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救父記：鎮衛生院到省城三甲醫院的曆險

從鎮到縣：突如其來的“病危”

我的家鄉是陜西漢中的一個村落，地處秦嶺南麓的群山之中。

父親是鎮裏的一名幹部，不到50歲。今年3月14日21時許，父親在開會講話的過程中突然發病，背部撕裂般劇痛。曲折漫長而又緊張急促的救治過程自此開始。

父親發病後，首先接受鎮衛生院醫生的診治。醫生當時測得血壓高壓150多。對於一個有近10年高血壓病史的人來説，這個值並不是那麼可怕。醫生實施急救後，父親依然疼得大汗淋漓，並因憋氣，臉漲得通紅。實在沒辦法，衛生院最高大的醫生用手掌用力撐住他的背部，幫助他緩解疼痛。醫生建議他連夜轉到縣醫院，做進一步的檢查。

縣城有三家比較大的醫院：人民醫院、中醫院、鐵路醫院。以往父親因痛風、高血壓住院，包括去年遭遇車禍做手術，都住在人民醫院。按理説，這次也應該叫人民醫院的救護車。就在大家準備打電話時，母親突然想起什麼似的，説：“我女兒有個同學在中醫院上班，直接給他打電話吧！”事後回想，如果不是母親的這個決定，後果真是不堪設想。

接到母親電話後，我的同學跟著救護車趕了過來。他在縣中醫院放射科工作，因而，父親辦入院的各種手續、檢查、診斷，都是以最快速度完成的。如果去其他醫院，絕對不可能有這樣的效率。此外，這家醫院是2008年地震後援建的，儀器設備都比較先進，在硬體上有一定優勢。檢查結果（“夾層動脈瘤”）出來後，醫院下了病危通知書。

在此之前，母親一直不讓任何人給我打電話。這是他們的“習慣”。去年年底，父親騎摩托車去縣城辦事，在回鎮的途中突然失去意識，連人帶車撞上了山崖，摩托車車頭完全報廢，父親也被撞得不省人事。後來，還是路人發現了昏迷的父親。醫院檢查的結果是：鎖骨摔斷，眼睛受傷，外加腦震蕩。手術近一週後，母親才告訴我實情。父親住院治療的那段時間，我每次打電話時，都對母親那頭屋裏很重的回音感到疑惑--我家是土木結構的老房子，是沒有回音的。母親每次都告訴我，她在姑姑家。後來我才知道，她其實是在醫院的樓道裏。去年過年回家，父親開玩笑説，如果當時摩托車是衝向路的另一邊，他就直接飛到嘉陵江裏了，現在也該過“百期”了（在我的家鄉，人去世一百天時，家裏會舉行祭奠儀式）。母親對他的這個玩笑很反感，但斥責過後還是會感嘆“不幸中的萬幸”。

沒想到，僅僅時隔4個多月，父親又遭此大難。這次發病，他左鎖骨斷裂處還沒有癒合，鋼板螺釘仍在體內，左臂偶爾還需要綁繃帶。“夾層動脈瘤”的檢查結果出來後，父母甚至在考慮，要是不嚴重的話，就不告訴我，免得影響我工作。當時，除了醫生，在場的所有人都沒聽説過這個病，更不清楚其危險性了。即便醫生強調了病情的危急，母親仍然從心底裏無法承認這個事實。她不相信，早上還騎自行車去上班的父親，幾個小時後就隨時可能停止呼吸！當時，父親背部的疼痛已經緩解，人很清醒，只是臉還是憋得很紅。初步確診後，醫生叮囑讓父親少説話，嚴格靜臥。

我接到電話，是在3月15日上午10點多，於是立即買了下午去西安的動車票。在去北京西站的公交車上，我用手機查看“主動脈夾層動脈瘤”，了解到這種病在有8-10年高血壓病史的人群中容易發生，但誤診幾率很高，“真實的發病率常被低估”，很多患者還沒被確診，就會因瘤體破裂導致大出血而死亡……看完所有信息，我的腦海中只留下“不定時炸彈”、“死亡率高”、“突然死亡”等字眼。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識到，死亡是這麼近、這麼可怕--它可能就在下一秒到來，我的堅強後盾，我心目中那個能抵禦一切困難、永遠不會倒下的父親，隨時可能離我而去，而我甚至無法見他最後一面。

