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收不增收：糧價為什麼跑不過收入？

　　
　　農民收入到底漲沒漲，在2012年兩會期間顯得有些撲朔迷離。

　　一方面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兩會期間對媒體説農民太可憐，收入太低，每畝的純收益只有7.5元。

　　一方面是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在剛剛過去的2011年，中國有25個省份的農村居民收入增長超越各省的GDP增速，有29個省的農民收入增速整體快於城市居民收入增速。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速為1985年以來最高，連續兩年快於城鎮居民。

　　由此可以得到的結論，更有可能是種糧收入較低，糧價跑不過農民其它的增值收入。

　　近年來，中國的糧價一直保持平穩的增長，同時種糧成本也在大幅增加，種糧比較效益下降挫傷了農民種糧積極性。對於大多數農民來説，收入的快速增長主要來自於非糧食的經濟作物、從事二、三産業的工資收入、土地出租帶來的資産性收入等等。

　　谷賤傷農、米貴傷民是政府部門調控政策面臨的兩難選擇；如何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同時，保護農民種糧利益，提高農民收入同樣是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基礎。

　　未來提高糧食價格和政府補貼帶來的效益會更明顯的體現在較為規模化的種養殖中，提高農民收入，需要多元化。

　　再提糧價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全國人大十一屆五次會議的政府報告中表示，中國將繼續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2012年，小麥、稻穀最低收購價平均每50公斤分別提高7.4元和16元。

　　政策的落腳點是保障糧食供給，通過提高糧食價格鼓勵種糧農民繼續從事糧食生産。

　　2011年中國糧食總産量首次實現八連增，達到了5億7千萬噸，但是增産不增收帶來了農民種糧積極性的下降，再加上中國糧食生産豐年歉年有序循環的規律，給後續保障糧食供給帶來巨大壓力。

　　因為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發展，務農人數在減少，城市人口增加和消費習慣的改變，需要糧食生産逐年穩定增産。

　　在農民的種糧收益得不到應有保障時，的確會出現糧食減産。1999年至2003年，中國農民糧食生産的現金純收益連續5年幾乎為零，導致了2000年開始，中國糧食總産量出現連續3年下降，並於2003年達到1991年以來的最低點。

　　為此，2003年後的中央一號文件，都是以農業為主題，2004年開始的農業補貼也是主要針對農民負擔問題。農民生産積極性得到大幅提高後，2004年糧食豐收，並出現了賣糧難，國家由此推出最低糧食收購價政策，以防市場過於壓低糧食價格。

　　糧價的穩步上漲，給農民糧食生産帶來保障，卻無法避免，農民將種糧收益與其它收入比較後帶來的失落。糧價的小幅上漲，對於只有少數農田的農民，增益微乎其微。

　　另一方面，由於通脹壓力的存在，糧食價格佔中國CPI的比重較高，糧食價格也不能過快提高。

　　2011年6月，CPI同比增長達到6.4%時，國家統計局公佈數據的顯示，糧食價格同比上升12.4%，對價格總水平上升的貢獻率為0.34個百分點。由於居民生活消費中的肉蛋奶皆由糧食轉換，因此糧食價格上升帶來的間接影響更大。

　　糧食價格雖然不是導致通貨膨脹的根源，卻是百價之基，過度上漲會影響社會穩定。隨著包括糧食在內的農産品“能源化”、“金融化”趨勢明顯，國際農産品市場的不確定因素也在增加，會給中國保持國內市場穩定帶來更大挑戰。

　　對此，袁隆平建議，政府要以較高價格收購農民糧食，然後以平價出售糧食，通過國家大量的財政支出來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和價格平穩，同時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和收入不無道理。

　　谷賤傷農、米貴傷民是政府部門調控政策面臨的兩難選擇。如何在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同時，保護農民種糧利益，提高農民收入同樣是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基礎。

　　 種糧收益

　　糧價的小幅提高，對於只有一畝三分地的農民來説不過是杯水車薪。

　　袁隆平兩會期間給媒體提供的湖南省物價局調查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農民種植每畝水稻的純收益是186.2元，但其中包括104.1元的國家糧食直補，實際上不含補貼農民純收益只有82.1元。2011年，由於生産成本上升了121.6元，農民種植每畝水稻純收益僅有116.6元，除去109.1元的國家糧食補貼，農民純收益只有7.5元。

　　事實上，2011年的稻穀價格相比于2010年已經有大幅提升。中國政府2010年10月時宣佈，對2011年生産的三等早秈稻、中晚秈稻、粳稻最低收購價比2010年分別提高9元、10元、23元，平均提高14元。

