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極化，意味著“富的更富，窮的更窮”，這種發展趨勢終究是很危險的。一極化，則有三個基本點需要把握。有了這三點，才會被認為是可以容忍的。

　　日前，新華社記者發表了一篇報道，指出“中國貧富差距正逼近社會容忍紅線”，引起了國內外輿論的普遍關注。其實，這個報道中所引用的數據早已是“舊聞”。譬如，基尼系數0.47，這是亞洲開發銀行2007年用2004年的數據測算出來的。至於“基尼系數已遠超0.4的國際公認警戒線，並逐年攀升”，更是老生常談，有些人對此已熟視無睹。

　　其實，關於基尼系數，還有更驚人的數字。2007年的《社會藍皮書》就説“冒”過一回：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按照嚴謹的社會調查抽樣方法”得出的調查結果是：2005年中國的基尼系數是0.496。中國人民大學的有關調查數據稱，中國2004年基尼系數已達0.561。當然，這些非官方説法被指是誇大其詞，有嘩眾取寵之嫌。於是，後來的“分析與預測”就小心翼翼地避開了“禁區”。

　　近日，有記者問我，為什麼會連續發生“校園流血事件？”我的回答是，當兇手持刀撲向那些素不相識的無辜孩子時，唯一的解釋就是“報復社會”——借用我的同事的説法，“粉飾太平只會導致‘安樂死’”。

　　“單憑市場不可能消除貧困，也不可能獲得公平和平等”。雖然在中國，今天仍然有很多“學者”會不同意這個説法，但這卻是1995年世界社會發展峰會通過的“哥本哈根宣言”中作出的歷史性判斷。事實上，當市場經濟成為我們的發展取向時，因為這個選項“與生俱來”的馬太效應，貧富差距的拉開是必然的。關鍵的是：貧富分化呈現的是“一極化”還是“兩極化”？

　　兩極化，意味著“富的更富，窮的更窮”，這種發展趨勢終究是很危險的。一極化，則有三個基本點需要把握：一是所有的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和消費能力都在提高，當然，可能一部分人提高得快，另一部分人提高得慢，由此形成差距；二是有一個“底線的公平”，不會有人跌入貧困的陷阱；三是富裕階層和中等階層要負起社會責任，要在法律的框架內辦事，要對社會知恩圖報。有了這三點，貧富差距才會被認為是可以容忍的。怎樣做到這三點，那就是要靠政府的治理和調節。具體而言：

　　一是要做好初次分配。首先是要保障就業，我們説就業是民生之本，其背後的潛臺詞實際上是，失業就意味著參與第一分配的資格被剝奪。其次是要增加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在GDP中所佔的份額，爭取在3~5年內超過50%。第三是要建立一個關於勞動報酬的談判機制，讓勞動者在工資福利問題上有“集體話語權”。

　　二是要做好再分配，這就是要理直氣壯地以“轉移支付”的方式來“劫富濟貧”。從某種意義上説，這就是現代國家存在並向公民徵稅最重要的“合法性”依據。要以公共財政、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既幫助每一個公民和他們的家庭從容應對養老、疾病、失業、工傷、生育、傷殘和死亡等傳統的社會經濟風險，又保證每一個公民和他們的家庭都能得到住房、教育等現代社會中必需的生存和基本生活條件。以上種種，都應該被看成是公民基本的社會權利和政府應盡的義務。

　　近年來，各級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保低”方面的成效有目共睹。但站在普通公民立場上，似乎仍感到得到的實惠不盡如人意。這説明，我們的政策目標可能還有偏差。從上到下我們花了大力氣調整“高房價”，終於使一線城市的房價呈現出下跌趨勢。然而，以目前一線城市的房價，即使跌50%，一般人還是買不起。由此而引起進一步思考，必須弄清楚的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是普通居民的住房問題，並不是“房地産”或“高房價”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説，保障性住房建設才是釜底抽薪之舉。（唐 鈞，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

責編：王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