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記者關開亮、龔瑛 報道）對河北農民鄭艷良來説，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虧欠”他的，在輿論關注那裏得到了補償。

“絕處逢生”的鋸腿硬漢

2012年4月13日，鄭艷良用一把鋼鋸、一把小水果刀和一個裹著毛巾的癢癢撓鋸下了自己的右腿。那一刻，他沒想太多，只是覺得與其等死，不如死馬當活馬醫地放手一搏。

之前，他的雙腿動脈突然不明原因大面積栓塞，讓他失去行走能力，雙腿潰爛、露骨，傷口間長出蛆蟲。他去過北京、保定多家醫院，醫生要麼説治不了，要麼説需要30萬乃至上百萬元的治療費。醫生的斷言，一點點抽空了鄭艷良的希望。他回家，等死。

十多天后，鄭艷良等死的耐心被自己肉體上蠕動的蛆蟲摧毀，他自己動手鋸腿。事態逆轉。當看到被鋸爛的皮肉開始包裹斷骨，鄭艷良又燃起活下去的希望，他打電話給媒體，想要人給他捐個假肢。接著，全國都知道了他的事。

“硬漢鋸腿自救”受到媒體關注。河北省衛生廳派出專家組上門對鄭艷良進行初步會診，隨後，保定第二醫院開始免費為其治療。該院副院長介紹，鄭艷良的病在臨床上並不罕見，“他病得非常重，但當時可以先試著通血栓，不成，即使截肢，也用不了幾十萬上百萬的醫療費。”

硬漢“爭寵”：你只能管我的事，不要管他們的事

作為不幸的個體，進入公眾視野的鄭艷良不會再“等死”了。好心人、政府、社會救助機構的關切蜂擁而至，甚至影響到了護士的正常工作。鄭艷良是幸運的，這幸運是媒體帶給他的。所以，絕大多數時候，鄭艷良對記者的態度都是友善而熱情。

然而，他還是對記者發怒了。當某媒體記者循著他這個有些極端的案例，進村調查農村醫保的相關情況，打聽像鄭艷良一樣得了大病的村民時，鄭艷良怒了。他打電話給記者：“我告訴你，你只能管我的事，不要管他們的事。”

鄭艷良口中的“他們”，是他的同村人，他們也曾因大病就醫，報銷後自己還得再花數萬元甚至更多。“因病返貧，大病等死”，在新農合這種低水平、廣覆蓋的醫療保障模式下，無法得到保障的，遠遠不止鄭艷良一人。

鄭艷良怕自己的事降溫，於是，他每天花10小時接受記者採訪。他説，他害怕回到躺在床上等死的狀態。

鄭艷良也怕媒體對同村其他人的關注，會給已然關切他的當地政府“惹出什麼麻煩”。據報道，電話質問記者後，鄭艷良還通知了地方官員，於是，有人開著車滿村找記者。過了一會，他又讓家人給記者打電話，為剛才的發怒道歉，“有政府的人在旁邊看著，我才這麼説。”在他的認知裏，政府顯然不希望記者再在當地“扒出”什麼事情。

“我不感謝政府和醫院，我怕媒體忘記我”

在媒體10月15日的報道中，鄭艷良的妻子沈忠紅透露，已收到愛心捐款21萬餘元，保定市長馬譽峰也到醫院看望了其丈夫，還送上2000元的慰問金，並囑咐“注意休息，好好養病。”

有網友説，現在的鄭艷良有醫院的免費治療，還獲得了數額不小的捐助，完全不用再為爭得輿論關注而在鏡頭前展示傷口，或因意識到會被媒體遺忘而氣急敗壞地發怒。不過，從另一個角度，如果認真審視一個曾經絕望過的人，了解新農合的保障範圍，鄭艷良內心的不安全感就不難理解。

