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討薪花樣百齣，都因“討薪難”

為什麼被欠薪的總是民工？

    拖欠工資的大背景是外來務工人員主要是外來民工缺乏“國民待遇”，常常被歧視。為什麼做了這麼大的貢獻，卻連工資都不能及時足額地拿到手？為什麼這些案件多發生在民工身上？難道僅僅因為他們不懂法、沒文化？請那些企業老闆和我們每一個人都捫心自問：有多少人把進廠的民工當作了職工？有多少人把進城的農民當作了市民？為什麼在一些地方沒有暫住證就可能被罰款、被毆打？為什麼在一些地方民工討工資爬吊塔就得被拘留或者罰款？為什麼一些地方的一些行業不得錄用民工？在一些企事業單位的管理者思想深處，存在著農民工不應與城鎮職工享受同等權益和待遇的意識，少數企業主甚至將其當成隨意盤剝的對象。民工被惡意拖欠工資只是民工被歧視的諸多表象中的一個而已。

——樂聲 媒體評論員

社會管理怪圈：大鬧大解決？

    九部委將“限時結案”的對象圈定為“10人以上集體勞動報酬爭議”，我卻認為有待商榷。九部委出臺這一新規的目的，是為了幫助處於弱勢地位的農民工維權，而並非組織一場人越多越熱鬧的“團購”。乍看之下，10人以上的討薪行為社會影響更大，而10人以下的討薪行為則是小問題，可以先放一放。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在眾多農民工討薪案例中，凡涉及人數比較多的，往往能夠引起社會廣泛關注，解決的可能性也大一些。而恰恰是那些涉及人數少的，尤其是只涉及一兩個人的討薪案例，則常常被各方忽視。那些個體討薪者，找勞動部門吧難以立案，打官司吧又打不起，叫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無路可走之際，只好選擇讓人瞠目結舌的討薪方式。

——王孝武 媒體評論員

法律問題不該行政解決

    企業拖欠農民工工資是勞動力市場上的資方違約行為。農民工的選擇應該是要求資方履行契約，否則訴諸法律，而不應該找政府。在市場經濟體制的交易環境中，農民之所以借助政府解決勞資糾紛，原因不過有二：其一，農民傳統的“清官”思想。在中國傳統的“人治”社會中，“清官”就是法律，就是維護公平的正義之身；其二，政府的強勢。農民工如果找法院，利用法律維權，所經過的環節複雜，耗時漫長，要等很長時間才能拿到工資。相反，如果通過上訪找政府，把事情鬧大，政府出於維穩需要，能利用其行政強制力，把漫長的調查取證壓縮為幾個小時或幾天，很快就有結果。無論農民工寄希望於“清官”，還是借助政府之強勢，折射出的都是市場經濟法治精神的缺失。

——喬瑞慶 媒體評論員

時福茂（律師）

“另類討薪”別越過法律底線

    面對討薪難，近年來有一些農民工採用類似于“行為藝術”的方式維權，通過這樣的形式追求“眼球”效應，希望引起社會關注。對於那些毫無社會資源的農民工而言，擴大影響並且進一步引起上級重視或輿論關注，推動問題的解決，這是一條無奈的捷徑。討薪千萬不能走上極端的道路。如果農民工們發現自己的工資被拖欠了，有很多種途徑去主張自己的權益。首先一點，是去找簽合同的老闆商量，這是最簡單也是最好的辦法；另一種方法是調解，就是找到合適的第三方介入。除了協商和調解以外，還可以通過其他法律程序，比如説通過勞動監察部門、工會、行政部門、勞動部門等。上述辦法如果還不行，就應該先到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仲裁。如果農民工手頭有欠條，或者有些人對仲裁結果不滿意的，也可以走訴訟的途徑。

光明網（媒體）

血淚討薪背後是權利的裸奔

    在號稱“羨煞白領”工資清單裏，農民工收入確實很高，其真實性也得到很多農民工兄弟的認可。高強度勞動匹配高報酬，藍領技工獲得優厚工資，這都符合最基本的供求關係原理，亦展現了中國市場化的現實。但與此相對應，農民工群體普遍處於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工傷和生育保險的真空中，更隨時面臨著得不到報酬的高風險。換句話説，在面臨各種困境時，他們要用私人收入為公共服務墊付，自己購買本應平等供給的公共産品，這些都是這張工資清單裏的隱性成本。高工資與低福利之間的錯位，就是權利落實現狀與社會經濟現實之間的錯位。城市居民的權益大多附著于單位之上。而農民工群體既無土地立足，也無單位保障，在權利和福利上，他們是裸奔的一群。　

秦希燕（律師）

對付“老賴”還要司法給力

    自去年5月1日開始，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將惡意欠薪入刑。此項規定中如“數額較大”“嚴重後果”“經有關部門責令”等説法都語焉不詳，導致惡意欠薪入罪難。 “到底欠薪多少才算大額、才算後果嚴重，在表述上並沒有清楚界定。而且很多時候，當費盡力氣收集了各種證據、準備將惡意欠薪的老闆繩之於法時，在罪名成立的最後關頭，老闆只要將欠薪交清，按照法律則罪名不成立。惡意欠薪現象對社會穩定和公平産生了深遠的影響，必須引起重視。而目前惡意欠薪入刑的規定不清、執法不力已嚴重損害了法律的威懾力，大大浪費了社會的司法資源，應及時修改完善。只有讓法律成為用工者不敢碰、碰不起的 “高壓線”，才能從根本上消除“老賴”們鋌而走險的念頭，才能有效遏制各種惡意拖欠行為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