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顯示：中國社會總體信任水平低於及格線

從熟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

    冷漠不是偶然的。稍加留意，多數人會發現，我們早已習慣用戒備的眼神、懷疑的心態來對待陌生人。如果説在“熟人社會”，日常生活更多地可以通過道德來實現自律和他律，那麼在陌生人社會中，彼此不熟悉、人員流動性強等因素會削弱道德的他律作用。這時就需要建立起法制的權威以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為。一個高度法治化的社會，法律制度憑藉其中立性、公正性、權威性承載著社會成員最普遍的信任。彼此陌生的人交往時，儘管他可能並不清楚對方的狀況，但會相信一旦出現欺詐失信行為，可以通過正當的方式“討到説法”，也相信能得到公正的裁決。相應地，陌生人摔倒了多半會去扶，因為相信萬一被訛詐、法律會還原真相，而不誠信的一方會受到制裁。

——白天亮 媒體評論員

弱勢心態的普遍蔓延

    撕裂社會信任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弱勢心態的普遍蔓延。2012年的熱詞中，“屌絲”比較火，自從這個詞誕生以來，頗受追捧，一個有趣的現象是“人人自稱屌絲”，裏面有農民工、大學生、白領、公務員等。這顯然不是僅僅追趕時髦那麼簡單，背後折射的是一種心態，有個人心態，亦有群體性心態。底層認同、弱勢群體認同依然比較普遍，底層認同已經成為影響社會心態和行為的關鍵因素。弱勢心態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底層互害”，鬥不過強勢利益群體，就將拳頭揮向更弱者。相應的訴求表達與維權渠道不暢，更是惡化了這種心態。最值得警惕的是，一旦此種心態固化為刻板成見，不但會讓社會不信任擴大，引發群際衝突，而且會加劇心理壓抑和心理失衡，導致社會不穩定事件發生。

——侯金亮 評論員

不信任之下是社會發展失衡

    所謂互信有愛的社會，就是有著自覺的社會秩序和良好道德自治的社會。它的成熟需要大量的前提條件，法治昭彰、權利平等、貧富均衡以及中産階級的成型都是其中基礎性的支點。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價值共識、多元和諧和高流動性特徵則使人們更易於達成和解和信任。相反，以上任何一方面出現短板都容易使這樣的社會流産。法律不成氣候潛規則就會成氣候，權利不平等則權益自然不平等，嚴重的貧富分化是嚴重階層對立的入口，而公權力的傲慢則會讓人們漠視彼此的私權。在這種情況下，各階層之間就會形成各自發聲、黨同伐異的局面，所有人無論貧富都會有種被剝奪感和不安全感。這肯定會大幅度消耗社會互信，人際信任的持續下降反映著社會發展的失衡，也昭示著社會改革的緊迫。

——光明網評論員

燕趙都市報（媒體）

非法網絡公關加劇不信任

    網絡公關的本質其實是通過網絡手段塑造信任。但是，灌水公司、刪帖公司、投票公司等非法網絡公關機構的出現，卻表明，網絡公關並沒有沿著公眾期待的目標前進，相反，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異化現象，諸如利用不正當手段打擊競爭對手、歪曲捏造事實進行敲詐勒索、通過話題炒作製造虛假網絡民意牟利、從事私下交易牟取非法利益等等都是其表現。也正因為如此，救治非法網絡公關就成為一個時代課題，成為一個關乎網絡公關行業公信力和公正性的大事大非問題。一個明顯的判斷是，如果處理不當，帶來的不僅是整個行業的倒掉，更是公眾信任的坍塌。一般來説，非法網絡公關的操作手法有歪曲真相、杜撰口碑、操控輿論，而這恰恰製造了“社會良知的殺手”。

志 靈（媒體評論員）

質疑其實是為了信任

    習慣性質疑的目的不是為了蠶食信任，而是為了重建社會信任。比如，公眾習慣性質疑一些官員的行為舉止是作秀，不是説公眾不需要官員這樣作秀，而更可能是，由於缺乏一種制度化的保障讓公眾相信：這樣的作秀不是官員的一時興起偶爾為之，而是制度規範之下的習慣行為。很少有人會偏執到先入為主地認為所有的習慣性質疑都是絕對正確的，但是，質疑本身就為被質疑對象提供了一個自我澄清機會，如果質疑是錯誤的，通過澄清反倒能夠為被質疑對象的形象加分。也就是説，習慣性質疑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建社會信任的“鯰魚”，能夠讓權力運行的行為變得更透明更規範。缺乏習慣性質疑，面對所有事情都是眾口一詞叫好或者集體沉默，一定是一個不正常的社會。

王世奇（媒體評論員）

社會信任度需要政府立信來挺住

    構建政府信用的核心是嚴格依法辦事。現代國家設計都有政府為第一部門、市場為第二部門、公民社會為第三部門之説，在三者的動態變化和博弈中，才能帶來有效政府和善治。由於政府功能的限度，即使政府出於好心、並無私念，其公權力擴張也必然會帶來公眾道德上的社會惡果。因為如果公權力過度擴張，必然導致自由和權利被侵蝕，民眾就沒有機會和權利參與公共事務，因而變得懷疑、冷漠。為此，首先應摒棄“通過大力宣傳構建信任體系”和“通過擴大政府權力來打擊道德敗壞”之説，而是應首先通過依法限制權力來構建政府信用。其次，要允許社會、個人在精神文化領域的自由探索，信任是人的天性，從而社會信任大廈會在公眾多樣化的探索中構建起來，信任指標會在反思中不斷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