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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25日，山西臨汾市蒲縣隧道施工時發生重大傷亡事故，但直到12月30日，山西省政府才得知此消息，而且消息是經過網絡披露才被曝光。12月31日，同在山西，長治市潞城市一家化工企業發生苯胺洩露事故，但直到1月5日，山西省政府才接到報告，倉促通知可能受到污染的河北等地，引發了搶購飲用水風潮。

兩起事故有太多驚人的相似之處，同樣發生在山西，同樣是重大企業生産事故，同樣給社會造成了不良後果。歸結起來，都涉嫌瞞報。但與隧道、煤礦施工等生産事故不同，苯胺洩露不僅是一個生産事故，也是一個涉及公共安全的事故，處理不好會引發不可預知的後果，從河北等地出現的搶水荒足見苯胺污染的嚴重性。

要處理好公共安全的事故，突發情況發生後，就應該置於緊急預案機制裏，怎麼處理，處理涉及的關聯方如何聯動，處理的時效性如何把握，都應有著嚴格的限定。像苯胺洩露污染河流水源這種突發情況，不僅僅是要立即進行清污工作，也要對水流速度，污染物擴散特性進行準確預估，並及時告知下游地方採取預防措施，等等處理手段結合，才是完整的應對公共安全事故，才是對公共安全事件真正負責。

為什麼長治苯胺洩露消息5天之後才上報到省政府？長治市新聞中心辦公室主任王一平表示並未遲報事故，都是按照相關規定作出的處理。但據2012年3月山西通過的《山西省突發事件應對條例》第三十條規定：較大以上和暫時無法判明等級的突發事件發生後，縣（市、區）人民政府應當及時報告，設區的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和單位應當在兩小時內報告省人民政府。僅就此而言，不難發現，長治至少犯了對事故風險預估不足的失誤。如果是一開始就打算刻意瞞報，那當地政府就不是失誤那麼簡單了。

對待這種公共安全事故，及時上報，對早日排除隱患尤為重要。5天之後才上報省政府，只用失誤難以解釋，這與地方政府大事化小的心態不無關係。可以想象，事發企業和某些當地官員在逃避安全責任和所謂利益最大化的衝動面前，力求將大事化小成為處理事故的最“優”選擇。

而在法律規定層面，國家對瞞報等行為懲戒的決心不可謂不大，國務院安委會辦公室有關負責人已經就山西隧道爆炸等4起事故發出通報，要求加快結案進度，從嚴從重處罰瞞報事故的單位和人員，以儆效尤。對瞞報的具體懲戒不可謂全面，《生産經營單位瞞報謊報事故行為查處辦法》等法律法規在經濟、行政、刑事等方面的處罰都不缺位。

然而，事故發生後遲報或者瞞報等類似問題依然接二連三發生，這意味著僅有懲罰實際上還遠遠不夠。歸結起來，除了操作層面的懲罰力度、處罰標準和問責機制傷不到痛處等表象原因外，一直以來對事故上報認知的思維定式其實更為貼近瞞報滋長不絕的根源。

事實上，生産事故，尤其是涉及公共安全的事故，及時上報本應是安全生産的底線，關係到安保措施的改進，涉及財産、生命權益的保障，是企業和主管官員天然該遵守的準則。但一直以來，事故上報往往被相關方只是當做生産過程的一個“小插曲”，從企業負責人到一些主管官員，出事之後，總是習慣於把儘快平息事端、恢復生産作為處理事故的目標。另外，不能否認，有些企業本就不願意投入更多去做安全保障，出了事故他們自己一點也不意外，有些主管官員覺得出事就是給政績“添堵”，或者只要符合上報規定，自己就沒有責任。

事故發生之後，作為政府公務人員而言，簡單計算，可能對自身利益造成的風險與可能對很多人的性命造成的威脅相較，孰輕孰重，不言自明。保障人民的生命財産安全乃公務人員職責之內的要義。基於此，要反思的就是，為什麼職責內的權衡變得這麼難？

每一個公務人員在面對問題應對時的具體行為，都是執政理念的不二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