在災禍突然來臨的時候，一個人往往沒有心力、沒有時間去追究命運的不公平。明確父親的病情後，留給我去震驚、去害怕的時間很短。在回陜西的路上，除了與陪在父親身邊的三大（三叔）以及我的同學保持聯絡，我一直在尋求一切救治父親的可能性。

從縣到市：沒辦法，你們家屬自己決定

“夾層動脈瘤”的診斷結果，意味著父親要想活下去，就必須儘快轉院，因為縣城沒有哪家醫院能夠完成這類手術。中醫院的儀器雖然是全縣最先進的，但也只能提供初步的診斷依據。夾層動脈瘤按照動脈內膜撕裂的程度，分為1、2、3型，2、3型的手術在漢中可以做；但如果是1型，就只能去西安做了。手術每推遲一秒，父親體內瘤體破裂的風險就增加一分。更何況，趕赴西安，他還必須承受路途上的顛簸。

與我通話後，同學立即聯絡救護車把父親送往漢中市中心醫院。這家醫院曾經是他實習一年多的地方，同樣有“地利、人和”的便利，所有的檢查結果都能在第一時間拿到。對於父親來説，這些節省出來的時間，足夠決定生死。

15日下午，更詳細的檢查結果出來了，是1型。漢中的醫院無力救治，父親留下來，就是等死--隨時，或者至多一週。主治醫生説，西安能做這種手術的醫院也很少，基本上只能選擇西京醫院，但未必能住得進去。更重要的是，從漢中到西安，4個多小時車程，途中的風險無疑是巨大的。總之就是一句話：“沒辦法，你們家屬自己決定。”醫生還提醒説，就算病人運氣好，能順利接受手術，也還得花20萬元左右的治療費用。

母親事後説，在漢中市中心醫院期間，醫院方面不斷下病危通知，當時她基本上是糊塗的，只知道無論如何也得救人。三大給我打電話時，我第一次聽到他哭得泣不成聲：“我就算是砸鍋賣鐵也要救他，你爸一輩子就是忙工作，供你們上學，自己一天福都還沒享，哪能就這麼沒了……”我沒有哭，只在電話裏告訴三大：“我知道！我一定要救爸爸，你們趕緊想辦法往西安送，我聯絡醫院。”

確定轉院後，那位同學取到了父親的病例光盤，囑咐三大一定要帶好，“肯定用得著”。事後證明，這個醫生不會提醒、家屬很難知道的步驟，為後面贏得救治時間發揮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如果不帶這個光盤，到了西京醫院後，之前做過的多項檢查都需要重新做，劃價、交費、排隊、檢查、等結果……不敢想象，如果父親再經歷一次這樣的過程，結果會怎樣。

從漢中到西安：兩次不可複製的奇遇

還是在3月15日下午，我坐上了從北京西站開往西安的動車。

千里之外的家鄉，我的家人正忙於把父親往西安送。

然而，漢中的救護車不能出市，當然無法去西安。醫院方面説，這是規定。至今我也沒想明白，這種見死不救的規定的初衷是什麼，難道是為了保證本市救護車資源的充裕？難道居民得了本地醫院無力救治的病，就只能等死？！

一籌莫展之際，三大在醫院樓下遇到一個打掃衛生的中年男子。他主動走過來説：“看你挺著急的，是不是需要救護車往西安送？”他給了三大一張名片，説：“醫院救護車有的配備，他們的車上基本都有，但不能保證還有車可用，你可以打電話試試。”

最終，三大聯絡了名片上的人。對方一聽説父親的病，有些猶豫。之前他們送過不止一個這樣的病人，都沒有活著回來。而且，到西安一趟需要付4000元，對方説“不希望家屬白花錢”。但在三大的堅持下，父親總算被搬上了“山寨救護車”。此時，父親並不清楚自己的病情有多麼危險，他的背已經不疼了。過後才知，這種病，發病時病人有撕裂般的疼痛，隨後疼痛慢慢消失，但危險其實越來越大。

15日傍晚，我和父親一北一南，同時朝著西安前進。

路上，父親不時睡著。為控制血壓，他一直在輸液，同時還要口含降壓藥。隨行的“醫護人員”在一旁緊張地看護著。隔一段時間，三大就會打電話告訴我情況。所有人都在努力，父親能不能平安到達西安，就看命運的安排了。

