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衛過當有標準 以正壓邪有底氣

特約評論員卞離石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發佈《關於在司法解釋中全面貫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工作規劃（2018-2023）》，要求在司法解釋中大力弘揚正義、友善、互助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和道德要求，適時出臺防衛過當的認定標準、處罰原則和見義勇為相關糾紛的法律適用標準，鼓勵正當防衛，保護見義勇為者的合法權益。

從立法技術的角度看，雖然我國刑法規定了正當防衛制度，明確“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産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特別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姦、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然而，看似無懈可擊的法律條文，卻帶來司法實踐中的迷惑與拘謹。

根據刑法，所謂防衛過當，就是“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但是究竟何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卻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只能由辦案人員主觀判斷。以于歡案為例，對方十余人集體逼債，採用非法拘禁、侮辱人格的做法，于歡持水果刀反擊，致一人死亡，一人重傷，一人輕傷。在辦案者看來，以人員死傷的結果論，此案不可謂不嚴重；如果僅考慮傷害對等，對方採取不當手段逼債，導致對方重大傷亡，似乎是明顯超過了限度。所以，一審于歡被以故意傷害罪被判無期，二審也被判5年。

但是，輿論卻幾乎一邊倒地支持憤怒反擊的于歡。畢竟，面對不法侵害，在極端的憤怒之下，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冷靜、理性，並且能夠嚴格恪守反擊的限度呢？沒有法律明確規定的防衛限度，防衛限度的底線到底在哪？在特定的場合下又如何做出準確判斷和把握？有研究者“從全國各級法院公示的正當防衛的案件中調取了 226 份判決書”，“其中絕大部分被判為不構成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認定正當防衛的僅為 6%”。這份統計的結果，的確不容樂觀。本來法律是支持公民自救、抗擊犯罪的，但現實卻是防衛者“動輒得咎”，正義難以彰顯，不利於見義勇為社會風氣的形成。

法律不是裝飾的花瓶，而是維護社會秩序的利器。民眾的呼聲、正義的要求，是法律修繕的強大動力。近年來，從國家立法到地方立法，見義勇為制度不斷完善，特別是民法總則明確規定，“因自願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為見義勇為解除了後顧之憂。從於歡案到“昆山反殺案”，正當防衛受到公眾輿論前所未有的關注，也為最高法司法解釋的即將“啟動”準備了民意推動的土壤。

全面激活正當防衛制度，既是公民的勝利、社會的勝利，更是法治的勝利。是以，醞釀中的司法解釋，值得我們期待。（特約評論員 卞離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