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打擊“校鬧”行為，為學校辦學安全托底

特約評論員胡欣紅

　　8月20日，教育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五部門共同發佈《關於完善安全事故處理機制維護學校教育教學秩序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明確了8種“校鬧”行為，要求建立多部門協調配合工作機制，健全學校安全事故預防與處置機制，依法處理學校安全事故糾紛，依法打擊“校鬧”行為，為學校辦學安全托底。

　　天下苦“校鬧”久矣。一紙《意見》，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迅速引發輿論熱議。

　　“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師生和諧共處、其樂融融，本是校園應有的樣子。但由於諸多原因，學生在校園裏難免發生安全事故，或者師生之間産生摩擦衝突，因為各方立場利益等方面的差異，加之缺乏相應的應對機制，在處理這些矛盾糾紛的過程中常常各執己見，爭執不下，漸漸形成了“校鬧”現象。不論“校鬧”是否有理，校方出於人道主義考慮，為了息事寧人，通常都會給予一定的補償。

　　一“鬧”就靈，嘗到“甜頭”之後，“校鬧”迅速滋長開來。近年來各地“校鬧”事件屢屢發生，社會負面影響極為惡劣。有些人以堵校門、拉橫幅、擺花圈、設靈堂、糾纏學校相關負責人、霸佔教學場所等非法過激行為，把“鬧”作為與學校博弈、獲取更大利益的手段。

　　比如某小學教師正常批評學生，但家長誣陷教師辱罵、毆打學生，還打橫幅圍堵校門，企圖通過引發輿情實現過度維權；某小學運動會的三級跳項目，學生還沒跳，一旁的一位家長先受了傷，最終學校賠償8萬元；某大學生在體育測試中因身體原因意外去世，家長糾集幾十名親戚糾纏學校，提出天價賠償要求，經多方協調最終學校支付數十萬元……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專職“校鬧”，一旦哪所學校出事，這些人便聞風而至，鼓動家長“以鬧獲利”，逼迫學校“花錢買平安”，自己則從中獲取“分成”。

　　“校鬧”固然得利一時，但卻嚴重干擾了學校正常秩序，甚至成了良好教育生態的“攔路虎”。最典型的莫過於很多學校在開展教育教學活動時，不是把是否有利於促進學生身心健康發展放在首位，而是將會不會“出事”擺在第一位。體育課取消長跑，把對抗性項目改成跳繩，春遊、秋遊和社會實踐更成了奢望，甚至很多教師連學生也不敢批評了……凡此種種，可謂得不償失。長此以往，其所帶來的惡劣影響足以令人不寒而慄。

　　“校鬧”的危害眾所週知，“校鬧”的根源也心知肚明，但因為“校鬧”的治理牽涉方方面面，學校固然無計可施，單個部門同樣力有不逮。此次教育部等五部門聯手，無疑將“校鬧”拉入了公共治理的視線。

　　《意見》明確了8類“校鬧”行為，突出“預防為先”，強調以保險機制為核心建立多元化的損害賠償機制，要求學校不得推諉塞責，積極通過協商、調解、訴訟等方式化解糾紛。學校確有責任的，要依法、及時進行傷害賠償，實現“不鬧也賠”。同時，針對實踐中“以鬧取利”和一些地方無原則“花錢買平安”的狀況，強調“鬧也不賠”，責任明確前，學校不得賠錢息事，　明確禁止不顧法律原則的“花錢買平安”行為。

　　標準明確，路徑清晰，原則中肯。毫不誇張地説，《意見》是一劑切中肯綮的良方。但僅憑一紙《意見》並不能有效規範“校鬧”，在大力推行全面依法治國的當下，落實貫徹還得回到法治軌道上來。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意見》明確一旦發生“校鬧”行為，要求公安機關及時出警，依法制止。根據“校鬧”情節的輕重，按照《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等法律法規予以懲處。令人遺憾的是，現行法律還需細化完善。比如，“校鬧”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學校的責任界定，但目前只有江西、湖南、山東等少數地方制定了地方性法規進行界定，國家層面還缺少法律支撐，也正因此，有識之士早就呼籲制定《學校法》。

　　從根本上講，“誰鬧誰有理”挑戰的是法治底線。唯有完善法治和相關標準，構建起治理“校鬧”的制度體系，才能還校園一片清朗的天空。（特約評論員　胡欣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