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國強：用藝術家特權為農民説話

    前段時間，對於美術批評家朱其對“蔡國強：農民達芬奇美術展”的尖利批評——“海歸派不應該總是在‘販賣中國’。這一代海歸派既沒有引進什麼國際先進的文化和藝術思想，也沒有像徐悲鴻那一代為中國社會的藝術啟蒙做很多教育工作，”蔡國強回應説：“我從來不反駁我用中國資源，因為我是中國人啊。而且我也在使用外國資源。西方人搞國際化，人人都在使用民族資源。”他認為，使用中國資源也存在一個再創造的問題。

    《異想天開：蔡國強與農民達芬奇》這本書在講什麼？

    蔡國強：去年我在台灣做“泡美術館”展覽，是想讓“泡”成為一個社會議題。我感到：在東方尤其在亞洲，中國大陸或者台灣，日本或者韓國，現代藝術通常代表國家文化形象，但同時也很小眾。

    我個人的藝術作品還算雅俗共賞，看的人多。回顧展“我想要相信”在西方展覽時觀眾曾近百萬。當時我就想在台灣辦展覽，讓從來沒進過美術館的人能去美術館看看，結果有35％沒進過美術館的人來看了展覽。當然，不能説看的人多，就了不起，只是從一開始我就想讓更多人看。

    我更希望有個人能説得清楚我的展覽，能夠作為一個顧問幫我挑選作品，跟我對話，由對話形成文化呈現。可是藝術家不可能四處跟人對話，只要跟一個人對話就行了，就像演員和導演對話、演戲一樣。《異想天開：蔡國強與農民達芬奇》這本藝術對談基本就是這麼來的。

    國內媒體把你和徐冰、谷文達、黃永石水稱為“中國當代藝術的海外四大金剛”。你對於“販賣中國”的批評怎麼看？

    蔡國強：對於中國資源的使用，要看其態度和目的。使用中國資源也存在一個再創造的問題。另外，也不要總盯著藝術家作品裏使用中國資源的那一部分。“911”之後，我的作品和中國資源的關係就少。“汽車爆炸”有關係嗎？“蘑菇雲”有關係嗎——每天在大都會博物館上空炸出一朵黑雲，堅持了半年。同時又在大都會屋頂做了一個巨大的玻璃讓鳥衝撞——這些跟中國的傳統文化沒有太多聯絡。

    我從來不反駁我使用中國資源，因為我是中國人啊。而且我也在使用外國資源。西方人搞國際化，人人都在使用民族資源。

    “農民達芬奇”及“農民，讓城市更美好”是怎樣創意的？

    蔡國強：我不是一開始就想到研究農民，我只是更關心自己感動的東西。我在農民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夢想，我對造型感興趣，我看到了在這片土地上自己和社會的關係。或者説，我從農民身上看到我自己寂寞的心境。

    我不把自己放得太高，其實自己還是自己。

    上世紀80年代我出國時，其實中國人在外國人看來都不是城裏人，都是農民。一個落後國家出來的人，樣子看起來就是土，就是農民。但我就是農民，又怎麼了？

    這次上海世博會上有一個美術館要開館，請我做開館展。我自然就想到要以“農民的創造力”為主題，在展覽中呈現出個人的力量、個人的創造力、個人的自由、個人的聲音。

    有人把上海世博會上你策展的三句口號“重要的不在飛起來”、“不知如何降下”和“農民，讓城市更美好”，解釋為“對社會和時代的反思，重要的不是飛得越高越快就越好；表達對於中國社會高速發展之下的思考和擔憂；展示個體農民的創造力，看到一個民族追求公平民主社會的希望”。有人説，你試圖提醒上海和世界，當下的城市繁榮，還有一個巨大的農民背影。

    對於這一串“農民藝術符號”，你是怎樣想的？

    蔡國強：我想用藝術家這個小小特權，為農民説一句話。當我提出要辦“農民，讓城市更美好”為主題的展覽時，很多人就提出質疑：為什麼世博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卻要辦農民的展覽？我面臨的第一個關，就是向所有人解釋為什麼做“農民”。很現實的，我就成了代言者。世博會的園區是農民蓋的，高速公路是農民修的，你説“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我説“農民，讓世博更美好”，這樣就形成了議題。

    爭議也不要緊，我也不在乎聲音的大小、受眾的多少，這樣的聲音應該釋放出來。可能城市裏舖天蓋地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但是有一兩個地方寫著“農民，讓城市更美好”，就可以了。在世博期間的上海，一個是拆掉一半的大樓，直接寫上“農民，讓城市更美好”，它像是城市發展的剖面；另一個是黃浦江畔最大的LED的屏幕、震旦大樓大屏幕上，一個小時三次，一個字一個字地滾動。很多公眾來黃浦江，就可以看到這樣的流動書法“農民，讓城市更美好”——它應該被大聲地説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