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如何能更切實有效、積極的扶持民辦幼兒園發展？如何能吸引更多的社會力量辦幼兒園？民辦幼兒園如何保證質量？

熊丙奇：扶持民辦幼兒園發展，政府應將支持民辦幼兒園納入財政預算，目前，一些地方已經採取學前教育資助券的方式，幼兒拿著資助券，可到公辦和民辦幼兒園就讀，這意味著民辦幼兒園享受與公辦一樣的補貼，這是一種值得嘗試的方式。吸引社會力量辦幼兒園，關鍵在於政府要給民辦幼兒園平等的辦學環境，不能以公辦資源擠佔其生存空間，也不能對民辦幼兒園的教師另眼相看。至於提高民辦幼兒園的質量，這需要政府部門按照管評辦分離的原則，尊重民辦幼兒園的辦學自主權，積極採取專業評價和社會評價的方式，以此提高民辦幼兒園的辦學質量。

主持人：能否把幼兒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範疇，將義務教育增至12年？

熊丙奇：從目前的政策規定看，雖然已明確“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並舉”的辦園機制，但怎樣確保投入，體現“主導”、“參與”、“並舉”，還是一個難題。假定政府下定決心增加學前教育投入，在三年之內緩解“入園難”，那麼，最適宜的方式是，將一年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此舉的有以下好處，其一，確保各地政府必須履行學前教育投入責任，沒有明確的投入目標，很難督促各地真正重視學前教育；其二，以目前國家發展學前教育的政策看，增加的投入，與保障一年義務學前教育的費用差不多；其三，處理好公辦幼兒園與私立幼兒園的關係，根據義務教育規定，就讀私立幼兒園的幼兒，也可享受同樣的教育補貼。 不管從當年學前教育的普及率看——2009年，我國學前三年毛入學率為50.9%，學前一年毛入園率為74%，還是從我國的“國力”看——實現一年學前義務教育，需新增經費325億，這只佔GDP的0.0009%，如果在目前GDP的基礎上實現教育投入4%的目標，將增加教育投入經費1375億，拿出其中的四分之一，即可基本實現目標。或許有人會説，我國教育發展需要錢的地方太多，這確實不假，但如果明白政府對於教育的責任，重在保障基礎教育，就會毫無爭議地加強目前屬於教育“短板”的學前教育。

主持人：我國教育投資條塊分割，教育資源在地區、城鄉、學校之間的分配存在明顯差距，學校之間“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而家長都希望孩子接受好的教育，這也成為一些學校收取“擇校費”的客觀原因。能否改變這一局面？

熊丙奇：我國之所以“擇校熱”難消，有三方面原因。其一，政府教育投入並未增加，教育資源配置方式也未根本調整。縮小校際間的辦學質量差異，需要政府增加教育投入，同時改變原有的“錦上添花”式的配置方式，應加大對薄弱學校的投入。但一些地方政府，採取的卻是名校幫薄弱校、資源共享的方式來推進均衡，這種方式不是不可以，但如果將其作為主要方式，其對均衡的推動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其二，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總體看來，我國義務教育經費保障還是以縣鄉財政為主，這必然導致由於各地財政情況不同，對義務教育的保障程度就不同，由此出現地區差異、城鄉差異和校際差異。因此，只有強化省級統籌，才能消除原有保障機製造成的問題。而從各地的情況看，強化省級統籌的並不多。 其三，擇校在一些地方已經形成利益鏈，而政府部門也是利益鏈的一環。一方面，可以通過收取擇校費，減少政府對學校的投入，雖然國家已經明確取消擇校費，但一些學校，在當地政府部門的默許之下，照收不誤，只是換了一個名號，諸如“捐資助學費”，而且，為了讓這一收費合法化，教育部門還和學校配合，由學校通知家長將費用交到教育部門，此後教育部門再和學校分成，這實質是巧立名目的亂收費。另一方面，教育不均衡，在教育主管部門和優質學校那裏，就有了重要的可以與其他部門、有權有勢者交換的“資源”，試想，如果學校辦學質量差不多，沒有了擇校熱，誰還去找教育部門和學校？每年升學季，教育部門和一些名牌、重點學校都被“條子”包圍，這就可見擇校背後的利益格局，政府在推進義務教育均衡方面缺乏內在動力。 治理擇校熱，就必須針對以上問題。首先，應探索建立國家和地方教育撥款委員會。我國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投入方式存在缺陷，一個重要原因是，教育投入由政府部門主導，投多少、怎麼投，往往由政府部門説了算。而在發達國家，為保障教育投入，並讓教育投入用到發展教育的實處，往往有國家教育撥款委員會和地方教育撥款委員會，制訂教育撥款預算，並監督政府按預算履行投入責任。 其次，應深入推行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建立中小學民主管理制度。在基礎教育領域，亂收費、亂辦班的現象沒有得到有效遏制，主要在於受教育者權利被漠視，受教育者（及家長）無法參與學校的管理、監督和評價。如果能在中小學推進民主管理，建立獨立運行的家長委員會，那麼，諸如違規收取擇校費、捐資助學費等侵犯學生權益的規定，是很難出臺的。 再次，應加大教育問責力度。依照《義務教育法》，不安排義務教育均衡經費、不履行義務教育均衡責任的地方政府負責人，是要追究責任的，但是，近年來卻鮮見問責。問題出在問責機制上，是由上級問責下級。要讓政府責任落地，需改變問責方式，對於不執行《義務教育法》的地方政府，應由人大機構問責，人大應發揮對地方政府進行資詢、監督的作用。

