去漢人對苗族人的貶稱。於是，在寫信或題跋時，他習慣把“苗子”均寫為“苗滋”。1982年在故鄉，沈從文再次提醒一同前往的苗子先生：“這是苗區，你不能用‘苗子’這個名字。不然，苗族人會覺得不舒服。”於是，如今在沈從文母校文星閣小學那個著名泉水旁，有苗子當年題寫的“一瓢飲”石碑，落款就寫為“苗滋”。 
       好在黃苗子還留下了另外一些沈從文的來信和書法。後來，他知我研究過沈從文，遂將其中一幅書法轉贈于我。

       這幅草書寫于1975年。沈從文當時喜歡書寫古詩十九首，我受贈的這幅書《青青河畔草》(見圖一)：“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裝(粧)，纖纖出素手。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詩後沈從文另寫一段題跋，簡述自己練習書法的體會：

       有意使筆放縱，仍處處見拘持。可見性格之迂腐，實近乎不可救藥，終難擺脫‘習書生’庸俗書體，真正行家必一望而知其做作處也。再書奉苗滋鬱風兩位一嘆。弟從文乙卯國慶節後之五日，時同住北京大城中。

       尚未在別處見到過沈從文談論自己的書法，故此題跋有特殊意義。難得的是，苗子先生為此幅書法特地補寫一題跋簡述沈從文的書法藝術(見圖二)：

       七八十年代，沈從文先生經常寫古詩十九首以贈親友，其書法功力至深，予曾獲觀其早年在行伍時(為)所書某軍校碑，豪健瀟灑，近李北海。晚年參以章草，自成一家，而益縱肆；其書順筆所之，有時且加以塗抹勾改，如顏真〔卿〕祭侄稿，一掃常規而純任天然，為歷代書法所未見。此幅乃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贈予及鬱風者。其跋雲“有意使筆放縱，仍處處見拘持”等語，蓋謙辭也。予以所藏先生墨跡數幅之多，因以此轉贈李輝應紅，並記數言。苗子羊年元旦。

       此題跋書寫俊秀雅致，與沈從文的龍飛鳳舞相互輝映。苗子先生既是書法家又是美術史論專家，他的評點可以幫助我們認識與欣賞沈從文的書法。

       一個月前，黃苗子先生仙逝，他可以和沈從文先生在天堂相聚，再論書藝。我分別寫過兩位先生的傳記，如今，欣賞他們的合璧之作，既可寄寓懷念，也是難得的藝術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