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醫鬧：人還沒死，就先策劃如何鬧事

“醫而憂則武”越來越不像是玩笑話。

11月5日傍晚，上海中山醫院中山大講堂裏人山人海，一百多個座位已然滿足不了醫護人員們的熱情，連過道裏都站滿了人。他們的熱情源於一場題為《防身意識與防身技巧》的講座。

同一天，上海華山醫院也邀請寶山公安分局的教官，為醫生們培訓面對暴力侵害時如何自衛。活動的主講人是位跆拳道黑帶選手，自我介紹時展示的一張飛腿照贏得了全場歡呼、鼓掌。

醫生習武防身這種事，在以前可能只是人們飯後的笑談，但在浙江溫嶺第一人民醫院殺醫案的背景下，就成了無奈的黑色幽默。

“做醫生，現在講究的是‘望聞問切醫病人，察言觀色護自己’。”聊起溫嶺醫院的“黑色星期五”，上海新華醫院的吳醫生給記者講了他的心得，語氣中透著得意、尷尬和無奈。

溫嶺事件讓他回憶起親身經歷的一次“刺醫”事件——一刀刺下去，濺出鮮血，也濺出了病人的憤怒和醫生的委屈。

血色星期一：醫生驚悚時刻

2011年1月31日，距離春節還有2天，位於上海市楊浦區的新華醫院裏依舊人頭攢動。

是日，逝者劉永華的兒子劉鵬和其他親屬早早來到新華醫院，在急診大樓門口搭起靈堂，擺上花圈。這是他們第三天來擺靈堂。兩天前，劉永華因醫治無效過世後，他們就一直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討個説法。

家屬們有人手捧遺像，有人舉著帶有醫生名字和照片的牌子。據一位當時在場的醫生回憶，參與鬧事的大部分是職業“醫鬧”。

之後，警察來了。這是楊浦區江浦路派出所第三次接到同樣報警後的又一次出警。劉鵬和同伴們只是在急診大樓門口哭，沒採取暴力行為。警察依然像前兩天一樣，勸他們回家。

過了1個多小時，劉永華的家屬見沒人出來回應，便帶著花圈去找醫院領導。他們先到醫院行政大樓的投訴部和院長辦公室，同樣未得到回應後，他們決定直接上樓，去找當時為劉永華主治的心胸外科主任梅舉。

隨後就發生了上海衛生局通報的一幕：在梅醫生的辦公室沒找到人，他們就抓住了隔壁辦公室的丁醫生，不僅將其捅傷，還威脅將其推下大樓。

悲劇在一剎那發生，誰都沒能料到。

“當時那個副主任半個身子都在窗外了，幸虧好幾個同事一起上去才救了下來。”時隔兩年，吳醫生回憶起來恍若昨日。

在此次事件中，總共有7名醫生受傷。傷情最重的是丁醫生，其他6人中有2人鼻梁骨骨折，4人頸部等多處地方挫傷，需要縫針。

“不幸中的萬幸是家屬只帶了一把小刀。”吳醫生感慨。

而不幸中的不幸是，幾年後，相同的事件一次又一次重演。

醫患矛盾，真的是無法解開的死結嗎？我們試圖通過吳醫生之口，撥開這個迷局的一角。

醫患矛盾激變中的“職業醫鬧”：人還沒死就先策劃如何鬧事

醫鬧，幾乎在每家醫院都屢見不鮮。按很多患者或患者家屬的邏輯，鬧一鬧，醫院就能多給些賠償。這個時候，無論是醫生的責任，還是患者的責任，都會衍變成醫院的責任。因為患者就是“弱者”，而且誰都怕把事情鬧大。

職業醫鬧，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産生的。他們成了患者的槍手，他們企圖通過“鬧”，來分得金錢上的利益。並且，他們鬧得“很有分寸”。

