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蝸居陽臺完成巨著

豐子愷

    生前定居最久的地方“長樂邨”對外開放

    提供名人故居“民辦公助”新模式

    在上海市繁華的盧灣區陜西南路上，有一處名為“長樂邨”的西式洋房小區，舊時習稱凡爾登花園。在這片鬧市中的小屋，正是一代漫畫大師豐子愷生前定居最久的地方。從1954年到1975年，豐子愷在此住了21年。2008年由豐子愷後代出資350萬元買下故居使用權，經修繕恢復，于2010年3月19日對公眾開放參觀。這種由政府協助，私人出資出力的新模式，開創了首例名人故居“公辦民助”新模式。

豐子愷作品一

    睡在陽臺一米多寬的床上

    完成《護生畫集》

    最令人吃驚的是，這位漫畫大師，生前睡過的床長度為一米多一點，寬度不足一米。據楊朝嬰介紹，1988年“文革”期間，一樓住進了別家人戶，所以他們全家人被勒令壓縮，只剩下二、三樓可住，豐子愷就提出自己去睡陽臺。因為他常常深夜還在畫畫寫作，為了不打擾家人休息，他就一個人睡在墻角那張連身體都無法伸直的小床上。在這塊方寸的清靜之地，他完成了生前最大的一個願望。

豐子愷作品一

    1940年11月抗戰期間，他與恩師弘一大師已經合作完成了《護生畫集》第一、二集(分別為50、60幅字畫)。弘公提出70歲時完成70幅，80歲時80幅，直至百歲時作第六集百幅，並稱“護生畫功德於此圓滿。”豐子愷據此發願：“世壽所許，定當尊囑託。”到1973年，豐子愷預感自己在世時間不長，但師囑必要完成，於是他與好友朱幼蘭冒著風險分別作畫題詞。為了避開“造反派”的注意，他每天雞未鳴即起身，在黑夜昏燈中伏案作畫，終於艱難地提前定稿，完成曠世巨作《護生畫集》，此時離弘一大師百年還提早了五年。“越二年，豐子愷西逝。在安詳舍報之前，以‘護生六集’的夙願，前後經過五十年，終於圓滿完成為慰。”這一段文字，如今就挂在“日月樓”的隔間小門上。

    八根金條換來日月樓  “外公紙”至今保存

    這片由著名的華懋公司投資建造的聯排式花園住宅，位於陜西南路39弄1-103號，1925年至1929年間建造，總體結構為西班牙聯列式。其中“長樂邨”93號的門前就挂著“豐子愷故居”的牌子，而“長樂邨”三字正是由豐子愷當年所提。據如今管理故居工作的豐子愷長女豐陳寶之女、豐子愷的外孫女楊朝嬰介紹，他們一家是1954年從福建省廈門市逃難到上海的，剛來是住在福州路，後來是豐子愷用多年積攢下來的八根金條頂下了這幢位於陜西南路上的小樓。

    二樓的陽臺處，即是豐子愷的書房兼臥室——著名的“日月樓”。“日月樓”因陽台中間房頂處有一個天窗，在此可以看日出，賞月光。當年，豐子愷順口吟出“日月樓中日月長”的對聯後，國學家馬一浮馬上對出了“星河界裏星河轉”的下聯，“日月樓”由此得名。

    現在“日月樓”裏的陳設就如同豐子愷當年在這裡作畫寫字時一樣，桌子、小床以至頭頂的那盞吊燈都是1954年他們剛搬進來時保存至今的舊物。楊朝嬰回憶説，當年新買來桌子時，豐子愷為了不佔用太多的空間，就要求木匠鋸掉一部分桌子的右半邊，大家都勸説他不要破壞新傢具，豐子愷回答：“別擔心，它的壽命比人長。”現在看到的桌子，的確是左右不對稱的樣子。“你看到桌上這一小疊裁成小塊的、用過的宣紙，我們叫它‘外公紙’”，楊朝嬰説，豐子愷為了不浪費紙，作畫剩下的紙，或者廢掉的畫紙就裁剪成小塊，用來擦手、擦嘴、擦桌子、包吐在桌上的骨頭，“小時候家裏都知道有‘外公紙’。”

    花生米配古詩詞下酒

    豐子愷一生與煙酒茶結緣，不可一日或離。1948年他去到台北，什麼都能適應，就是喝不慣那裏依然殘留日本遺風的米酒跟紅露酒，為此傷透了腦筋。當時在臺大當文學院院長的老友錢歌川家裏存有一壇紹興酒，特別送到開明書店供養，卻還是解不了豐子愷的癮。他在上海的弟子胡治均得知老師“有難”，急忙又託人帶了兩大壇來，方才稍解了渴。楊朝嬰説，她記憶中的外公總是在吃飯的時候溫一壺黃酒，配一碟花生米，身邊總帶著一本古詩詞的小冊子，他説，“這個東西是可以下酒的”。

    “文革”期間，因經濟窘迫，但為了一解煙癮和酒癮，不得不買來一些劣質的煙酒，這也為日後豐子愷患上肺癌埋下了伏筆。患病之後，一開始豐子愷只覺得右手不好使，等住進醫院檢查時，方才發現肺癌細胞已經轉移到左腦，很快就在醫院病逝了。

    朋友遍天下

    勸梅蘭芳多灌唱片多拍電影

    故居的三樓從前是豐子愷的兒子和幼女豐一吟居住，現在改成了照片陳列室和接待來客看書、留言的地方。

    和弘一法師李叔同的師徒情深，和同為漫畫大師的張樂平的互相欣賞，和梅蘭芳的促膝長談，和廣洽法師的深厚情誼……在一張張舊照片中都能感受到豐子愷廣交善友的風範。據豐子愷幼女豐一吟女士回憶，她父親當年在聽了梅蘭芳的唱片後，對他的藝術造詣深為認同，於是在1948年的清明過後，攜大女兒阿寶和小女兒一吟去拜訪梅蘭芳。並在和梅蘭芳的交談中勸説他多灌制唱片，多拍有聲電影，盡可能地延長自己的藝術生命。新加坡的廣洽法師則是豐子愷在廈門認識的朋友，而後更成為彼此一生的摯友。“文革”期間，豐子愷被迫害，經濟條件窘迫，廣洽法師便每個月給他寄生活費，資助豐子愷一家的生活。楊朝嬰説，“我外公的這些朋友都是因為他隨性和天真的性格換來的，每次有人跟他要畫，求字，隨便什麼人找他要，他都給。這樣的性格使他交到了很多真心的朋友。”唯有一樣東西，他是無論如何都不捨得換的，即是浙江桐鄉的緣緣堂。在緣緣堂時期，豐子愷度過了他創作的黃金時期，在那張拍攝于緣緣堂的照片前，他寫道，“緣緣堂……倘秦始皇要拿阿房宮來同我交換，石季倫願把金谷園和我對調，我絕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