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價格何以高高在上？別讓金錢湮滅文化

徐悲鴻《巴人汲水圖》，在去年翰海秋拍上，以1.7億元的價格創中國繪畫拍賣成交紀錄。圖為《巴人汲水圖》截圖。(資料照片)

　　今年33歲的梁嘉，在北京望京科技園的一家外企工作，月收入超過萬元。兩年前，梁嘉開始搞起了收藏，主要關注文玩雜項一類。談起自己收藏的目的，梁嘉直言不諱——就是為了賺些錢。

　　5月19日到25日，嘉德與翰海兩大拍賣公司將相繼舉辦2011年春季拍賣會。每逢拍賣，價格常常成為人們談論的焦點。1994年，成立之初的嘉德全年拍賣總成交額是7400萬元，到了2010年，嘉德全年拍賣總成交額已經達到75.5億元。同樣，經歷了2009年秋季的“井噴”，翰海全年拍賣總成交額也從2009年的15億元漲到了去年的35億元。

　　從經濟角度來衡量，在全社會興起的“收藏熱”，無疑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價格何以高高在上

　　2010年底，翰海秋拍上徐悲鴻的一幅《巴人汲水圖》，以1.7億元的實際成交價格創造了中國繪畫拍賣價格的新紀錄。

　　在榮寶齋工作了40多年的榮寶齋前副總經理米景揚介紹，徐悲鴻的這幅《巴人汲水圖》，尺寸並不大，徐悲鴻也畫了不止一幅，這樣的拍賣價格確實遠遠超出人們的預料。對於中國藝術品價格的迅速增長，他認為這反映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狀況。現在市場上近代書畫名家的作品最受認同，一方面是傳世作品比較多，另一方面這些書畫家也確實取得了巨大的藝術成就。北京收藏家協會副秘書長李長安認為，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底蘊，文化古老綿長，魅力撼動人心。當一些近代書畫家的作品達到50萬元、甚至200萬元一平方尺，正表明國民收入普遍提高後，人們對自己國家文化的認同。

　　原燕山出版社總編輯趙珩認為，缺乏其他投資渠道，大量作為投資的資金涌入，是收藏品價格高漲的另一主要原因。就像上世紀40年代不少西方國家一樣，中國的收藏者也經歷著從文化人到企業機構的轉變。李長安介紹，鋻於經濟的發展和收藏巨大的升值空間，大企業和私人財團會繼續加大藝術品投資力度，一些頂級藏品可能會繼續創出“天價”。大量資金的涌入，使米芾《研山銘》這樣的不少海外珍貴文物回流，同時高端收藏市場也會越來越集中。由於兼有投資功能，社會遊資也會趁機興風作浪，先炒熱一些收藏品種，再趁高價出貨。前一段時間的“沱茶收藏”,就屬此例。

　　據統計，目前中國的收藏者已經接近1億。對此，收藏家方繼孝有著清醒的認識。他覺得，當前的“收藏熱”已經有些“全民運動”的味道，眾多收藏者中，80％以上的人多少有些僥倖“撿漏兒”發財的心理。就現實情況來説，大多數有價值的藏品已在真正的收藏家手中，市場上的精品不是被高價拍走，就是私下流傳交換。

　　但不管怎樣説,2010年中國是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藝術品市場。

　　價格中的冷熱失衡

　　文化學者洪作稼近日在為一個朋友收藏的《爨寶子碑》和《爨龍顏碑》寫一篇研究文章。洪作稼介紹，朋友的“二爨”有30多家的題跋，文獻史料、文字發展、書法藝術等諸多方面都有涉及，文章寫了2萬多字。

　　中國過去的知識分子收藏碑帖拓片的人很多，古文物學家趙汝珍講:“士人而不知碑帖而不明碑帖，直如農夫不辨菽粟、工匠不識繩墨。”

　　李緒傑收藏碑帖古籍已經很多年了，經歷了近些年收藏市場的變化，他談到，元青花瓷器從價值不高到創出2.2億元的拍賣紀錄，近兩年古籍善本的價格也翻了四五倍，但是宋拓碑帖卻只有幾十萬元的價格。

　　嘉德拍賣公司的市場總監孫傑表示，一件藝術品並不能僅以年代的久遠與否來判定其價格。在國際市場上，僅有50多年曆史的畢加索畫作，其價格遠超許多有500年曆史的藝術品。不過，從國內市場上來看，也確實有不少具有較高歷史文獻價值的物品，因收藏需要較高文化修養，內行人少，其價格被低估了。

　　從收藏市場的價格看，瓷器、古舊傢具、古代書畫和少數近代書畫的價格較高，古籍善本次之，而尺牘碑帖、誥命奏章等文獻，價格較低。但在以往的收藏曆史上，價格排序恰恰是倒過來的。將自己書齋稱作“石墨山房”的米景揚表示，與瓷器相比，古墨傳世數量並不多，也有皇宮內務府禦制的精美之作，但其文化內涵並不為多數收藏者認識。李長安覺得，與齊白石、徐悲鴻、李可染這些被市場熱捧的近代畫家相比，從藝術角度看，任伯年、陳半丁、郭味蕖的藝術成就也不低，但其作品的價格卻相差較大。方繼孝介紹，現在收藏市場上，陳獨秀和胡適往來信札的價格，遠低於一隻清代青花瓶或兩把紫檀“官帽椅”；錢穆、老舍這樣的學者文人，其書畫價格甚至不到當代書畫家作品價格的十分之一，這也並不合乎文化價值的定位。

　　收藏的價值，應該體現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與文化內涵，于雪泥鴻爪間記錄一個國家的歷史。

　　熱度下的文化缺失

　　李清照在為趙明誠《金石錄》所作的《後序》中，描寫他們藏書讀書的情景:每獲一書，即共同勘校，整集簽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捲，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涂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刓闕、本不訛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幾案羅列，枕蓆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

　　這樣的收藏與研讀之趣，在當今收藏界並不多見。對此，原燕山出版社總編輯趙珩不無憂慮。他認為，中國收藏曆史悠久，過去只是小眾活動，囿于文人、官僚之中。近年來，收藏從傳統小眾行為變作全民大眾行為，又包含了投資升值的功能，難免滋生流弊。收藏品有“在途”與“在庫”之分，原本到了收藏家手上，就應該屬於“在庫”。但現在90%的收藏品會重新回到市場。甚至有人戲稱，每年春季拍賣買的東西，到秋季拍賣就可以賣出去了。在這樣的環境下，究竟有多少收藏品能為文化研究所利用？收藏家是文物的典手者而非永遠的佔有者，在收藏這項文化活動中，其過程的趣味與享受應大於佔有的慾望。

　　一次偶然的機緣，方繼孝從舊檔案中發現了一部寫滿古文字形的手稿，當看到“懷寧陳仲甫編訂，如皋魏建功題署”兩行字時，他越發確定了這部手稿的價值。“仲甫是陳獨秀的字，魏建功是他的學生，研究文字音韻，可見這部手稿是陳獨秀去世前十幾年間重拾學術舊業的成果。”方繼孝説，後來經過自己的點校整理，手稿編為《陳獨秀先生遺稿》出版，使人們在陳獨秀政治身份之外，重新認識了他作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的學術身份。

　　像方繼孝這樣的收藏者並不多。歷來收藏者有“高者近儒，低者近丐”之説。近儒者,即以自身文化學養，借助收藏物品，探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歷史發展軌跡，多少興亡事，説與子孫聽；近丐者，徒求物值幾何，在金錢的追逐之下，又有多少極具價值的文化遺存化作雲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