我雖然身為陜西人，對省會西安卻相當陌生。此前，除了坐火車經過，我與這個城市並無其他交集。父親要去的西京醫院，是一家三甲醫院，按常理推斷，這樣的醫院一般都很難進。現在，我已記不清自己在火車上打了多少個電話。我發動了自己能找到的所有關係，同事、同學、曾經在火車上遇到的西安人……大家都希望能幫到我。了解情況的也都會告訴我，這麼好的醫院，確實很難進。

最終，同事幫我聯絡了他的前同事，前同事再間接聯絡到了急救科的醫生。急救科的醫生説，“只要人送到，搶救室就可以接收。”這句話讓我心裏總算有了一絲希望。

然而，進搶救室只是一個開頭，最終要救父親，還得讓他住院做手術。怎麼才能儘快為他動手術？這是最關鍵也最棘手的問題。

就在我一籌莫展的時候，相鄰車廂的一位大姐過來問我，是不是遇到了什麼難事，她有一個朋友在西京醫院，或許可以幫上忙。我的座位在車廂的末尾，上車後，我多數時間都在與另一節車廂的連接處打電話。這位大姐聽到了我的通話，了解了大致情況。現在回想起這一點，我除了感嘆世上不缺少好心人，就是感嘆命運在冥冥之中的安排--我很難想出更合理的解釋。

那位好心的大姐幫我聯絡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所在的科室雖然與心臟外科相距甚遠，但剛好認識心臟外科的一位醫生。隨後，我編了一條關於父親病情的短信。為了表述得更明晰、更準確，我把短信發給了全程陪同父親檢查、確診的同學，他修改、補充後又發回給我，我再發給剛剛認識的那位大姐。最終，短信幾經輾轉，到了西京醫院心臟外科A醫生的手機上。就這樣，3月15日（週五）晚，父親還在去往西安的路上時，西京醫院心臟外科的醫生，已大概了解了父親的病情。按照約定，我將在第二天上午8時許給A醫生打電話。

列車上的這次偶遇，讓我有了寬慰自己的理由：老天既然如此安排，就絕不會讓父親這樣離我而去的，而這必定只是一場有驚無險的考驗！此後幾天，我也曾無數次地突然驚慌，覺得下一秒父親就沒了。每一次驚慌過後，我都會用這個理由讓自己重新平靜下來，堅定起來。我想，也許是人在極度緊張的時候，更善於找到超自然的力量來安慰自己。

搶救室：這樣的病人你們也敢送？

晚上10時左右，火車抵達西安。我走出車站，坐上拒絕打表的出租車直奔西京醫院。我先於父親兩個小時到達，就先在搶救室“踩點”：跟值班護士溝通情況，把辦手續需要填的表提前填好，為的是不在繁雜的手續上延誤時間，讓父親得到盡可能及時的救治。

大概摸清搶救室的情況後，我又去門診樓後面的心臟外科樓，了解每個樓層的功能。在心臟外科住院病區的樓道裏，我看到了有關“夾層動脈瘤”手術治療的簡介，再次為父親病情的凶險揪心，也為終於找對地方舒了一口氣。

3月16日零點過後，運送父親的“山寨救護車”終於進了西京醫院。父親被抬下車後，叫了我的小名。那一刻，我意想不到地平靜。那一刻，我更加堅信，他絕對不會丟下我們。

終於，父親被送進了西京醫院的搶救室。值班醫生詢問病情後，驚訝得幾乎吼起來：“這樣的病人你們也敢從漢中往這送？你們也太大膽了！能送來，還真是奇跡……”這次發的病危通知書，是我簽的字。我只記得，那張A4紙上有三個很顯眼的字：極高危。醫生聲明，他們會安排會診，但病人隨時可能死亡，家屬必須做好心理準備。

父親被送進急診室時，胳膊上有很多固定輸液針頭的膠帶，鼻子裏插著引流管，另外還有正在輸液的針管。護士邊拆邊念叨：“怎麼這麼亂？這都是什麼啊！”這些，都是從鎮、縣、市一路轉院留下的。

