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畫院與浙江美術館有一個交流項目，讓“北齊南黃”這兩座中國畫高峰走出各自的地域——“齊白石”南下杭州，“黃賓虹”北上北京。就這樣，“黃賓虹”走進北京畫院，伴隨在黃賓虹左右的，還有林散之和李可染。這是一道醇厚的藝術風景！談起這道風景，北京畫院院長王明明言下滔滔。

       記者：請您談談黃賓虹在今天的意義。

       王明明：黃賓虹的藝術在其生前和身後的一長段時間一直不為人理解，直到上世紀90年代，經歷“文革”對傳統的全盤否定和批判，“85新潮”對西方現代繪畫的狂熱追捧之後，人們開始冷靜地思考傳統，向傳統回歸，重新發現了黃賓虹的價值，掀起了黃賓虹熱，其熱度至今不減。關於他的研討會、畫展開了一次又一次，全集、文集和研究文集相繼推出，對他在藝術及藝術理論方面取得的成就給予了越來越全面的評價，其黑密厚重、渾厚華滋，傳統而又現代的山水畫風也擁有了越來越多的追隨者(不僅僅局限于中國畫，甚至影響到油畫的創作)。但是20多年過去了，在學習黃賓虹的過程中暴露出不少問題，鮮有真正成功的學習者。

       首先，在回歸傳統和學習借鑒黃賓虹的藝術時僅停留在表面的筆墨語言和程式化形式的膚淺臨摹，未能洞悉黃賓虹繪畫的筆墨內核及精神內涵。其次，對於黃賓虹的理解非常片面，很少有人認識到黃賓虹的藝術是建立在對中國藝術總體的認識和把握基礎上，窮其一生追索筆墨語言和中國文化精神的結果，尤其不能理解黃賓虹如何“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因此，不能解決如何將生活與筆墨變成自己的風格。於是，近20年來，佈滿大江南北的都是黃賓虹的影子。

       記者：在黃賓虹藝術展中引入林散之、李可染，是出於怎樣的考慮？

       王明明：今年，北京畫院美術館和浙江美術館有一個交流項目，在北京畫院美術館舉辦一次黃賓虹的展覽，並將我們院藏的齊白石作品送往杭州展出，“北齊南黃”兩位藝術大師繪畫精品的南北交流互動展出，是非常有意義的藝術活動。但是，我們也深知搞好這次展覽的不易，因為近幾年來關於黃賓虹的展覽非常多，如果按傳統的方式來做，很可能會停留在對黃賓虹的筆墨、風格表象上的展示和研究。為此，我們在對中國山水畫的發展進行宏觀研究的基礎上，反復對本次展覽的創意進行討論和策劃。我們有目的地從浙江省美術館的藏品中選擇一些黃賓虹自己標明的師古之作，將之與相應的古代大師作品進行對比，以此來發現其藝術風格的師承與淵源。其次，我們將他晚年成熟期的作品與他的畫論並置，使觀者更深刻地認識到他自成一家的筆墨特色及精神內涵。而對於這批作品中不能充分展現的關於“外師造化”的部分，則蒐集了黃賓虹部分的山水寫生稿加以展示。

       但是展示黃賓虹的藝術並非這次展覽的最終指向，我們特意引入受其影響的兩位學生——林散之、李可染的作品。這兩位在20世紀自創一格的書畫大家，他們師心而不師跡，深入領會老師的書畫理論精髓，分別用於書法和山水畫創作之中，成就了“當代草聖”和“李家山水”的新高峰，成為師黃賓虹而自成一家的最佳典範。我們精選了院藏的部分李可染作品，並從宋玉麟先生處借來了林散之的書畫作品，將這些作品與黃賓虹的作品進行分類對比，並蒐集他們對黃賓虹藝術的闡釋及自己的書畫論述，使觀者認識到他們是如何謹遵師訓又實現自我創造與超越的。這是第一次將黃賓虹、林散之、李可染的藝術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通過這次展覽，我們希望能對當代中國畫的發展提供一些借鑒和啟發。