主持人：教育資源配置極不平衡這種狀況會帶來什麼後果？如何解決教育資源不均衡問題？

熊丙奇：在我國發展教育的過程中，一直存在三方面問題，一是教育整體投入嚴重不足，這已不用贅述，到2009年，我國財政性教育投入僅佔GDP的3.59%；二是教育投入的領域與政府應當承擔的教育責任錯位，總體看來，我國投入高等教育領域的比重過大，而在基礎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領域投入過低，導致我國長期以來義務教育只是名義的“義務”，直到2008年才實現城鄉義務教育全免學費；三是教育投入的主體和方式，高等教育主要依靠中央財政和省級財政，基礎教育主要依靠縣鄉財政，據有關統計，縣鄉財政在基礎教育投入所佔比例為80%左右，由於各地財政水平不同，這造成基礎教育存在極大的地區差異、城鄉差異和校際差異。 根據國家《教育規劃綱要》，到2012年，我國財政性教育投入佔GDP的比例將達到4%，以GDP40萬億計算，每年將在目前的投入基礎上新增1600億元。這1600億該怎麼投、怎麼花，就考驗著我國政府發展教育的理念和職責認識。確保1600億投入新增到位，依靠中央財政是最有力的方式。同時，從政府發展教育的職責看，應該重點投向基礎教育，尤其是鄉村基礎教育，以彌補長期以來基礎教育和鄉村教育投入的不足，推動教育公平。事實上，通過中央財政保障義務教育，促進義務教育均衡，在不少發達國家已有成功的經驗，法國中央財政承擔了70%以上的義務教育經費，且把義務教育教師工資直接劃撥到教師的個人賬戶，日本中央財政負擔了全部義務教育半數以上的經費，包括教師工資、學生補助和獎勵、學校基本建設費、設備設施圖書經費等，此外還承擔了全部的教科書經費。

主持人：中國教育到底有哪些不公平？教育不公平的癥結是什麼？

熊丙奇：教育公平包括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總體而言，我國教育的不公平是從起點和結果都不公平，義務教育存在嚴重的地區差異、城鄉差異、校際差異；學校教育教學中，有重點班、普通班，把學生分為優生、差生；高考升學中，各地錄取指標嚴重不均衡，北京地區一本率達到27%，而河南等地的一本率只有不到5%。除此之外，普通高等教育高於職業高等教育；公辦高等教育高於民辦高等教育；而在公辦高校中，還有副部級高校、正廳級高校……可以説，不平等充斥在我國整個教育體系中。而結症是，教育投入採取“錦上添花”式，教育管理嚴重行政化，有著極強的身份意識和等級意識。普通老百姓沒有參與教育管理、決策的權利。