雖然到了西京醫院，但如果不儘快安排會診，聯絡住院、動手術，父親體內的“定時炸彈”就不會清除，危險程度絲毫不減。搶救室加床後有二十多個床位，幾位值班醫生都很忙，患者因疼痛發出的叫喊聲讓裏面顯得更亂。我見縫插針地乞求醫生，請他們幫忙儘快安排會診。情急之下，我竟然忘記了同事的同事幫忙聯絡的某領導。不過，我很快就想起了那句安排好的“臺詞”：“這個病人是你們搶救室的XX（某領導）打過招呼的！請一定幫幫忙！”醫生終於正面回答我：“你看我們這不是正在給你安排嗎，別著急啊！”

我至今也琢磨不出，到底是我的祈求發揮了作用，還是某領導的名頭更見效。平日裏，我厭惡特權，看不慣找關係走後門現象，討厭任何插隊行為。但那些日子裏，我成了自己曾經厭惡的人，但當時絲毫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我只有一個想法：一定要救爸爸！所以，只要有可以走捷徑的機會，我都會毫不猶豫地去爭取。我不怕異樣的眼光，甘願接受道德的譴責。

住院處：還有五六十個病號排隊等著呢！

16日早上5時許，心臟外科的值班醫生來到搶救室，給我們開了住院單。但他強調，現在床位很緊張，只能等到上午9點以後看有沒有出院的。為了以防萬一，我還是決定上午8點再給那位A醫生打電話，加上雙保險，萬一有床位，也不至於錯失良機。

事實證明，我們完全低估了住院床位的緊張狀況。拿到住院單後，我們就立即去了心臟外科的住院樓層。趁著早上有陪床家屬進出，我們乘機混進去問值班護士，有沒有要出院的、有沒有可能加床。儘管我們有住院單，也解釋了病人多麼急需手術，但在三個樓層得到的答覆基本一樣：“你著急我們也沒辦法啊，每間病房都有加床，就這還五六十人等著住進來呢！最起碼也得等一週以後……”一週，是夾層動脈瘤患者在不動手術情況下能撐過的最長時間，這裡的護士應該很清楚。如果真按那位醫生説的，我們就這麼等到上午9點，無異於坐以待斃。

另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錢。我用手機上網查詢後得知，整個治療下來，大概要花費20萬元左右。現實的情況是，父親一人的工資養活一個家庭，我們姐弟倆一個沒畢業，一個剛畢業不到一年；姑姑家和三大家前兩年剛剛建好房子，裝修的錢都還沒有；爺爺去年年底剛做了食道癌手術……20萬元，對於這樣一個農村大家庭來説，肯定是有心無力。

我們開始分頭籌錢。工作不到一年的同學拿出她所有的積蓄，還向她的大學同學借了一筆，在銀行開門的第一時間存到了我的卡上。我給父親單位的領導打電話，情急之下冒出一句：“人是在開會時倒下的，你們不能不管！”工傷事故的追償過程中的常用句式，竟然從我嘴裏説了出來。其實，鎮上也沒有不管父親，只是跟我們家一樣，鎮政府根本沒有錢。去年父親出車禍，是辦公事途中發生的工傷。當時鎮裏墊了1萬元，工傷保險報銷下來後，才好不容易把窟窿補上。這一次，父親突然發病，鎮上已經拿出了1萬元。父親當時還念叨説，鎮裏現在根本沒錢，這錢回頭還得想辦法給補上。這些情況我都了解，也知道逼著領導拿錢既不禮貌也沒用，但情急之下還是那樣説了。

當天下午，父親的同事給我打電話，説要打錢過來。那天是週六，不值班的人都已經回家了，接到我的電話後，鎮上臨時組織幹部捐款，加上借款，共計1萬元。回想起來，我覺得自己當時有些殘忍。鎮裏的幹部每月工資最多4000元，絕大多數都是兩三千，有時候趕上同事、親友、村民集中辦各種酒席，隨份子的錢都得借。他們能捐出這些，已經很不容易了。

三大打了一通電話後，在四處打工的親友你一萬、他兩萬，一起湊了近10萬元。我男朋友的父母得知父親的病情後，第一時間拿出了10萬元。他們都屬於這個社會中掙錢最不容易的群體，但大家都只説了一句話：“救人要緊！”每次想起這些，我都忍不住流淚。

從搶救室到重症監護室：一次“違規”的入院

錢的問題解決了，接下來最急迫的問題就是住院。如果我們按部就班地走正常程序，無疑沒有救治的希望，之前的努力就都白費了。3月16日早上，在心臟外科住院樓打探情況後，唯一的希望就是打電話給A醫生了。