“報案又如何呢？職業醫鬧很精明的，他們躲在後面出謀劃策，慫恿患者家屬去動粗，自己卻從不參與。他們最多只是糾集一堆人圍觀，或者阻撓那些前去勸架、救人的人。”有著8年行醫生涯的吳醫生，見過太多的醫鬧。

職業醫鬧一般很少出事，因為他們“懂策略”，深知自己的行為“紅線”——只圍觀，不違法。他們小心翼翼，從不越界。他們鬧事時慫恿家屬衝在前面，自己只是在旁邊附和以壯聲勢，在成功之後從家屬拿到的賠償金中抽取可觀的“分紅”。可一旦出事，這幫職業醫鬧馬上就會作鳥獸散，不見蹤影。

與前些年的“烏合之眾”相比，現在的醫鬧已經非常職業化。除了沒有合法註冊的公司、繳稅之外，其他的公司特性幾乎一應俱全：有專人負責“宣傳、拉攏”病人，有人負責跟醫院談判，有人負責收錢、分錢，有人負責招募與充當“打手”。

他們經常出沒于各個科室，尤其是容易有患者死亡的外科、婦科、涉及腦顱手術的神經外科等科室。職業醫鬧會留意重病患者，在患者去世的第一時間找到家屬，慫恿家屬鬧事、向醫院“索賠”。有時候，一些醫鬧甚至會盯上一些經濟條件拮據、難以承擔醫療費用的重病患家屬，千方百計進行遊説。有時候，重症病人還沒去世，職業醫鬧就已經開始策劃怎麼鬧事了。

職業醫鬧會在鬧事之前跟患者家屬談妥“分錢”方案，然後才開始行動。“分錢”一般有兩種，一種是固定費用，一旦成功，不管醫院賠多少，患者家屬都要給職業醫鬧一筆固定數目的錢款；另一種則是“比例分紅”，死者家屬從賠償款中拿出一定比例的金額分給醫鬧。

一旦“分錢”方案談妥，醫鬧馬上就會開始行動。行動方案也分兩種，一種是“文鬧”，一種是“武鬧”。

文鬧，就是在醫院設靈堂，或設置障礙阻擋患者就醫，或尾隨醫務人員，或賴在診室、醫師辦公室不走……以此迫使醫院低頭，“賠錢消災”。就拿“設靈堂”來説，一幫人在醫院大廳挂大幅黑白照，嚎哭謾罵、哀樂齊鳴。至於“武鬧”，就是慫恿患者打砸財物、毀壞醫院設施和毆打醫務人員。

“職業醫鬧很少被抓，就算是被抓，也是今天抓明天放，關他一兩天，他出去後又重操舊業——因為你找不到給他定罪乃至判刑的理由。”

最終受到法律制裁的，往往是無知的患者家屬，而不是這群狼狽為奸的醫鬧。

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醫院很多時候為了早日了事而“私下認栽”，這反過來又刺激了職業醫鬧得寸進尺的惡性行為。

醫患矛盾之外，醫生還背負“兩座大山”

2005年碩士畢業後，吳醫生就來到上海新華醫院工作，距今8年有餘。他從最低等級的住院醫生做起，幹雜活，寫病史，打報告，接簡單的門診，直到幾年前才成為某科的主治醫生。

“醫生的發展道路大抵都是這樣的。”吳醫生是典型的南方人，講話溫和而儒雅。他笑稱，也許就是這種性格和談話方式，讓他和病人溝通得很好，從業至今沒有和病患家屬發生過激烈的衝突。

在接觸過的病人中，吳醫生認為，有些患者教育背景好、素質高，能夠理解醫生的難處與能力限制，溝通起來較為順暢。但他們只是極少的一部分。更多的患者教育程度低，家境並不富裕，只知道要求醫生“看好”他們的病，卻不理解病情往往很複雜，治療需要過程。“有些人脾氣暴躁，來看病拍桌子砸門，對醫生指手畫腳，要求醫生如何如何。我只能在他劃定的範圍內治療他。患者不懂的我可以解釋，對暴躁的人可以耐心勸慰，但對他們的不信任就一點辦法都沒有了。你説什麼他都不相信，就是一味地覺得你就是想賺他的錢。你給他開藥做檢查，他覺得你動機不純，總問能不能用便宜的藥，能不能不檢查。”

