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迪安説,我們要走出去,但關鍵是要走到人家的主平臺上去。

       一下午的採訪，范迪安館長幾次説到美術館的展覽，“你們沒去看看展覽？”“我們的展覽還是挺好看的”；採訪結束時，他看了下時間，“你看你看，展廳都關門了，你們本來可以看看展覽的”；我們離開前，他又叮囑“以後有好的書法美術展覽，一定要來看看”。

       作為中國美術館館長、中國美協副主席，范迪安的“作品”不少，中國美術館主辦的許多展覽由他領銜策劃，付出大量學術心力，應算其一，而且是高規格的展覽、免費的展覽。

       很巧。接受採訪前，他剛跟靳尚誼、吳長江、潘公凱等美術界人士小聚，所談正是我們的採訪主題：中共十七屆六中全會對美術界的影響，中國美術的國際形象，藝術品拍賣的虛火等等。

       “我們文化發展的意義取向更加明確”

       記者：六中全會把文化發展提到戰略高度，這對美術界有什麼具體影響？

       范迪安：六中全會的內容十分豐富，其中提出的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和文化惠民，讓我最有感受。前者講的是藝術生産、創作生産，後者講的是讓人民共享文化藝術成果，兩者實際上相輔相成。

       人們容易把藝術創作生産和社會接受割裂開來看，但我覺得必須把兩者聯絡在一起。社會接受的信息，應該作用於藝術創作；反過來，藝術創作成功與否，應該看它的社會接受度如何。黨的十七大以來，特別是六中全會更進一步明確了要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同時要讓文化藝術成果為人民所享，這就把兩者的關係闡述得更加明確，我們文化發展的意義取向就更加明確了。

       近年美術創作生産前所未有地活躍。寬鬆的外部環境，寬闊的創作自由度，社會變革的豐富現實，為藝術家提供了最好的創作動力。所謂“活躍”，一方面體現在量上，一方面體現在創作的寬闊度上，你可以做主題性創作，去畫歷史畫，你也可以去表現現實中的身邊的小事，大弦小調都可以。一個民族的藝術創造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釋放。

       “現在遇到了文化審美需求的高潮期”

       記者：你剛才提到，社會對藝術創作接受的信息應作用於創作，那麼，社會接受都傳遞了哪些信息？

       范迪安：文化消費有很多種，有一種是與培養和豐富自己的審美情趣有關係的消費需求。我覺得現在老百姓是有這個需求的。

       人們在物質指標之上——不是之後——顯現出一個審美的指標來。從宏觀角度而言，人們生活在城市裏，希望這個城市有家園的感覺，有好的城市規劃、有好的建築，還有好的街區設計，好的公共藝術品，總之，就是要有一個好的文化性環境。從微觀角度看，人們生活在自己家裏，需要欣賞點藝術品。上世紀80年代，家庭時尚之一是得到一本好掛曆，它是印刷品；現在人們可能需要一兩張原創作品，即使買不起大家的作品，但也希望是小畫家的原作。

       在這種情況下，整個社會都熱切地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藝術作品。這樣一來，就為我們的藝術創作生産提供了闊大的需求空間，公眾從來沒有對美術有這麼高的興趣和關切。

       記者：“文化審美”正成為挂在人們嘴邊的詞，這種需求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范迪安：文化審美，不論中西，它在不同時期都是存在的，但是它會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表現出不同量度的需求。我們現在遇到了文化審美需求的高潮期，審美文化需求處在峰值。

       不用進行數據分析，大家都可以感覺到。因為我們就在其中，我們正經歷這個時代，從物質的匱乏到物質的富足，從文化生態的單一到今天文化生態的豐富，從藝術審美對象品種的單調到今天無比多的可選擇性，我們本身就經歷了這個過程。

       “站在中國的土壤上感懷中國的現實”

       記者：既然文化消費和審美需求處在高峰階段，那麼藝術創作處在什麼階段？

       范迪安：前幾年我們有兩種擔心，一種是一直提倡主旋律，好像對多樣化重視不夠、不太能接受新的藝術觀念；另一種是中國美術過度地跟著西方走，跟著西方後現代主義走。因此大家擔心，能否創作出代表這個時代中國氣象、中國風貌的作品。現在，我覺得這個問題已得到較好解決。

       一方面，百花齊放的政策不斷得到落實。很多大的藝術家和年輕的藝術家能很好地直面生活，反映生活。在對作品的衡量上，大家眼光也更加鮮明了，不會以新唯新，而是更重視它是不是基於中國土壤上的創造。現在看一件藝術作品，更多地看其是不是站在中國的土壤上感懷中國的現實，又具備寬闊的、具有國際視野的文化藝術的修養。

       另一方面，社會接受也越來越多樣化。尤其是年輕人的審美趣味越來越豐富，不滿足於單一的藝術形式和主題，希望從藝術品創作中看到一種創造力，看到藝術家的想象性和想象力，通過審美活動來豐富自己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激發起一種創造的熱情。我們通常講，好的美術作品在給人以美的愉悅的同時，也滋潤、蒙養、熏陶了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