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妻子，她是記者。”每次，當醫生的丈夫向他的同事介紹我後，同事們總會流露出一些詭異又意味深長的微笑，有的甚至開玩笑：“喲，這不是咱醫生隊伍裏混進個臥底嘛，醫患關係更沒得救了。”

而當我每次向同事介紹丈夫時，同事們也會開玩笑説：“這下好了，一屁股坐到醫生那邊去了，醫患關係的稿子看你怎麼做。”

這種“兩邊不討好”的情況每每出現，都會搞得我倆既尷尬又無奈。醫患關係的隔閡之殤，竟然已深到了這般地步，為何？又奈何呢？而這種對立和尷尬，又怎樣集中反映在了我這樣一個媒體人工作和生活中呢？

幾天前，溫嶺發生了殺醫案，不多時，微博、微信上就形成了輿論的熱潮。因為是醫生家屬，我的微信朋友圈和微博好友裏有不少醫生。在這些醫生的圈子裏，充滿了震驚、憤怒、譴責，甚至失望與無力；而在其他圈子裏，鮮有人提及殺醫案，或者絲毫不見譴責和惋惜，倒有一些人借此抱怨看病難、看病貴，更有甚者幸災樂禍。

這種反差我們早已不陌生，從同仁醫院的徐文大夫被砍傷，到哈醫大實習醫生王浩命隕刀下，再到溫嶺的王雲傑大夫血灑診室……哪一次慘劇之後不是醫生群情激奮，悲傷無法自已？而醫生之外的群體，則少見感同身受的悲憤，甚至連關心都顯得那麼稀有。

一位醫生朋友在微信裏痛心地寫道，那些平時掛號想加號、看病想插隊時總找自己幫忙的朋友，為什麼在此刻都不來個短信慰問一下我們呢？

與丈夫聊起這種不解，他也頗為不解地問我：拋開醫生的身份不説，任何一個普通人，被歹徒以如此殘忍的方式殺害，難道就不該有一些同情和聲討？難道就不該“零容忍”嗎？畢竟，我們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才是醫生啊！

的確，任何的殺醫案，首先不都是一起“殺人案”嗎？醫生作為一個普通的公民，他們的生命和其他人一樣都值得尊重與保護。

當然，在對殺醫行為“零容忍”的同時，我們不得不反思其背後醫患關係愈加惡化的現狀。

我是醫生家屬，但我同時也是一個患者，也曾淩晨起床去掛號，也曾排隊幾小時看幾分鐘的專家門診，也曾等上幾個月才能排到一張床位住院手術。但這一切都是醫生的錯嗎？的確，在不明就裏時，患者最常面對的就是在醫療一線的醫務人員，那一襲白大褂在患者心中就是“醫”的代表。心裏有氣，不對他們發，又對誰發呢？

但回歸理性，我又很慶倖我是一名醫生家屬。每當我在醫院窩了一肚子火想對醫生發作時，我會想起，此刻我的丈夫正在醫院裏為其他患者服務——他可能已經連續上班30小時，但依然有一台長達十幾個小時的手術在等待他；他可能一上午的門診已經接診了近百位病人，但還有超過12小時的夜班需要面對；我還會想起，他下個月可能馬上要出門診，在那個開放的診室裏，那些夜晚湧來的打架醉酒的患者，又或者……我不敢往下想。

於是我們嘗試著給雙方的同事和朋友做“解釋”。我會告訴我的朋友們，一位醫生面臨的超強工作強度、艱苦工作環境和巨大心理壓力，以及醫學作為一門科學的局限性，我希望他們能在醫院窩火時，也能想想這些醫生的不易。而我的丈夫也會告訴他的同事，一名普通的患者在舉目無親的醫院裏、在紛繁複雜的醫學名詞前，所感受到的無奈、茫然與窩火。

“哦，原來醫生那麼辛苦啊！”“是啊，要對病人更耐心一點。”每每聽到這樣的話語，我總覺得，雖然醫療體系不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改變，但“溝通”至少是緩解醫患關係惡化的一劑良方。

然而，這種“溝通”往往只在個人層面，我很少嘗試通過我所在的媒體發出自己的聲音。我擔心別人説我胳膊肘往“裏”拐，我害怕報道有失客觀中立，更多時候我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乾脆“避嫌”吧。

涉及醫患關係的報道不能“報喜不報憂”，也不能“報憂不報喜”，儘管醫療領域和其他行業一樣確有害群之馬，醫療糾紛確給患者帶來痛苦，但報道這些的同時，我們也應把更多的目光投向那些默默無聞、兢兢業業的好醫生。

的確，在塵埃落定之後，溫嶺殺醫案應該成為醫患雙方反思各自行為的契機。

我注意到一個細節，微博微信上那些醫生和非醫生的群，其實很少能夠産生交集。當患者在發泄醫生的服務態度冷漠、醫院服務流程不合理等種種不滿時，醫生看到的卻是社會的冷漠與無情；而當醫生在彼此互訴工作的艱難、氛圍的惡劣時，患者卻誤讀成醫生的冷漠與高傲。

雖然自媒體時代人人都有麥克風，但選擇性關注與圈子文化，也讓醫患雙方失去了許多溝通的平臺。而這時，也正是媒體發揮溝通橋梁作用、承擔社會責任的契機，通過理性引導，媒體應當也可以成為緩和醫患矛盾的“中間人”。

（作者為新華社記者 周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