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越來越多的農民二代甚至三代已經完全對農業提不起興趣。 一方面是因為很多人對農民這個職業沒有認同感和歸屬感。另一方面，農業的弱勢以及過低收益。所以怎樣才能解決“誰來種地”？

李國祥：中國正在邁向現代化，工業化和城鎮化加速推進，舉國面貌日新月異。農村越來越的農民從事非農産業和外出務工，形成了多達2.5億人的農民工隊伍，成為國家建設貢獻卓著的産業工業。但是，在大量年輕強壯的勞動力從農業農村出去之後，農村留守婦女、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問題越來越突出，一些地方的農業變成了可有可無的副業，種糧對於一些農戶家庭不再重要，遇到久旱不下雨等自然災害，幹部著急，幫助農民抗旱，而種植戶農民則袖手旁觀。 未來誰來種糧？誰來從事農業生産？ 實踐告訴了我們，全國各地已經涌現出了一批種糧大戶、種糧合作社和種糧經理人。這些新型的種糧生産經營主體，會替代傳統的成萬上億的家庭搞糧食生産。這也給我們啟示，與其擔心未來沒有人原意種糧，不如為新型種糧主體“出世”創造更多的有利條件，把年輕有為的、懂技術又會管理的糧食生産經營專業人員培養出來，塑造出來。 各地出現的新型糧食生産經營主體，不但專業水平高，而且規模大，經濟效益好，提供的商品糧多，應該能夠擔當起國家糧食安全重責。筆者前2年在山東平度調查了解到，當地一個種糧大戶，夫妻兩人都學過農學，一年種小麥和玉米兩茬，單産水平普遍高於當地其他農戶，每畝出600元租金向其他農民租地種糧。據反映，當時當地普通農戶種糧每年每畝能夠獲得600元的收益，就算比較困難了。可見，新型種糧大戶的優勢多麼明顯。 未來中國農業生産經營主體格局可能是：多數家庭生産農産品主要是滿足自給性消費需要，而供應農産品市場的主體最主要是具有優勢的新型的農業生産經營者。自給性需要的家庭，不以農業生産為主要收入來源，農業生産很可能成為這些家庭的生活方式。而新型農業生産經營主體，則要站在世界糧食科技前沿，發展現代糧食産業，確保糧食市場供應。

主持人：目前社會上出現了一種説法：農民工掙錢高於白領，還有人説讀書無用，讓很多農村的孩子過早的走上了社會，在素質不高，知識水平也不高的情況下，過早進入社會掙錢，對於這樣的説法和現實情況，請問有什麼好的改善方法？

李國祥：近些年來，中國出現了“民工荒”，一些農民工的工資高過部分大學生工資，在社會上形成了讀書無用風氣。這些都與我國現行的教育體制和教育方法有關。長期以來，中國各級教育都以高考成績作為教育質量的衡量最終標準。課堂教學片面強調知識考核的分數，教書育人和人才培養模式單一，忽視了兒童和青少年的差異性，也忽視了社會對人才需求的多樣性。在教育過程中嚴重缺乏趣味性，讓很多孩子對上學産生不了興趣，甚至是厭惡上學。 要改變農村中一些孩子過早地離開學校，必須深化農村教育體制改革，不能用為高考選拔人才這樣一個模式開展義務教育，特別是小學教育，徹底改革為應試而施行的義務教育，大力發展快樂教育，富教于樂。讓孩子在快樂中學習，在快樂中成長。 為了更好地適應社會對多方面人才的需要，還要改善不合理的教育結構，扭轉職業教育發展嚴重不足而帶來的技能性人才缺乏的狀況。要千方百計大力發展旨在提高素質和技能的職業教育和終生教育。

主持人：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一些農民出現了“被上樓”的情況，甚至因為沒有了耕地也隨之失去了收入來源，那麼政府應該怎樣來保障這些農民的生活？