主持人：在教師培訓上，怎麼能夠使貧困地區、農村地區的教師能夠更多的有機會接受到良好的培訓或者是有交流的實踐？

熊丙奇：要讓農村教師獲得更好的發展，關鍵在於轉變教育理念，真正做到教育資源向農村地區、不發達地區傾斜，確立鄉村學校教師待遇優於城市學校教師的基本原則。在在發達國家，諸如美國和日本，在鄉村學校任教的老師收入要高於城市學校教師，其道理很簡單，只有鄉村學校教師的待遇更高，才可能吸引城市教師去任教，才能讓教師輪換制有長久的生命力。 　　我國早在2006年就在《義務教育法》中明確將“均衡”作為政府發展義務教育的首要責任。一些地方政府也借鑒國外經驗推出了教師輪換制，教育部也曾要求在實行義務教育績效工資時“要向農村教師傾斜”，可是，城鄉教師待遇的差距，並沒有改變。這是因為政府部門還是按照原有的“錦標主義”思維而非均衡思想配置教育資源。

主持人：很多大學老師忙於科研，對大學課堂投入的精力越來越少。現在，高職院校的老師也是以論文論英雄。如何培養人才、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而不是製造沒有價值的論文？

熊丙奇：近年來，教育界普遍流行大學有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三大核心功能的觀念，但從大學的使命分析，大學的核心任務，應只有一個，即人才培養，其他的功能，諸如科學研究、社會服務，都是基於人才培養的。離開了人才培養這一核心功能，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都失去生存的土壤。簡單來説，大學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之間的關係是，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是為人才培養服務的，即大學之所以開展科學研究、進行社會服務，是為了培養一流的人才；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只是大學進行人才培養的“副産品”。 當然，形成這樣的教育觀念，必須全面調整整個社會對大學的評價，其中尤其是政府行政部門對大學的評價，不能簡單地以論文數、課題數、科研成果數，來作為評價大學優劣的依據，需要形成針對學校辦學特色與個性的大學社會評價體系。

主持人：近年來，隨著重點高校中農村生源的減少，“出身越差，上的學校也越差”已成為人們擔憂的現實。未來農村學生的出路在哪？

熊丙奇：對於重點大學農村生比例下降，近年來輿論給予高度關注，並分析其原因，呼籲從教育公平出發，重視這一現象，但是卻對農村生更多讀高職高專、三本這一現實關注不夠。現在輿論討論農村生離高校越來越遠，難以“知識改變命運”，進一步理解，就是當下只有考上名牌大學、重點大學才有改變命運的可能，而考上一般大學，就幾乎像沒有考上大學一樣。其實，就是重點大學提高農村生比例，也無法總體改變農村生會更多讀高職高專、三本、二本的情況，針對這一現實，如何提高高職高專、三本和二本學校的教育回報率，在眼下可能比關注重點大學的錄取比例更迫切。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 在我國，讀一本重點大學的教育回報率無疑是最高的。首先，這些大學獲得國家的投資多，因此學費相對來説比較低，一些人士分析農村學生為何讀高職高專，列舉理由稱高職高專學費低，這顯然不了解各校的具體學費情況，可以説，北大、清華的學費標準在全國高校內是最低的，反而一些民辦高職高專的學費卻很高，這是嚴重的質量與學費倒挂。 其次，一些民辦高職高專、民辦獨立院校和本科院校，根本沒有獲得國家任何投資、補貼，也無社會捐贈渠道，辦學完全靠學生學費收入，為了維持學校的運轉，不少學校嚴重壓縮辦學開支，比如放長假，減少學校的實驗、實訓課，讓學生到校外自找實習機會等，學生在校內獲得的教育很少，教育呈現“空心化”趨勢。 再次，我國的人才評價體系，還十分看重“人才”的學歷，一些用人單位在招聘中，甚至包括大學自身在內，對求職者提出三個985的要求，即要求本科、碩士、博士所讀學校，都是985高校（985大學因為是在1998年5月提出的，所以稱為“985大學”，是與211大學基本同類的全國重點大學）。這種學歷要求，就把其他一般學校的畢業生的發展道路堵死了。 所以，農村生上大學的問題，背後其實是大學公平競爭的問題，在計劃體制、等級教育框架之下，不要説農村生，就是整體教育、大學發展，以及城市學生的大學路都越走越窄，當初的大學獨木橋，變為現在的名校獨木橋，而名校教育質量的每況愈下，已讓一些城市學生選擇逃離國內高考和國內高等教育。因此，解決這一問題，如果糾結在農村生和城市生重點大學的比例問題上，將無法走出困境，而只有打破現在的計劃體制，消除造成學校不平等發展的教育制度和就業制度，促進高校平等競爭，這才是我國教育的出路所在，也是農村生的出路所在。