除醫患矛盾之外，對醫生而言，背上還有“兩座大山”。雖説這兩座大山相對比較隱秘，但卻成為患者不信任醫生的根源。吳醫生説：“醫生這個職業看起來挺光鮮的，但其實‘亞歷山大’。而這‘山大’的壓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領導的指標、科研任務，以及病人。”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政府對醫療的投入開始減少，推行“以藥養醫”政策。在這個政策下，掛號費、診金、手術費等“技術收費”的價格由政府固定，醫院則被允許通過藥物加價來獲取維持醫院運作、發展的資金。醫院為了維持自身的開支與發展，就必須多賣藥，於是就自然而然地把費用分攤到每一個具體的醫生頭上，也就有了一級一級的“經濟指標”：總費用指標、藥費佔比指標、公費醫療與自付費比指標，等等。有時候，一個醫生不僅要完成自己的指標，甚至要完成領導的指標、部門的指標。

“至於科研壓力，想要在醫院中得到晉陞乃至出人頭地，不僅需要治病治得好，而且需要有良好的科研能力。”這就意味著有具體量化的科研論文數量、質量，以及課題等級。這讓醫生除了臨床診療之外，不得不抽出額外的精力來面對科研課題。“當然，你不想升職就不用管這個。”説到這裡，吳醫生苦笑了一下。

也許，我們都是兇手

馬丁·路德·金説過，“歷史將會記錄，在這個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而是好人的過度沉默。”在理解這句話的基礎上去理解近日因溫嶺殺醫案而由隱至顯的醫患矛盾，對我們來講不無裨益。

讓弱者發聲是媒體的職責。但中國的醫護人員普遍認為，媒體輿論對醫生護士的“妖魔化”、“污名化”，是導致醫患之間失去信任、關係一步步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在那些有關醫療糾紛的報道中，醫護人員往往以收取“紅包”的形象出現，而患者通常被定義為遭受矇騙的弱勢群體，即便發生激烈衝突乃至殺醫事件，對患者“不得已”的同情理解也從未缺席。

10月31日淩晨1時，陜西漢中市中心醫院，在一男子持菜刀砍患者的生死關頭，兩名“90後”護士毫不猶豫地衝了過去，奮力攔住歹徒，阻止其繼續行兇，在他人的幫助下，最終奪下了歹徒手中的菜刀，挽救了患者的生命。護士們給了我們一份感動的溫情。然而，媒體對“護士奪刀救患者”事件所給予的關注卻遠遠不夠。因為，“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諸如“護士連續猛扇女童耳光”之類的負面事件，讀者更“喜聞樂見”；而像“護士奪刀救患者”這樣的感人事跡，就這樣被隱匿了。

在溫嶺刺醫事件的後續報道中，網上頻繁傳出“搶屍”説。一些微博大V更關心的是“政府與醫護群體對抗”，而偏離了醫生對“安全行醫”的主要訴求。

這類言論對於化解醫患矛盾不僅無益，反而雪上加霜。

“全世界的醫生都是靠技術吃飯，惟有中國醫生靠賣藥生存。”在溫嶺血案發生之前，《人民日報》刊發評論《暴力傷醫折射體制積弊》。文中指出，醫患信任解體，有著複雜而深刻的社會原因。但是，畸形的以藥養醫體制，是導致醫患關係惡化的制度根源……目前，醫療技術服務價格嚴重偏低，而藥品、耗材價格卻普遍虛高。醫生付出的勞動，無法從技術收入中得到補償，只能從藥品和耗材中獲得。可以説，不合理的醫療價格體系，將醫生逼進了“不仁不義”之地。

此話甚對，但將醫生逼入“不仁之地”的，只有不合理的醫療價格體系嗎？也許，我們需要反思的還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