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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孤獨的中國 孤獨的抗戰
宣戰從“九•一八”到“珍珠港” 十年間蔣介石為何不宣戰
“九•一八事變”時的南京政府，政令所能達到的地區僅限東南大部和華中一部，國內各方軍隊不聽號令，經濟不能集中，幣值不統一，軍工無法調配，國民政府的領導人得不到全民族的共同承認，更可怕的是，幾乎當時中國所有勢力，都與日本秘密訂立協議——偌大中國，既無抗戰所需戰略迂迴空間，更無抗戰所需人力物力兵力。加之國聯協議，對交戰地區實行武器禁運，一旦中國對日宣戰，即將失去一切可能的軍火來源，後來的西班牙內戰中，共和國政府就因此不得不以高於國際市場兩倍的價格，購買蘇聯“提供”的武器，後期甚至不得不用黃金進行現金交易最終被顛覆。這樣的口惠而實不至的宣戰，對蔣介石政府來講，實在沒有任何意義。[詳細]
物資抗戰初期中國的軍火主要來源於蘇聯
從“九•一八事變”後，蘇聯就對遠東地區新增加的鄰居滿懷戒備。為了牽制日本，將日本的目光從蘇聯本土轉移開，蘇聯與國民政府化干戈為玉帛，從1935年開始迅速接近：早就預感到中日戰爭逐步逼近的蔣介石政府，為了打開外交上的困境，一旦開戰獲得軍火和物資的支援；蘇聯政府也著眼于未來的中日戰爭，希望能通過武裝中國，將日本死死的黏在中國戰場，無力分身北向，為蘇聯打造出一個相對良好的外部環境，以應對歐洲地區越來越複雜的局勢。為此，當抗戰爆發後，蘇聯向中國政府提供了大量武器與貸款，支援了中國抗戰前期的絕大多數需求。 [詳細]
綏靖抗戰前期美國利用日本充當尖兵
一戰前的美國外交由歐洲大國主導。二戰時，美國在歐洲面臨的任務，既要打敗納粹德國，又要打破英法勢力，同樣，在亞洲，美國也面臨要打碎歐洲各國在亞洲秩序的任務。為達到這個目的，美國政府選中蠢蠢欲動的日本，利用日本對外擴張的野心，為其提供戰略物資，以幫助日本在亞洲的擴張，進而衝垮歐洲列強在亞太的殖民體系。在這一點上，美日兩國可以説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走到了一起，這個時期（1939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水準，基本與1932年左右持平，而同時期的美日貿易，則是1932年時的近乎一倍。在這個數字面前，美國所提的任何所謂公理和道義都變得蒼白無力。 [詳細]
美援：來自“施主”的“帶血的恩賜”
美援羅斯福“改弦更張”利用中國限制日本
美日之間因利而合，因利而分，關乎太平洋地區的權力爭奪，美日將會立即翻臉，甚至説，歐洲在亞洲殖民體系尚未瓦解，兩國已經同床異夢。1941年4月16日，美日簽署《日美兩國諒解方案》墨跡未幹，到11月，羅斯福已經確定，美日兩國分手在即。但是馬歇爾強調美國尚未做好兩洋作戰的準備，要求羅斯福“設法把戰爭的爆發推遲到最後時刻”，避免在遠東立即捲入。同樣出於牽制日本的目的，羅斯福將目光投向遠東，看到了已經與日本獨立作戰四年半之久的中國。將中國納入《租借法案》體系，用美援支持中國成為美國利益的需要，於是，中國竟比蘇聯還早，與美國簽訂了租借條約。[詳細]
現實“先歐後亞”讓中國在美援計劃排在末尾
雖然美國早于蘇聯將中國加入“租借法案”援助國名單，更明確提出，給予中國以美援的目的就是“在其他國家停止對華軍事援助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及陸軍根據租借法案正可乘機在此緊急時期及此後數年之中，以實際行動，成為中國之第一好友。’”但現實是，美國領導層定下的策略是"先歐後亞"，如此一來，已經孤獨的對抗日本整整四年半的中國，又變得十分尷尬。當蔣介石的代表提出長長的各種援助清單，能夠得到承諾的，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最終可以抵達中國的，卻是這一小部分中的一小部分。二戰中，中國得到的援助，與其發揮的作用，遠不成正比。 [詳細]