“我不感謝政府和醫院，是媒體報道了我，政府才讓醫院給我免費治病，再説醫院治好了我，他們也出名了。”在鄭艷良的思維裏，他現在能獲得免費醫治，完全是“仰仗”媒體的報道。一旦沒有了媒體的關注，醫院會不會突然變得“無能為力”？畢竟，“怪病”不是普通的小感冒，任何時候都一定能治好。曾經的那些“死亡宣判”猶在耳畔，會不會在將來的某一天再次光臨？

我們無法完全摸透鄭艷良的內心世界，但可以試圖去窺見一個因病致貧的普通農民的想法。在媒體報道中，鄭艷良一家原來年收入一兩萬，其妻子常年生病，每年看病也得花去七八千元；鄭艷良突然患病、失去勞動能力；在放棄治療前，妻子帶著他在河北、北京多家醫院來回奔波、各項檢查……這一切，已經讓一個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現階段當地政府的關切、醫院的免費治療，未來一旦失去，即便已經獲得了好心人的捐款，恐怕到時候也是杯水車薪。鄭艷良的不安全感，是新農合保障水平不足在個體身上的映照。

資金短缺，農村醫療救助的“軟肋”

醫院越好，報銷的費用越少。新農合的這一現實，使得合作醫療只能滿足農村居民基本的看病需求，大病患者的治療費很難保證：因為越是大病，越需要去新農合無法覆蓋的好醫院，越是好醫院，花費越高，越需要報銷。造成這一惡性循環的，就是資金短缺。

面對記者的採訪，當地官員們承認他們面臨一個尷尬局面：一方面，他們不想鄭艷良這種極端殘酷的自救發生在自己轄地；另一方面也認為，媒體關注或許可以解決當下農村醫療救助面臨的資金短缺。

只有患過大病的農村居民，才能真正體會“因病致貧”背後的辛酸。從鄉鎮醫院、縣醫院、市醫院，最終轉到省級醫院甚至北京的醫院，一場大病産生的花銷，絕不僅僅是手術臺上那一刀或者住院的那幾天。花銷鏈再長，依然只有一小部分可以報銷，報銷比例還有嚴格的限制。

目前新農合為何無法保障像鄭艷良這樣的大病患者，擺脫“因病返貧、大病等死”的現狀？城鄉醫療保障問題專家王震稱，當前我國的新農合基金基本是由縣級統籌的，這會導致調劑空間狹小、損傷保險的公平性原則等。“一個縣就是一個基金盤子”，有的縣經濟發達，農民參合率較高，有的縣因農民收入水平較低，參合率自然也不高，“參合率越高，可以使用的資金總額就越多，具體到每個參合者身上的獲益程度，就可能越高”。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實行以大病保險為主的方式，以農民自願參加為主。但現實是，重大疾病和住院醫療服務發生機率較小，以大病為主的醫療補償政策會降低參保者的預期收益，其結果是健康的青壯年參保者寥寥，而老、弱、病、殘等高危人群卻非常願意參加。使得醫療經費入不敷出，政府財政不堪重負。

另外，很多人連續三、四年參保，但沒享受到大病風險補償的好處，他們會感覺自己吃了大虧，繼續參加新農合的熱情會極大的降低。新農合是互助共濟制度，對大病的救治幫扶力度並不大。再者，對大多數農民而言，危險最大的恰恰是普通的常見病和多發病。“只報銷大病”的新型醫療合作制度不僅無助於抵禦常見病，提高農民醫療保健質量，反而容易誘發“小病當成大病醫”的道德風險。

鄭艷良的幸運，對眾多看不起大病的社會底層群體而言，是難以複製也無法複製的。鄭艷良幸運的個案，實則是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幸。當醫保資源稀缺時，媒體關注可以彌補，但問題是，“媒體關注”，也同樣是稀缺資源。這個硬漢被關注是因為“鋸腿”，更多未被關注的人又能如何？我們也微弱的希望，每個極端個案，都能成為推動社會保障的步伐。（央視網記者：關開亮 龔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