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我國地區、城鄉、行業、群體間的收入差距有所加大，分配格局失衡導致部分社會財富向少數人集中，收入差距已經超過基尼系數標誌的警戒“紅線”。專家普遍認為，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已經突破了合理的限度。（5月10日《羊城晚報》）

    在民眾切身感覺的層面上，貧富差距的日漸拉大早已是不爭事實，各種群體性事件多發以及暴戾情緒蔓延，其實就是“貧富差距突破合理限度”的表徵之一；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收入分配改革問題亦被提到一個空前的高度，只可惜，被寄予厚望的《關於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公佈日期還在一再被推遲。

    專家提出要“像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一樣守住貧富差距的紅線”，無疑是非常正確的，其重要性也是人人可見的。吊詭之處在於：雖然人人皆知貧富差距需要守住紅線，卻無法確切知道紅線何在。一方面，統計部門並不統計貧富差距，反映貧富差距的基尼系數沒有官方數字，世界銀行測算的0.47雖被學界普遍認可，但畢竟從未得到官方承認；另一方面，我國基尼系數早在10年前就越過了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0.47按説已是遠遠超過，但專家仍只能説“正在逼近”紅線，因為耕地設定了18億畝紅線，貧富差距卻從未設定過任何紅線。

    這就是我們所面臨的現實：我們只知道要縮小貧富差距，卻無法在官方統計裏準確得到貧富差距數字，因而“貧富差距突破合理限度”只能是一種專家意見或者公民表達，在行政理念與官員意識的層面，貧富差距擴大從未真正成為一個核心話題，既沒法成為像“十件實事”那樣的政府任務，更沒法成為像GDP指標那樣的政績追求。

    房地産、礦産、證券等“最賺錢”暴利行業成就少數人暴富，以壟斷和“身份”為代表的“權力分配”讓壟斷企業和公務員崗位成為香餑餑，高收入居民存在大量“隱性收入”，各種腐敗賄賂問題突出，稅收制度失去調節貧富差距功能反而滋生馬太效應，城鄉政策不平等致使城鄉差距越來越大……關於貧富差距拉大，問題其實並不難於發現，學者們盡可以分析得頭頭是道，只是政府官員卻可以置若罔聞，因為貧富差距既“不歸我管”（沒有這樣的義務規定）也“無法去管”（沒有評判標準和獎懲標準）。

    從這個角度看，呼籲守住貧富差距紅線多少有點淩空蹈虛，因為在政府官員的責任字典裏，從來沒有寫入叫作“守住貧富差距紅線”的義務條款；而在官員政績賞簿上，更沒有那條“守住貧富差距紅線”的獎賞條款———既無義務又無動力，既不用擔責也沒有政績，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與守住貧富差距紅線，顯然不具有可比性。如今，為追求GDP政績與腐敗利益，耕地紅線尚且不憚突破，虛無縹緲的貧富差距紅線，誰又會放在眼裏？

    根本沒有這條貧富差距的紅線，自然也就沒有突破紅線之憂，更談不上守住紅線之責。而要想守住貧富差距紅線，首先必須以法規形式確定紅線，要給政府部門劃定紅線任務，將貧富差距問題列入問責目標和政績考核。非此，縮小貧富差距就只能是官員眼中的偽問題。

責編：趙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