李國祥：長期以來，我國農民是一種身份。失地農民，已經是實質上的“市民”。失地農民，必須納入到城鎮居民進行管理。 當然，受到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農民變市民，享受與市民完全一樣的社會保障，可能會超過當地財政承受能力。但是，國家已經建立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必須覆蓋到這些失地的農民，並隨著經濟發展和財政實力的增加，不斷地提高農村社會保障水平，做好城鄉居民社會保障體系的銜接，並逐步地推進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目前，我國已經在廣大農村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合作醫療和社會養老保障制度。從農村調查情況來看，最低生活保障還未能做到應保就保。一些地區的農村合作醫療報銷水平還不夠高，報銷手續仍然相對麻煩。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還有一部分地區尚未覆蓋。與城市相比，農村社會保障水平還相對較低。針對這些問題，需要進一步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要有針對性地擴大農村社會保障覆蓋面，對於最低生活保障，特別是失地農民，要做到應保就保。要更加注重不斷地提高失地農民的合作醫療報銷水平，簡化農村合作醫療報銷程序。今年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全覆蓋的同時，要著力提高失地農民的養老保障水平。 隨著我國城鎮化的推進，一部分失地農民逐步地變為市民。一方面，要加快失地農民由農村社會保障轉變為城鎮社會保障進程，另一方面，要重點做好城鄉社會保障的銜接。同時，考慮到中國人口的大流動，還需要做好區域間社會保障保障制度的轉接。

主持人：目前的農村很多土地都被徵用去蓋房，13億人口的大國，如果土地沒有了，怎麼讓農民種糧食養活中國人？

李國祥：要用最嚴格的手段管理土地。耕地是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基本條件。穩定發展糧食生産，必須穩定播種面積、優化生産結構、主攻單産質量、降低災害損失，重點是以穩定發展糧食綜合生産能力為基礎，以宏觀調控為手段，盡可能地降低糧食生産的波動，確保糧食供求的長期平衡，核心是建立起穩定發展糧食生産的長效機制。 考慮到糧食生産由於受到氣候、政策等多種因素影響，年際間的總産量波動十分明顯。建立穩定發展糧食生産的長效機制的關鍵是在穩定播種面積面積的基礎上，讓農民願意種地。 從糧食播種面積和單産的穩定性來看，播種面積相對更具有可操作性，而單産則受氣候等外界不可控因素影響更大，穩定糧食播種面積更具有政策選擇上的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每次我國糧食出現較大缺口或者較為嚴重的過剩，一般都是糧食播種面積與單産大幅度同降同升有很大關係。如果糧食播種面積能夠穩定，就一定能夠減小糧食總産量的波動程度。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確保每年糧食播種面積穩定在16億畝以上，是我國從糧食波動歷史中總結出的確保每年糧食國內産需基本平衡的經驗。

主持人：城市人買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的養老模式已經深入人心，而在農村還停留在養老靠兒女的慣性思維上，從政府的層面應該如何解決農村人口的養老問題？

李國祥：我國已經在一部分農村地區試點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2012年，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將覆蓋全國農村。但是，我國已經建立的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雖然覆蓋範圍廣，但是保障水平相對較低。在農村人口遷移過程中，還遇到與其他地方和城鎮不能很好接續的問題。據了解，這些問題，國家相關部門正在抓緊研究解決。

主持人：同樣是保險，城市居民的認可程度較高，可在城市務工的外來人口似乎並不熱衷，這是為什麼？

李國祥：我國已經要求用工企業給予農民工提供社會保險，但是由於各種保險不能跨區域接轉，農民工自身積極性不高。

主持人：有一段時間網上在討論要不要更改農民稱謂，爭議點在於農民作為勞動者，卻在個別場合用作了貶義詞，面對這樣的問題，不知道有什麼解決對策？

李國祥：對農民的歧視，是長期社會對農民不公正對待所形成的。解決之道，就是要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儘快形成城鄉一體化新格局，確保農民受到公正的待遇。 如果我國在快速城鎮化和工業化過程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進一步地以工哺農，以工帶鄉，未來中國現代農業發展起來了，多功能性增強了，農民富裕了，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新格局形成了，農民自然能夠有尊嚴地生活。那樣，農村也會成為令人嚮往的地方。