早上7點半一過，我就急忙撥通了A醫生的電話。電話那頭的聲音聽起來很年輕，語氣也非常和善。8點多，我在重症監護室外見到了剛下夜班的A醫生。他帶著我去找各住院樓層的護士長。聽他們交談的語氣，我知道他們都很熟，但結果還是一樣--床位都塞滿了，實在沒法再加。我似乎還聽到有位護士説：“X主任的家人今天還等著住進來呢。”我的心再次提到嗓子眼。

A醫生去搶救室看了一下父親的情況，讓我在搶救室等他消息，他回去再聯絡。8點半、9點、9點半……我怕自己錯過任何一個電話。其間，我不斷打電話給A醫生，得到的回應都是“正在聯絡，再等等”。我開始陷入絕望。

上午10點多，A醫生終於給搶救室打電話説，我父親11點過後可以送到心臟外科辦理住院。但是，11點、11點半、12點……父親仍然沒能住進去。我不知道，這期間A醫生做了多少努力。最終，由於住院的三層樓裏已塞不進任何一張床，父親的床位就直接加在了重症監護室。辦住院手續時，護士震驚的語氣讓我知道，這個床位得來多麼不容易。“啊！這樣也可以？！”這句話，那位護士重復了3次。按程序，應該是先住院，再手術，術後在重症監護室觀察，最後回到普通病房住院。

16日下午1點多，入院手續辦完，父親進入重症監護室，開始與外界隔絕。整個過程中，A醫生多次對我強調：“我們努力做這些，但你父親還是隨時可能因瘤體破裂而死亡，得有這個思想準備，而且就算做手術，手術過程中也隨時有風險。”我很鎮定、很明確地對A醫生説，“我很清楚這些，父親的病我自己也查了，但不到最後那一刻，我們絕不放棄，最後到了那一刻，我會坦然面對。”這一年的新聞工作讓我知道，有太多病人家屬因為無法接受親人死亡，把氣撒在醫生身上。我也清楚地知道，這個時候，必須讓醫生毫無顧慮地與我們在站在一起，共同應對病魔。

術前“最後一面”到“手術成功”

住上院是非常關鍵的一步，接下來要努力的，就是儘快安排手術。A醫生説，父親要做的是整個心臟外科最大的手術，需要很多人配合，週末（17日）不一定能把大家都叫回來，但他會儘量嘗試，不行的話就只能等到週一再手術。我沒有勉強，只是表明對儘快動手術的熱切期望。

之前在辦理住院手續時，得知我父親得的是1型後，兩名護士嘀咕説：“1型只有X教授可以做吧？他好像出差了，還得三四天才回來呢……”聽到這話，我又一次感到揪心。

16日下午5點多，A醫生發短信，讓我晚上7點在樓上電梯外等Y醫生，也就是父親的主刀醫生，如果不出意外，手術將於第二天上午進行。這位Y醫生，與之前護士所説那位“唯一能做這個手術的X教授”顯然不是同一人。但我想，就算是冒險，父親的手術也必須做。

下午6點半剛過，我們一家人就到了電梯間等候。直到晚上8點半左右，我們終於等到了Y醫生。

到了辦公室，Y醫生詳細詢問了在場的每一個人與病人的關係，強調必須要病人的直系親屬在場。他説，因為有漢中帶來的病歷光盤，情況都很清楚，片子都不用重新拍，節省了很多時間。接著，他開始在一個白板上畫出父親主動脈撕裂狀況的示意圖，每講一步都會問“家屬能聽懂嗎？”經過介紹，我大概了解到，父親的主動脈撕裂已經延伸到距心臟非常非常近的地方，狀況已到了不能再凶險的地步。

病歷光盤裏的片子顯示，父親鎖骨處的鋼板、鋼釘清晰可見。Y醫生問了情況後，很肯定地説：“這個鋼板根本就用不著，手術都不用做。”他的説法讓我只能苦笑。後來，想起曾經看到的關於醫院如何想盡辦法賺錢的報道，我安慰自己：“算了，只是讓你挨疼，沒要命，算好的了。”（我想起了另一個插曲。爺爺去年做食道癌手術後，醫院要求他連做6次化療。據説這是癌症病人化療的“標準次數”。爺爺做完第三次化療後，説什麼也不再去“受罪”。一大家子勸説無效，只能作罷。爺爺後來説，他住院時，很多老病友叮囑過，千萬別化療6次，3次足夠了，因為很多像他這個年紀的老人化療6次後，最多活不過半年。他懷疑醫院非要安排6次化療，是為了多賺點錢。倔強的爺爺，如今又在河灘種上了油菜。）

