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説到看病，網民下意識想到的是看病難看病貴，現實是這樣嗎？這種認識又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廖新波：醫改的目的是什麼？簡而言之就是解決人民群眾看病難與貴的問題。在中國看病到底難不難貴不貴呢？如果説不貴，人們一定認為你是有人人和所謂的體系內的人，或者系統內的人。曾記否廣州市某局長一句“中國看病不難不貴”引起眾人詬罵。現在，當我們心平氣和地討論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與世界上所有的國家比較一下，醫療收費在市場的定價，中國顯然是不貴，看病也不難的。而中國人感覺到看病昂貴是因為沒有一張可靠的社會安全網！而這張安全網是人人受益的，而不是一個階層的問題。改革30多年後遇到看病難和看病貴問題是在我們逐步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形成、分化和日益加重的。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我認為：首先，各級政府的辦醫觀念要轉變，要明白政府為什麼要辦醫？不辦行不行？用市場的觀點辦醫行不行？其次，加大政府的投入。這一點已經在國務院的醫改新方案裏明確列出政府投入的領域，但是基本沒有一個地方做到。第三，建立可以使基層醫療機構生存與發展的堅實基礎與條件。從三年的試點中我們可以看出，基礎設施是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病人和醫生都往大醫院跑了。第四，醫改堅持以人為本，尤其是使醫生和護士的知識價值得到體現。為什麼會出現過度醫療、過度檢查和過度用藥呢？因此所有的政策都是促使醫療行為往“硬體”走，沒有了設備就沒有了贏利能力，醫生就會“堤內損失堤外補”的策略，看病又怎麼不貴呢？

主持人：造成當前看病貴的原因之一是藥價過高，那麼您認為是什麼導致了當前藥品定價過高？

廖新波：藥品價格過高是多因素的。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所有商品都是計劃定價，隨著糧油價格放開，藥品價格也隨之放開，國外藥進入國內市場。國産藥的生産也在體制改革的浪潮中的順應了市場法則，原來一毛幾分的藥難以在競爭中求發展，而且頂層也有意“放生”藥廠到市場上“弄潮”。即使國家將一分錢幾粒的藥丸提高一倍、兩倍，但都無法滿足市場的運營。於是倣造藥和“換馬甲”就應運而生，價格已幾何級數上升。“高價藥”賴以生存的土壤就是“以藥養醫”！市場的發展的結果使藥品的流通業得以壯大發展。“舊藥變新顏”，出廠價與流通價共同地推高了零售價。雖然國家允許的藥品加成率沒有改變，依然是15%，但是進醫院的價提高了十幾倍乃至上百倍，醫院從中也獲得豐厚的利潤。與此同時，醫院的獎金激勵政策也逐步鬆綁，醫院自主權不斷增加，“以經濟為中心”口號開始響徹醫療衛生系統。醫院與藥商、醫生與藥商、醫院與醫生之間産生的加成藥品扣率和創收激勵以外的藥品回扣，以大藥方、大檢查的現象出現在各种醫療行為當中，這種“利益共同體”的出現使藥品的價格産生了“良性循環”，藥價越來越高。藥品零售價格如此的高，不僅僅是醫院、醫生、藥廠、藥商的合力形成，政府的有意與無意的推波逐浪有決定性的作用。首先是定價，如何定價？為什麼要虛高定價？第二，很多藥廠成為當地的經濟支柱和社會穩定的基礎，一種藥造就了多少就業？帶動了多少行業的發展？拉動了多少個GDP?這就是政府和樂意看到的。在商品經濟社會裏，這本來是無可非議，因為它遵循藥品這個商品的流通市場法則。但是，它確確實實是藥品價格高的源泉！這怎麼能使“公益性”的公立醫院去行駛公益性呢？

主持人：“以藥養醫”作為醫院的運作模式之一，爭議很大，要怎麼破解這種現狀？

廖新波：“以藥養醫”是過去國家財政緊張制定的一條發展醫院的政策，這政策確實給醫院的的發展帶來了活力。“以藥養醫”實際上就是以市場為導向的一種政策，它使人們有意無意地遵循市場法則進行所有的醫療活動。隨著國家的經濟發展，人們的需求也增長的同時，社會的矛盾日益凸顯。“以藥養醫”這個制度在醫療領域的形成的弊病和詬病越來越成為社會的焦點問題，主要表現在：增加了患者 的負擔的同也增加的社會的負擔；藥品虛高作價帶來的倫理道德的問題，也大大地降低醫生的知識價值；藥品虛高作價也成為行業腐敗的利益根源。

主持人：建立醫療保障體系，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模式？老百姓得到的最大實惠是什麼？

廖新波：在中國看病貴的感覺應該與我國的醫療保障體系的完善程度有關。我們也許是世界看病自負比例較高的國家之一，而看病的絕對費用不是世界最高的，也提示我們，保障體系的健全是關鍵的，而制度相比之下就顯得不重要了。因為，目前世界上有不同的制度，美國為首的市場與歐洲為代表的福利化，每一種制度都有其缺陷，關鍵是哪一種的效價高，社會利益最大化。中國目前的醫療制度我個人認為並不是最好的，可能是最不好的，因為並沒有使公共財政使用最大化，沒有解決公平性的問題。而一個好的醫療保障制度首先是衡量它的公平性，公平性的問題正是一個政府存在的最大理由。所以，一個好的醫療制度是公平與效益統一 ，對於民眾來説一個好的體系就是“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少生病”。