主持人：關於城鄉差距的問題，在城市化進程和土改這兩方面能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李國祥：一些地方推進城鎮化加速發展，很容易侵害農民權益。佔用農民土地，補償過低，或者補償不公平，往往引發農民上訪，影響社會穩定。近幾年來，有的地方為了加速推進城鎮化，剝奪農民自建住房的權益，強迫農民購買開發商的房地産，價格高，不完全適合農民需要，農民對此意見很多。只有尊重農民的意願和選擇，只有把農民的權益保護好，這樣的城鎮化才能使我們付出的代價降低，才能實現社會和諧，才能形成城鄉良性互動。 適度規模是實現典型農村地區的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和能夠體面生活的有效途徑之一。國外發達國家城鄉居民收入沒有明顯差異，對於專門從事農業生産的家庭農場來説，關鍵是農業生産規模足夠大。比較而言，我國農戶農業生産規模普遍偏小。我國將來要實現城鄉居民具有均衡性收入水平，必須解決農業專業戶擴大經營規模的制約因素。 破除農業規模經營的制約，最重要的是儘快在農村建立完善的農業生産要素市場，激活農村要素。要徹底改變長期壓抑農村要素市場的政策，打破城鄉完全分割的要素市場，讓農地流轉市場、資金市場和農業勞動力市場活躍起來，通過要素充分流動，形成新的動力源泉，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增加農業生産者的收入。 推動農村要素市場化，徹底打破原有的行政體制給城鎮化加速所帶來的約束，讓農村人口充分自由合法流動起來，讓農村問題成為經濟社會中的最小問題。農村人口遷移出去之後，農業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主要應通過適度的機械化解決。社會中少數的農村人口，則需要通過打破城鄉二元體制引導資源要素向農村配置以解決他們的民生問題。 只有突破城鄉二元結構，才有可能促進要素資源向農村傾斜配置。在當前經濟發展格局和現有體制下，實現要素資源向農村傾斜配置，可以使用而且能夠取得效果的措施就是財政手段。推進資源要素向農村傾斜配置，就是要加大財政支持“三農”力度、提高農村金融服務質量和水平、積極引導社會資源投向農業農村，以增加農村資源要素供給。顯然，農村在資金供給總量不斷增加的同時，其他資源也會相應增加。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發展的資源要素流向一般都會跟著資金走。農村要素資源增多了，農民發展生産的制約因素就會減少，難度就會降低，農民發展經濟的空間就會不斷擴大，就業創業的條件就會更好，增收途徑就會增多。

主持人：中國城市化進程在改革開放後步子進一步加快。您怎麼看這三十多年的城市化進程？

李國祥：改革以來，我國城鎮化道路總體上比較成功，探索出了一條區別於其他國家城市化道路的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2011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超過農村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超過51%。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我國有效地避免了大城市的貧民窟問題，維持了社會的穩定，農業綜合生産能力不斷提高，絕大多數農産品能夠基本自給，社會主義新農村紮實推進。 無需諱言，我國在推進城鎮化過程中，也遇到了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樣的一些難題。就城鎮體系來説，一方面，大中城市，特別是一些特大城市，就業機會多，經濟繁榮，對人口的吸引力較強，人口膨脹給這些大中城市的發展帶來了較大的挑戰。交通擁擠，甚至有時癱瘓。污染嚴重，生態承載壓力巨大。另一方面，一些中小城鎮缺乏就業機會，對人口遷移的吸引力不足，經濟繁榮不起來。 就城鄉關係來看，長期以來，我國城市發展和經濟實力逐漸強大，對相對稀缺的資源要素吸引能力和聚集能力明顯比農村強。我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一樣，在快速城鎮化的同時，出現了農村資本、各類專門人才等要素資源嚴重不足的難題，制約著農村發展。農民從正規金融機構貸款難、民間借貸成本高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城鄉發展水平、社會保障水平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 針對我國城鎮化出現的難題，還需要通過改革發展來解決。要建立完善的大、中、小城鎮體系。未來要做好産業規劃，合理佈局産業體系，引導産業轉移，加快中小城鎮，特別是縣域城鎮的産業發展，增加就業機會，增強其吸引力。要統籌城鄉發展，儘快形成一體化新格局。要在快速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同步推進農業現代化。

主持人：關於城市化未來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什麼？

李國祥：城鎮化的關鍵問題是農村人口城鎮化問題。以城帶鄉。在二元結構體制下，城市發展與農村發展相對獨立，這種格局必然造成農村社會事業因為缺乏資源要素而出現難以發展的困境。城市總是不斷錦上添花，農村迫切需要雪中送炭，就是城鄉二元結構發展結果的一種反映。農村發展不起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農村消費和投資最終只會呈現出萎縮態勢，這種結局必然反過來制約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 從根本上有效解決我國城鄉發展良性互動難題，必須重構農業農村發展動力新機制。大致説來，這種動力機制構建要比改革初期複雜得多，至少應包括：其一，保障農民權益不受城鎮化侵害，中國要改善城鎮化方式，特別是建立在剝奪農民權益基礎上的城鎮化必須解決；其二，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大力推進農村要素市場化進程；其三，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確保資源要素向農村傾斜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