介紹完病情，Y醫生開始講手術的大致原理：割掉撕裂的血管，換上人造血管，同時還需要裝心臟支架。手術過程中，醫生會把父親的體溫降至攝氏17度左右，將血液全部導成體外循環……當時，我真的希望醫生能説一句：“你們放心，沒問題！”不過，Y醫生自始至終都沒有説這句話。

講完手術過程，Y醫生一連幾遍強調了手術的風險：“風險很大、很大。”他詳細講述了各種可能在手術中導致死亡的情況，明確説“人財兩空”的可能性不小，希望家屬認真考慮。大約1個小時的談話，甚至讓我感覺醫生是在勸家屬放棄。

雖然這場談話讓人不好受，但我很理解醫生的謹慎。過後我也想過，如果父親最終沒能從手術臺上下來，我會怎樣？我可以確定，不論情感上有多痛苦，我們都不會給醫生找麻煩，因為這是我們自己的選擇。談話最後，我們堅定地表明了態度：即使人財兩空，也不後悔。醫生這才讓我和母親在手術通知書上簽字。

父親的手術這麼複雜，給主刀醫生送紅包，是我們必然會考慮的事。我甚至覺得，醫生週末放棄休息來承擔這麼大的工作量，拿紅包當加班費是應該的，這也是我們發自內心的感謝。術前談話結束，當我們拿出提前準備的2000元時，遭到Y醫生斷然拒絕。他説：“你們家屬的心情我很理解，但這個我絕對不會拿，手術的風險是客觀存在的，但我們肯定會盡力，這一點你們可以放心。”我深深鞠躬，感激地説：“謝謝您！”走出Y醫生的辦公室時，我感到自己的臉很燙。

隨後，醫院方面安排家屬與病人見面。進重症監護室要經過“重重關卡”，原本只能進兩個人，但考慮到手術的特殊性，母親、弟弟和我都被允許進入。雖然我們三個人的心情都很沉重，但見面很輕鬆，因為事先已經商量好，不能讓父親出現情緒上的波動。

3月16日晚，父親手術的前夜，我在醫院附近的出租屋休息，幾次驚醒，睡夢中都是血管爆裂、鮮血四散的情景。

17日清晨，我經歷了迄今印象最深的一次插隊。醫生強調，因為這個手術很特殊，必須拿著至少15萬元的繳費單，才能開始手術。早上5點多，我們去指定地點排隊，前面已經有人排著了。問了一下，他們都是辦出院結算的，我請求大家允許我插隊，也向旁邊的保安説明了情況。大家都很友善地讓我排到了最前面。

7點多，開始辦理手續了，我卻被窗口裏的工作人員告知，繳費必須要等到9點，之前只辦出院結算。任憑我怎麼請求，收費窗口的人就是説不行，後來乾脆不再理我。積壓的緊張情緒裹著憤怒，讓我再也沒忍住眼淚。我哭著衝他們吼：“你們怎麼這麼沒人性？規定是人定的嗎？你們就能眼看著讓人等死嗎？後面這麼多排隊的人都願意讓我先辦，難道就你們沒親人嗎……”我沒再繼續説下去，只是靜靜地站在窗口前，盯著裏面的工作人員。終於，她沒再堅守所謂的“規定”。

我帶著15萬元的繳費單回到重症監護室外，一名醫生出來確認後，漫長的等待開始了。手術室和重症監護室連在一起，我們在外面，不知道手術什麼時候開始、有多少醫生參與。下午5點左右，Y醫生出來了：“手術很順利，已經在進行縫合。”説完很快就進了電梯。6點多，A醫生出來告訴我們，手術已經結束，很順利，病人可能要到半夜才能醒，後面兩三天還是危險期。

我到現在都無法形容當時的感受，只覺得“手術很順利”這幾個字，是這輩子聽到的最美好的一句話。

龍鬚麵也能要人命：重症監護室內的驚險

隨後幾天，我們和其他病人家屬一樣，輪流守在重症監護室外邊的電梯間。白天，電梯間旁邊有一間休息室（同時也是小賣鋪）開門，家屬們就坐在裏面隨時待命。晚上，休息室關門，大家就在地上鋪了墊子睡覺。這期間，除了每天早上領取前一日的費用清單，就是給病人買日常用品、買飯。