主持人：解決中國的醫療問題，民營醫療機構的作用不可忽略。那麼您怎麼看待民營醫療機構的信任樹立問題？

廖新波：解決中國的問題民營資本的加入和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但是各自行駛的任務不同。民營醫院的聲譽與信譽度不佳，是中國這片熱土才特有。要謹防的一個“過度”提法與妄想，希望民間資本來解決看病難與貴的問題。更有一種觀點：“目前外資、民資投資水平並不具競爭優勢。將來，國際大型醫療機構進入中國，首選還是與有實力的公立醫院合資。”人們為什麼這麼説呢？其實有相當部分的人已經忘記的公共産品的屬性了，也忘記政府為什麼要辦醫院了。其實，我倒想反問一下： 為什麼人們會把眼光瞄準與公立醫院合作呢？顯而易見：無利不起早！也就是説 目前公立醫院的營利能力比民營醫院的強。

主持人：如何避免過度檢查治療？

廖新波：過度檢查每個國家都有，只是或多或寡，或輕或重，原因無非就是：一為錢，二無知。為錢大家非常清楚，就是利益最大化。“無知”卻是含義“深重”，絕對的無知與技術有關，與患者的無理的要求有關；相對的無知就是與專業以外的觀念與政策有關，或是把醫院當作是企業，傻乎乎地推行“薄利多銷”，或是對醫護人員價值的褻瀆，醫生成為了醜惡的醫療制度替罪羊，或是過度的舉證倒置，“過度”成為了醫生尋求的保護傘。要解決醫生的“過度”行為，要依靠所謂的醫德教育顯然是無知的表現，尤其在我們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沒有對人們提出這樣要求，也無法要求，畢竟醫生是生活在“人人為我”環境下，否則難以生存。因此。我認為，一是支付制度。支付制度的改革應該基於詢證醫學和臨床路徑基礎上的單病種付費和按疾病相關組診斷基礎上的支付制度；二是專業自治，誰能説得清楚疾病的發生、發展與歸結呢？醫學的進步，各種新技術的産生，時能説得清楚其治療的效果呢？只有專家！我們不要一開始就認為專家是“利己”的，要相信大多數專家的是憑良心行醫的，只有制度敗壞，才有良心玷污。目前説新技術被濫用了，是誰在説呢？就是專家提出來的！

主持人：遇到急症能不能到醫院先治療後交費？

廖新波：大凡多數國家，急症的救治均為政府的責任，不存在“能不能”的問題，而是必須的！但是，在中國提出這個問題，匪人所思！為什麼要把這個問題交由醫院來回答呢？醫院本來就應該是“有醫無類”，救死扶傷乃醫生之天職，不容質疑！目前大多數醫院都是如此“忍氣吞聲”地行駛著自己的“天職”。我想用我最近的一篇微博來告訴大家的一個事實：先救人後付費，誰付費？摩托肇事撞倒了人，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了，花費若干元。肇事者從保險獲得11萬賠付受害者，而受害者和肇事者均不願交付醫院的搶救費。律師説沒辦法。醫院起訴患者家屬？家屬説本不該發生的事為啥我要付？起訴肇事者？肇事者説我買了全責險。問保險，我們已經支付了。醫院虧了去了？值得深思。

主持人：現在國家出了很多便民措施，但到了基層就大打折扣了。能否把醫改成效納入地方政府的績效考核之中，並實行問責制？

廖新波：醫改是一件大事！國策！但是誰將他納入人大討論、監督的事項裏面呢？又有哪一級政府列入一票否決績效考核當中呢？如同沒有把資源保護列入當屆政府考核，而是用把單純GDP列入重要的政府考核內容。也就是，我們口口聲聲説“綠色GDP”而實際上是土地濫開發的土地開發；口口聲聲説加大醫療投入，而實際上做的就是希望醫院通過醫療服務“拉動內需”，希望醫院自負盈虧、自我發展。搞不好卻怪責“無米之炊”之“巧婦”。

主持人：目前，優質醫療資源相對於居民需求的不足，造成患者去大醫院看專家“難”。許多人遇到危急重症、疑難雜症，甚至小傷小病，都會涌到大醫院，大醫院人滿為患。如何解決推進我國醫療資源合理配置，減輕大醫院就診負擔？

廖新波：政府的存在無非就是資源規劃、行業與人員準入和監管。目前中國的這種現象是純市場觀影響結果。醫改試點三年至今，我們依然用一種“又讓馬兒跑又不讓馬吃草”的市場觀影響我們制度的制定。回頭看一下我們基本藥物制度實施的效果。基本藥物制度無疑是一項很好的制度，本來這項制度是保證有藥用，藥有效的，但是我們硬是把取消藥品加成加載之上。如果有合理的補償問題也不大，而且是打破舊制度的一個突破口。但是，補償的政策沒有很好地實施，不是沒有政策就是補償不夠和補償不及。結果有三：病人在基層醫療服務缺乏、不足的情況下跑到大醫院了；醫生在糧餉沒有達到合理的預想值或比原來還低的情況下“背井離鄉”，或是把病人“轉移”；縣以上的醫院門庭若市，大有擴張的慾望。這三種結果都是惡性循環的潤滑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