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博士們的“絞刑架”

我認識的一個妹子在香港讀研究生，今年夏天畢業。

從成績上看，這個妹子是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學霸”。在香港求學的一年裏，她曾經在剛剛失戀的苦痛中突擊復習，傲然拿下全班唯一一個滿分。從生活中來看，她身上完全找不到任何學究式的酸腐氣息，該玩玩該樂樂。可是在準備申請遠赴歐美繼續讀博之前，她猶豫了一下，找到一個認識多年的男性哥們，提出了一個不情之請——如果讀博期間被家裏催婚，希望朋友能鼎力相助，冒充男友陪她回家一次，斷絕家人的催促，為自己完成學業爭取點時間。

這哥們早就不是單身，好在“學霸”妹子和他的女友有著瘋瘋癲癲的交情。這事便在多方磋商後確定了下來。妹子如釋心魔，一心奔向了博士的殿堂。

沒人去調侃男博士的覓偶問題，可女博士卻成了公認的“找不著對象”的代名詞。近日，廣東一名政協委員説：“女孩子是一個産品，賣了二十幾年，還沒把自己賣出去。從戀愛角度講，讀博士不是個增值的事，是貶值的事。”不管這話道理上能不能説得通，至少人家作為一名政協委員，把視線投向了一個被談論了許多年的社會問題。

如果你有幾個熟識的研究生，無論他們攻讀的是碩士還是博士，你都會發現，現在對導師已經不流行叫“導師”了，取而代之的是“老闆”。稱謂的變化反映出某種價值觀的變遷。人們衝擊高學歷的動因並不來源於學術追求，而是將其視為一種生存選擇，當做了一個可以暫時安身的職業。學生幫著導師做研究，導師為學生撥發經費，“博士生”成了“博士工”。

經濟學家邁克爾·斯賓塞提出過一個“信號模型”，並因此獲得200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信號模型”指出，在社會並不能對每一個勞動者的個人能力做出精確判斷的時候，學歷成為詮釋人力資本多寡的一個信號，僱主為高學歷者提供更好的工作，這是減少選擇成本的一個辦法。

博士，尤其是女博士的悲劇就是，在外人眼裏，“文憑高”同“工作能力強”之間的正向關係正在減弱，同“生活能力差”之間的負向關係正在增強。時間的演進更促進了這種此消彼長。

回想2013年，如果讓你舉出一個你知道的女博士，大多數人都會想到常艷。看著電腦屏幕上出自常艷筆下的密密麻麻的文字，你沒法搞清這是一篇紀實文學，還是一篇另類的舉報信。故事的男主角——前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落馬了，常艷卻沒有成功。當常艷在微博上求職的時候，她在經營淘寶店，月收入一千。在這個故事裏，女博士成了權色叢林裏的受害者和失敗者的代名詞。

目前，中國面臨開放“二胎”。如同計劃生育政策一樣，開放二胎將成為一個政策時點，影響到未來幾十年中國人的家庭觀念。可是二胎來臨後，女博士將何去何從呢？要知道，按照正常的流程讀下一個博士學位，擇偶、結婚，女性生下第一個孩子的時候都已經是高齡産婦了。

二胎的生養和教育問題就在不遠的幾年之後埋伏著，準備給女博士群體另一個衝擊。中國的女博士正處在這樣一個時代：她們的地位十分尷尬，並且將會更加地尷尬下去。推而廣之，女性註定是一個要在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之間尋找平衡的走鋼絲角色。在中國，自從封建的婦女觀被完全打破之後，一個世紀的時間裏，女性地位都沒能獲得一個新的平衡。

女博士之殤是一個縮影，它是中國的女性主義紮根新土壤所要經歷的苦痛的一部分。（央視網記者 王二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