主持人：職業教育是培養人才的教育，不是簡單地培訓廉價勞動力的教育。如何增加職業教育吸引力，提高技能人才的經濟社會地位？

熊丙奇：職業教育的問題，首先是國家的人才政策，讓接受職業教育的人才低人一等，人們的觀念，是因這種制度而生。在我國社會，普遍的成才觀念是初中畢業，進普通高中，然後由普通高中參加高考，升入大學。進入職業學校，是沒有進普通高中之後的“迫不得已”的選擇。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無論在升學與就業，以及職場晉陞中，學歷依舊是十分重要的標準，知識和技能、素質的考察，往往居於其次的地位。而且，由於行業與崗位存在較大的薪酬差距，社會保障也因行業與崗位不同，勞動既存在價值觀念上的高低貴賤，也存在經濟待遇上的高低貴賤，導致大家必然追求高學歷、追求進好的行業與崗位。這就是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已經23%，但大學的競爭卻更加激烈的重要原因。引導學生關注職業興趣，而不一味追求學歷高低，只有從根本上改變社會的用人理念和用人政策，同時建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讓不同行業、不同崗位者有基本一致的社會保障，這是職業教育能得以發展的大背景。在美國，一名可以被哈佛大學錄取的優秀高中畢業生，可以棄哈佛而選擇烹飪學校，就在於他有自己的職業興趣，而從事烹飪，其勞動價值並不比教授差。這在國內，幾乎不可想象，所有優秀的學生爭相進入北大、清華，而且都渴求白領崗位。 其次，是教育領域對職業教育的定位問題。職業教育的低人一等，在教育領域內部，也是如此。雖然國家高度重視職業教育，投入大量經費，但是，職業教育的地位依舊很低，僅以招生為例，中等職業教育的招生是在普通教育之後，高等職業教育的招生普遍放在各地招生錄取的最後一批。另外，在今天的教育領域，幾乎言必稱北大、清華，這不但與教育的多樣性、多元化不符，也使職業教育難以抬起頭。確立職業教育的地位，在教育界內部，必須打破唯普通高等教育是尊、唯公立教育是尊的格局，應給予職業教育、民辦教育、成人教育平等的競爭空間，鼓勵職業教育發展高層次教育，並建立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的通道。在美國，不少在社區學院接受教育（很多為職業教育）的學生，可以繼續申請進入其他大學求學，在名牌大學求學的學生，也可申請轉學到社區學院。在英國，1986年建立了國家職業資格制度，職業資格證書可以和普通教育的文憑、證書相對應，同時，職業資格證書可與普通教育高級證書一樣，成為進入大學的資格證書。這種國家職業資格制度的實施，很大程度促進了英國職業教育的發展，由於職業資格證書與普通教育證書的相通性，持職業資格證書就可望進入高等院校深造，從而大大增強了職業教育對青年人的吸引力。 再次，是職業教育自身的問題，與當前獲得的生源質量相對應，職業教育的質量也令人堪憂。對於中等職業教育來説，一些地方的職業教育學校，出現“有職業無教育”，把學校作為民工仲介的辦學傾向，收來學生，就以頂崗實習的名義，送他們去做一些簡單的操作活，這種違法辦學，既對受教育者不負責，又嚴重影響職業教育的形象；對於高等職業教育來説，辦學定位不明確，專業設置重復，辦學缺乏特色，是普遍問題，這直接影響職業技術人才的社會競爭力，目前，我國每年有40萬左右的高考學生，在錄取之後不報到，主要集中在高等職業教育層次，這雖然有職業教育的社會地位不高的因素，但也與學校辦學質量不高，缺乏市場競爭力密切相關。 改革用人制度，完善社會福利保障，創造各類教育公平競爭的環境，職業教育才可能真正擺脫“低人一等”的處境。

