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去向
主持人:稅收收入作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一些觀點認為稅收收入應與GDP保持基本同步,但近幾年,我國稅收收入增長高於經濟增長的現象時有出現,應該如何看待?
劉尚希:稅收收入與GDP增長是否應當保持同步,決定於一定時期的政策目標,不是一個稅收增長的準則。在稅收收入佔GDP比重很低的時候,例如上個世紀90年代,國家財政困難,就需要稅收收入增長快於GDP增長。當稅收收入比重達到較高比重的時候,就需要稅收收入低於GDP的增長。當稅收收入比重符合政策目標要求的時候,稅收收入增長才應當與GDP保持同步增長。不要把保持同步增長視為一個永恒不變的準則與真理。 國家統計局初步測算,2011年國內生産總值471564億元,財政部核算的數據表明,2011年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89720.31億元,稅收收入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約為19%。如果認為,稅收收入的比重已經達到目標值,那麼,今後的稅收收入增長就應當與GDP保持同步增長。從當前的數據來看,今年稅收收入增長的不確定性很大。2011年各個季度的經濟增長從高到低逐季趨緩,一季度增長9.7%,二季度增長9.5%,三季度9.1%,四季度增長8.9%。與此對應的各個季度的稅收收入增長也是前高後低,2011年各個季度稅收收入增速分別為32.4%、27.2%、22.6%和6.8%。但稅收增長不是“趨緩”,而是“速降”,到第四季度,稅收增長降到了個位數。經濟增長趨緩的態勢今年將會延續,稅收增長若仍是延續第四季度的趨勢,則將會給財政支出帶來極大壓力。
主持人:目前,我國的物價水平仍處於高位,有觀點認為稅收因素一定程度上推高了物價,應該怎麼看待二者之間的關係?
劉尚希:稅收與物價相互影響,但具體影響如何要看具體情況。首先,物價會影響稅收。在物價上漲的情況下,稅收會相應增加。因為稅基會因物價上漲而擴大,收到的稅就會相應增多。現代稅制大多數是從價稅,如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關稅等,2011年全國工業生産者出廠價格和居民消費價格同比分別上漲6.0%和5.4%,帶動了以現價計算的稅收收入增長。再比如工業增加值,2011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3.9%,而按照現價計算則增長22%左右,增值稅的稅基是現價計算的增加值,而不是剔出物價因素的增加值。2011年增值稅(不含進口貨物增值稅)增長15%,低於按照現價計算的工業增加值增速(22%),略高於按照不變價計算的工業增加值增速(13.9%),這説明去年物價對增值稅的影響不明顯。 其次,稅收也會影響物價,這是更多人關注的問題。但這裡的“稅收”準確地説是指稅收制度或政策。當稅種、稅率、優惠等稅制要素不變的情況下,按照既定的稅法規定徵稅,不會導致物價上漲。只有在提高稅率,或開徵新稅種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引起物價上漲,但也不是必然的,還要看供求關係。如果商品供過於求,商品過剩,即使是提高稅率也不會引起物價上升,那只會使生産者壓力增大,甚至破産。去年物價上漲主要是食品,糧食、食用油、豬肉等,而這些方面並未加稅。整體看,去年除了西部地區資源稅做了調整之外,沒有加稅的因素,稅收對去年物價上漲幾乎沒有影響。
主持人:要繼續完成經濟社會轉軌,稅制改革勢在必行,但稅制改革在推進方面似乎感覺會比較慢,你如何看待?
劉尚希:在任何朝代,任何國家,稅改都是及其艱難的。因為稅改是社會利益關係的調整,是利益的再分配,尤其是在有13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其複雜性、難度就更大了。若認為稅改很簡單,那是幼稚的想法。 稅改很難,但並不意味著不能改革。關鍵是明確稅改的方向,然後進行整體的系統設計,在此基礎上分步推進。這些年來稅改並非原地踏步,也做一些改革,如個人所得稅中的工薪所得的免徵額、級距、稅率結構都做了較大調整;如增值稅從生産型改為消費型;資源稅從試點到逐步擴大範圍;燃油稅費改革等等。結構性減稅已經成為今年的政策目標,但如何與稅制結構優化結合起來,還有待於進一步明晰。稅制改革仍應堅持“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和嚴徵管”的原則,從我國實際出發,在實踐探索中推進。一些稅種可以合併、稅基可以進一步拓寬、稅率可以進一步降低、徵管要進一步加強。不要以外國的稅制為標準來衡量我國,或作為我國稅改的臨摹對象,臨摹式的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主持人:引起民眾“稅感焦慮”的原因是什麼?“焦慮”背後反映出什麼問題?如何才能減輕消除老百姓的沉重“稅感” 以及對稅收的焦慮?
劉尚希:與“稅感麻木”相比,“稅感焦慮”是一種社會進步,反映出社會大眾在關注稅收、了解稅收,意識到稅收的重要性。大眾稅收意識的覺醒,是稅收法治化、民主化的前提。過去稅收主要是企業交納的,而且主要是國企,大家對交稅沒有多少感覺,認為稅收制度、政策那是政府、專家的事情。而現在個人要交稅,交稅的民企也越來越多,稅收的風吹草動都會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和討論。隨著直接稅比重的上升,大眾的稅收意識會越來越強烈,將會從“稅感焦慮”發展到“稅感理性”,以大眾理性意願的表達來推動稅制改革。 焦慮是一種情緒,反映出老百姓有一種擔憂、困惑、痛感的負面情緒,經過引導,這種情緒可以轉化為一種理性的建設力量,但若不能及時釋放,又未能恰當給予引導,則可能轉化為一種泄憤的破壞力量。引導,不是簡單地做説服、解釋工作,更不是講大道理,而是讓老百姓産生“受益感”,讓老百姓實實在在感覺到交稅是必須的,也是值得的。這就需要把稅收花好、用好,不僅要公開透明,更要讓社會參與,讓老百姓的意願在交稅、用稅的過程中充分表達出來。
主持人:中國的宏觀稅負高嗎?會不會影響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增長潛力?減稅、少稅,會讓人民的幸福感增加嗎?
劉尚希:社會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共同體,交稅是保證社會這個共同體正常運轉的基本條件,也是馬克思所説的,稅收是國家存在的經濟基礎。所以,交稅是所有國民的義務。但義務和權利是對等的,其權利也要得到尊重和保護。這個權利包括對稅收的表達權、參與權、知情權和監督權。當前的稅感焦慮,從根本上説,是這些權力的尊重、保護不夠,老百姓有一種無奈感、無助感。如政府的一收一支不夠透明,在錢怎麼花的問題上發表意見缺乏有效的渠道,政府各個部門單位花錢的約束太松,損失浪費很多,甚至進入了腐敗分子的腰包,諸如此類,等等,老百姓看見著急,有恨鐵不成鋼之感。因此,加快推進財稅的法治化、民主化進程,是化解稅感焦慮的根本之策。
劉尚希,1964年農曆9月出生於湖南省桃江縣,1987年參加工作,在中南財經大學任教,1990年獲得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是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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