施捨來自“施主”的“帶血的恩賜”
當日軍佔領仰光將滇緬公路截斷後，所有美援物資不得不遠途運送到印度上岸，再用中美聯合空軍千里迢迢運送到昆明。這條空中航線初期每月只有區區一兩千噸，遠不及滇緬公路一月一萬餘噸的運力。後來經過將近兩年的發展，到1944年末，才勉強達到與滇緬公路持平的運力。這點運力顯然無法滿足中國作戰需要，為此，蔣介石和宋子文不斷向美方提出增加物資配額以及加大運輸能力的要求。可就是這種合理建議，在美方代表史迪威眼中，卻將蔣介石看成是“一條貪婪、偏執、忘恩負義的小響尾蛇”。其説蔣“貪婪”，無非是指蔣對美援的不斷爭取；説他“忘恩負義”，則是典型的“施主”的“恩賜”心態，在史迪威這個美利堅自大狂看來，美援就是一種施捨，帶血的施捨。 [詳細]
衝突：劍拔弩張之後的折中
衝突美援全權代表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
由於對華美援來源和運輸的複雜性，美國人派駐在中國戰區的參謀長，實際成為了這些物資的全權分配人和監護人。這本無可厚非，但利用這種權力藉以挾持蔣介石，揮舞物資分配大棒索要兵權，就已經超出整個中國戰區將領所能容忍的底線。更何況，這個索要兵權的人本人並無指揮才華，只是一個美國版的"趙括"，其與蔣介石之間的衝突就無可避免。[詳細]
自大史迪威其人實則“不通軍事”“不懂政治”
史迪威在中國十幾年，看似是個“中國通”，實則對軍事的指揮屬於半吊子，偏偏還喜歡在政治上指手畫腳，用他那幾乎為空白的作戰經驗，去指揮與日本作戰五年之久的蔣介石，指揮曾與日軍浴血奮戰的中國將領，更挾“美援分配權”以令國民政府，試圖到處插手中國的國內政治。其與蔣介石的蜜月期飛快渡過，轉而就是長時間的互相指責和冷戰，乃至對罵。 [詳細]
交鋒從宋子文的去職看中美之間的初次交鋒
為了不讓蔣介石與史迪威之間的衝突進一步惡化中美同盟關係，宋子文在美國上下活動，終於説服羅斯福撤換史迪威。就在這個時刻，蔣介石卻臨時退縮，令宋子文前功盡棄。從這件事可以看出，雖然中國在美國眼中只是一個弱勢二等盟國，彼此之間因為某些人的關係而矛盾重重，但出於穩住中國的目的，美國在某些時候，是肯向中國適當示好。 [詳細]
修正美國在華利益和戰略意圖不因執行人變動而改變
史迪威與蔣介石的激烈衝突，最終結果是美國政府將其撤換，代之以魏德邁。雖然魏德邁在物資分配上極盡公正，但在維護美國利益上，魏德邁走的比史迪威還遠：為維護美國利益，他曾建議美國政府策動國民政府全力爭奪華北，而將整個東北交給國際代管，並保留日本軍隊，成為美國與蘇聯對抗的緩沖和盟友。美國人的援助，不是那麼好拿的。 [詳細]
抗戰中，中美聯合空軍的勇士們，用一條脆弱的空中輸血大動脈——“駝峰航線”，承載了整個中國的勝利希望，用他們的勇氣和犧牲，用蔓延銀色的殘骸之路，鋪就了中國的勝利之路。可是，這種犧牲與合作，無法掩飾中美之間在抗戰中的矛盾與衝突。雖然這種衝突有時看似與人有關，屬於人為因素干擾下的雜音，但剖析史料還原歷史後，我們驚異的發現，美國在遠東的戰略佈局，竟是處處以犧牲中國利益來實現，美援的背後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換和背叛。當看清了美國前期利用日本充當尖兵，後期利用中國拖住日本步伐，同時試圖出賣中國東北以完成戰略部署的意圖，就不難理解抗戰中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正如齊錫生老先生所評價的那樣，是一對“劍拔弩張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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