父親術後第三天，也就是19日上午，護士告訴我們：“病人可以進食了，家屬去給買碗粥。”自從14日晚發病後，這是父親第一次進食。父親平時胃口很好，能吃東西對他來説是幸福的事。中午，護士讓我們買了龍鬚麵。後來，父親多次提到，這碗龍鬚麵差點要了他的命。原來，第一頓喝粥，護士嚴格控制了食量。第二餐的龍鬚麵，護士讓父親自己吃，結果他吃多了，心率很快就超過200，心臟跳動得幾乎要把他從床上彈起來。經過緊急救治，父親最終脫離了危險。當然，如果父親不説，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這些情況。

手術後一週，父親被推出重症監護室。他的樣子，仿佛是剛剛經歷了一場異常慘烈的戰役--眼神茫然，幾縷被汗水浸濕的頭髮貼在額頭。他坐在輪椅上，虛弱得似乎隨時都可能倒下。那一刻，我仿佛在潛意識裏自動完成了一場蛻變儀式：從現在起，我就是爸爸的靠山。

轉入普通病房後，雖然還經歷了很多狀況，但比起手術前的磨礪，都不值一提。由於醫院床位緊張，父親在普通病房住了不到兩星期就出院了。回家後，根據恢復情況的需要，父親又在縣中醫院住院一個多月。“那個夾層動脈瘤患者做完手術回來了！”爸爸活著回來，幾乎成了中醫院當時的新聞。甚至有護士專門到父親的病房，要見證一下“奇跡”。這期間，父親還當了一回“活教材”--一個醫學專家團隊帶著實習生到縣中醫院考察時，醫院方面專門為父親拍了片子，提供給專家團，當做教學案例資料。

今年5月，父親去西安復查時，Y醫生對父親的恢復狀況非常讚賞，説“這是奇跡”。6月份，父親和母親第一次來到北京，住了一個多月。其間，父親從基本上無法走樓梯，恢復到後來的“一口氣走上四樓不費力”。母親則時常感慨：“以前哪想過這輩子能來到這樣的地方哦！”我每次都開玩笑説：“你生下我時就該想到，有一天我會帶你們來。”每一次，我都會想，父親病危的那段日子裏，才是真的不敢奢望他還能來北京。

家鄉的人説，我父親是個大好人，積德多，所以才能化險為夷。也許是吧，不是説“好人有好報”嘛！

後記：

經歷過生離死別的驚險，看到浙江溫嶺的王雲傑醫生被患者捅死，説不出地難受。“一個醫生如果連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怎麼能安心去給病人看病。”作為一名曾經重病最終得救的患者家屬，我對醫生們的這種訴求更加感同身受。

關於醫患矛盾，剖析的文章有很多，從醫療體制、職業道德、醫患地位、素質等各種角度都有提及。親歷之後，體會更深。

正如教育孩子是學校和家庭的共同責任，救治病人其實也絕不僅僅是醫生和醫院的責任，家屬的作用同樣舉足輕重。3月16日淩晨，父親還在西京醫院的搶救室，我目睹了一名男子在被送來不到半小時就搶救無效死亡的過程。送病人的家屬圍了一圈，手忙腳亂。病人剛來時還在説話、自己躺上床、翻身、起身，突然出狀況，按壓、電擊……我出去一趟再回來，只看見搶救室的門口，一個5、6歲的小男孩和他的母親坐在地上痛哭流涕，那位母親不停地重復“你讓我咋辦啊，你讓我咋辦啊……”父親手術之後，男朋友才告訴我，那個死者得的也是“夾層動脈瘤”。我後怕，更遺憾：如果他的家屬能少一些慌亂，在當地確診後，能主動去了解這種病，查看注意事項，不讓病人説話、喝水、挪動，盡可能降低瘤體破裂的風險，會不會是另外的結果？

父親的得救，有太多幸運的因素。如果除去這些幸運，是否還會是現在的結果？一個好的就醫環境，保障患者得到及時救治的，應該是制度，而不是機緣巧合的人脈關係和運氣。畢竟，運氣和人脈不是人人都有，制度才能讓更多人受惠。（央視網記者：王二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