       記者：黃賓虹、林散之、李可染，他們有著怎樣的同與不同？

       王明明：傳統中國畫家能自成一家有很多因素，最關鍵的是他們對中國藝術和中國人文精神的整體把握，注重人格和學問的修養，充滿對人生的體悟和對大自然的感悟，對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整體的理解和把握。這是形而上的層面，而不僅僅停留在技術的層面，這既符合中國哲學，也直接關涉到一個藝術家藝術水準的高低。

       凡成大家者都對傳統、對前代藝術家懷有敬畏和尊重，善於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領悟傳統的主要精神，應不限于某種技法的吸收，或通過筆墨上的微小變化或將前人的某些符號變成自己的語言，這只是抓住了皮毛和表相而已。黃賓虹對於美術史的精熟，使他有選擇地繼承了傳統的精華，並轉化成自己的風格。林散之一生沒有間斷對古代大師的學習，他繼承了黃賓虹碑帖並舉的書法理論，又將其繪畫的筆墨方法引入到草書創作之中，開創了自己獨特的書風。李可染曾立志“用最大功力打進去，用最大勇氣打出來”，對傳統下過很深的工夫，他從齊白石處學到了筆墨精髓，從黃賓虹處學到了如何通過積墨表現豐富的層次，開創了既具中國意境，又具時代精神的新山水畫風，對中國畫壇影響深遠。因此，借鑒傳統最後要落實到時代精神，畫家不能食古不化，時代在變，應創造出具有時代精神的藝術。中國畫傳承的是精神，但樣式應有所變化。

       記者：此展中的“煙雲供養”部分介紹了三位大師不同的寫生經歷和感悟，但最終都由師跡回到師心，各臻其妙。

       王明明：近百年來，受西風東漸的影響，中國藝術家大量吸收西方的觀察方法和表現技法，雖然豐富了中國畫的表現力，卻忽視了中國畫表現現實生活和大自然最根本的方法，即“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或過於強調寫生，變成模寫自然，沒有取捨，忽視心靈對自然的感悟，未能表現出中國畫的意境。面對中西文化的衝突，黃賓虹師徒都保持了民族文化的自信。黃賓虹是較早進行現場寫生的國畫家，他強調首先臨摹古人“已合自然”的筆墨，再遊歷名山大川，以此來印證古代大師的技法。他留下了許多以寥寥數筆勾勒山川輪廓的寫生稿，皆是對山川形神的觀察體悟，強調神似而不局限于形似。林散之歷時10個月，行程16000里的壯遊寫生，使他的山水畫具有更為宏闊的境界。李可染受過西方繪畫訓練，他巧妙地利用了西方的寫生方法，但將之變成對景創作，晚年更是扔掉寫生，從心靈的感悟中整合出博大雄渾的祖國河山，從而與傳統一脈相承。他的畫遠看很豐富，近看又極為單純，放棄了所有的枝節，抓住了藝術的規律。

       記者：這三位大家留給當代最重要的啟示是什麼呢？

       王明明：黃賓虹為豐富中國山水畫筆墨語言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很多學習者僅從表象上學習他的筆墨，其實很多大家如徐悲鴻、潘天壽、傅抱石、蔣兆和、黃胄等人在40歲以前已經解決了筆墨的問題，後半生則靠學養的積澱實現了真正的脫胎換骨。中國畫追求的最高境界在筆墨之外，在對中國藝術的精神進行宏觀的把握上，這是中國畫的規律，否則就會走偏。

       黃賓虹集古之大成，成一家法，林散之、李可染承續黃賓虹藝術的精髓，自創一格。他們遺貌取神地參悟古法，強調內心感悟的外師造化，窮其一生追求學問修養，錘煉筆墨語言，同源於傳統，而自創新格，開宗立派，正如禪宗所謂“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這值得我們深思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