主持人：目前，不少家長選擇將孩子送往國外接受教育，出國留學呈低齡化趨勢，您怎麼看這一現象？

熊丙奇：對於我國教育，不少教育官員認為不能妄自菲薄，比如在去年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ISA)中，全球65個國家和地區，在閱讀、數學和科學三項指標得分中，首次代表中國參加測試的上海均名列首位，把美國甩在身後，令奧巴馬總統也坐不住了。那麼為何中國富豪們還是為子女教育揪心？ 客觀上説，我國基礎教育在知識教育層面，確實“領先”全球。但與美加等國的基礎教育相比，我國教育存在三方面差距。一是沒有選擇空間，所有學生不管有無興趣，都必須學習中高考所考的科目，而在美國、加拿大，中學實行學分制，學生們可以自主選擇感興趣的課程學習。比如在加拿大，高中畢業生要求學習20門課程80個學分，其中必修課程只有7門28個學分。 二是課堂教學實行灌輸式教育。這是應試教育的特點之一，也是保障學生儘快獲取知識、提高成績的手段。這種教育方式，令學生們成為學習的工具，難以通過教育，學會思考、學會創造。與之相反，美加等國的課堂教學大多采取交互式、探究式，老師是課堂的引導者，學生們可就某一問題在課堂上展開討論。通過這樣的教學活動，學生們的思維能力、觀察能力、溝通能力和表達能力都能得到很好的培養，更重要的是激發了學生的創造活力。 三是教學理念和內容陳舊。筆者曾到國內一所中學參觀，當地政府投資1000萬元在該校建有一間現代化實驗室，可這個現代化實驗室從來沒有對學生開放過，建成至今只做參觀之用。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主要是因為考試不考實驗操作，學生只要熟練背記實驗步驟即可。而在美加，中學生做實驗必須自己設計，如果只做書本上的驗證性試驗，是很難得到高分的。 以上這三方面原因，足以讓一個有條件的家庭毫不猶豫地選擇國外教育，這也是我國低齡留學越來越普遍的重要原因。日益升溫的留學熱以及富豪們為子女教育而海外投資，其實是他們在“以腳投票”，與之相伴的很可能是一系列複雜問題：資金外流、人才外流以及對我國傳統文化的衝擊。儘管大部分海外留學生選擇回國工作，但對於從小就跟隨父母移民海外的新留學群體來説，他們更可能選擇留居海外。而且，與此前中國移民在國外仍注重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不同，這些因子女教育問題而選擇移民海外的人中，有不少對中國教育感到失望，因此他們對子女的教育觀念也會有變化。這點尤其值得關注。 有經濟實力的家庭，可以讓孩子選擇海外教育，而沒有經濟條件的家庭，只能留在現有教育環境中，那不是意味著他們要無奈地接受中高考應試教育的現實嗎？在這樣的教育體系中“成長”的學生，會給我國未來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帶來怎樣的影響呢？我國崛起所需要的科技創新、管理創新、文化創新能力從何而來呢？ 我國去年頒布的國家《教育規劃綱要》，顯然已經注意到教育問題的嚴重性。這一綱要所確定的創新人才培養機制改革、教育管理制度改革、現代學校制度建設、考試升學制度改革，都直指當下的教育問題要害。但令人遺憾的是，目前這些改革在推進過程中，遭遇各方阻力，進展緩慢。 教育不改革，無論是國人選擇移民留學還是被動留下，都會對我國未來社會産生深遠影響。因此，我們必須從對國家、民族未來負責的高度，審視我國的教育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