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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的旅館在一條叫“豆子街”的盡頭,幾乎挨著海軍部,對一個去聖 彼得堡的旅遊者來説這是個絕好的駐足地點,左邊是青銅騎士雕像和伊薩克大教堂,右邊是冬宮,前邊是涅瓦河,後邊是涅瓦大街的起點,全是赫赫有名的景點,真是難得。隔窗一看,對面是一排辦公樓和公寓樓,不算高,也就是五六層,建築風格很古雅,是老房子。臨街的墻上鑲挂著六七塊長方形的白大理石板,走近細看,原來是紀念標誌,紀念一批名人先後在此居住過。
這些紀念牌比比皆是,幾乎全是紀念文化名人的,有特別震撼的力量。
俄羅斯人對文化名人的崇拜是有傳統的。文化名人的地位極其崇高,壓倒一切,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和文化名人相比。另一個突出的體現是在俄羅斯人的墓地。聖 彼得堡東南角有一座教堂,叫亞歷山大 涅夫斯基大修道院,其主門兩側是兩塊墓地,左側是十八世紀名人墓地,右側是藝術家墓地。現在這兩塊墓地有了一個專門的名字,叫“城市雕刻藝術博物館”。在十八世紀名人墓地中埋葬著各類顯赫一時的人物,包括政治家和有權勢者,但最好的陵墓雕刻還是獻給了文化名人,非常醒目,很突出,一眼就能識別出來,如羅蒙洛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蘭斯卡婭(普希金太太)等。最好看的是城市雕刻藝術博物館裏的藝術家墓地,佔據了最好的地段,大樹參天,極其幽靜,每個墓地都佈置得很寬鬆,陵墓總體分佈也比較稀疏,一點也不擁擠,雕刻卻一個賽著一個有個性,別致而生動,竟然沒有找到一個社會活動家的陵墓摻入其中,全部是大文人的,選擇極其嚴格,名字都如雷貫耳,像格林卡、穆索爾斯基、柴可夫斯基、契爾卡索夫等等。這種傳統並沒有隨著政權的更替有絲毫的減弱,一直堅持著,令人刮目相看,非常欽佩。
轉過“豆子街”,走上“小海街”,一抬頭,發現頭上一塊大牌子,是紀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説《白夜》在此寫成。再走兩步,一個當代的小餐館乾脆就叫“白夜餐廳”。再走幾步,一抬頭,一塊紀念柴可夫斯基的大牌子又在眼前,而且上面寫著,柴可夫斯基晚年是在此公寓中生活的,直至去世。我當時就很激動,站住,看半天,還照了相。以後,每次經過,總要停下來看看,心中充滿了敬意,宛如朝聖一般。
後來,我發現聖 彼得堡的文化名人紀念牌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每塊牌上都有傳主的浮雕側面像,絕大多數是銅的,鑲在大理石底板上,相當精製,可見挂這種紀念牌是有很高的規格要求的,似乎比倫敦和巴黎的同類文化名人紀念牌都來得講究一些。
牌上除了銅浮雕像以外,説明詞也多一些,大半是説傳主是哪方面的專家,何時在此居住,在此有何突出的成就和貢獻,這種記述往往引出許多相關的記憶和聯想,也往往因熟悉而感到親切,因親切而感到激動。
在掛牌子的地方,目前的住戶和用途已和傳主毫無關係,僅僅是一種紀念和記憶,該怎麼住還怎麼住,該怎麼用還怎麼用,並不都會恢復成相關人的故居紀念館。
這個辦法不錯。這種方法比較節約,不會因為紀念文化名人而騰空許多房屋,也不會把目前的住戶趕走,沒有擾民的顧慮。只是有一種保護文物的目的,那些房子是不可以拆除的,也不得任意改動,頗有一舉兩得之功,不失為一個好辦法。
然而,這一招的功效是了不得的,它們營造的那種文化氛圍,那種激動人心的文人崇拜,那種對文化名人永恒的尊重,給人們帶來的驚喜和興奮是不可估量的。對本國人,尤其是對兒童和年輕人是絕好的愛國主義教材,每當他們路過這些紀念牌時,會馬上聯想到課本上講的那些先哲們的事跡,於是立刻興奮起來,噢,原來他在這兒!一種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便會升騰起來,沒有説教,沒有灌輸,一切都在自然而然之中,留下終身難忘的印象。妙在這種牌子很多很多,一會碰見一個,會把那驚訝、那興奮、那激動“一驚一乍”地推向高潮,造成一種神奇的判斷價值,形成一種精神力量,這就叫人文素質吧。
這種人文標誌,對外國人是一種對人類文明成果的共享和交流,對城市是一種文化身份和歷史進程的象徵。一句話,人文標誌是一個民族一個地區一座城市的綜合軟實力的硬指標,是個好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