　　由此可加，種糧農民的純收益在過去一年不增反降，糧價上漲的幅度，仍遠遠無法彌補種糧成本提高。

　　國研中心2011年發佈的調研報告顯示，2011年年中，三大主糧之一小麥的價格同比漲幅僅有5%到7%，與15%到18%的成本上漲幅度相差大約10個百分點。

　　未來隨著勞動力成本進一步提高、土地租金價格上漲、水、電成本上升，種糧收益並沒有因為糧價的提高而有較為明顯的變化，農民的積極性仍舊難以提高。

　　從專家調研來看，許多農民因此會感到種糧得不償失，從而弱化田間管理、減少投入。例如，在大旱時期，有的個別農戶認為即使抗旱也不能賺錢，而且有可能賠錢，因此不願灌水抗旱，更不會主動去修葺保障生産的，最為基礎的農田水利設施。

　　與種糧帶來的現金收入相比，從事非農的工資性收入增速顯然要快得多。

　　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6977元，比上年名義增長17.9%。其中，工資性收入比上年名義增長21.9%。

　　以浙江省為例， 2011年浙江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3071元，連續27年位居全國各省、自治區首位。國家統計局浙江調查總隊的統計數據表明，從收入來源看，去年浙江省農民通過就地創業就業和外出轉移就業，全年人均工資性收入為6878元，增長15.6%。浙江人均耕地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農民收入較高，主要是因為收入來源的多元化。

　　溫家寶總理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報告》同樣提出，在提高糧價同時，穩定發展農業生産，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

　　政府部門的考慮更多的是從農業生産的角度，穩定糧食種植面積，著力提高單産同時加大農業補貼，考慮到種糧規模化效益比較明顯，新增補貼會側重種養大戶、農民專業合作社及各種生産服務組織等。

　　未來之路

　　解決種糧農民收入問題，首先要從中國農業生産和農民自身現狀找癥結。

　　中國一直以來主要是小規模農業生産，與美國等一些國家的大型農場種植不同。歐美等一些國家較為規模化的生産經營，對農民的農業科技水平、抗市場風險能力等都有要求。

　　農研中心主任宋鴻遠分析，從當前中國農村勞動力結構來看，務農農民平均年齡48.8歲，獲取信息手段落後，知識結構較為單一。

　　在美國，農民是一種職業，從事農業的人員學歷水平較高，懂得充分運用金融平臺獲取市場信息，並隨時調整農作物品種、産量等等。

　　從中國當前的期貨市場發展可以看出，中國農産品期貨還遠遠沒有發展起來。做期貨交易一般有兩個作用，鎖定風險和套期保值，在規範的期貨市場能夠發現價格。美國的農場主基本上都去套期保值，所以他們的期貨價格能夠反映出現貨價格的趨勢。而中國由於農戶生産規模較小，很少有農民去套期保值、鎖定風險。中國大多數農民還不知道如何運用信息平臺和金融工具來保障自己的收入。

　　提高農民素質，科學增産已成當務之急。

　　2012年1月13日，國務院印發了《全國現代農業發展規劃(2011-2015)》指出，要建設新型農村人才培養工程，加快農村實用人才的培養。

　　隨後召開的全國農業工作會議，也提出要將提高農業勞動者素質與依靠科技增産增收結合起來。具體來看，未來會培訓500萬職業農民、合作社管理人員和科技示範戶，開展1億人次實用技術普及性培訓，提高農民的科學種養水平。

　　除了勞動力，中國農業生産，尤其是糧食生産的土地、資金也都是次優資源配置。較好的土地都用來種植經濟作物，甚至發展非農産業，首先被擠佔的就是糧食作物，種植糧食也很難貸款到資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研究員崔曉黎説，如果中國的農業和日本一樣用最優資源配置的話，會有較大的增幅和空間。

　　對於新一代入城的農民工，提高他們的收入則功夫在農外。

　　農業勞動力數量與農民收入增長基本上呈相反趨勢。世行副行長林毅夫曾指出，要長期地、可持續地增加農民收入，最主要的辦法是通過轉移農村勞動力來克服農産品收入彈性低、價格彈性低的特性對農民增産增收的限制。如果未來通過規模化糧食生産，從事農業人數會大幅減少，轉移農村勞動力成為關鍵。

　　在城鎮化的過程中，進入城市的農民才會伴隨著土地流轉、城市人口增加，帶動城市與城鎮的房地産業、生産加工業和服務業的發展。不再從事農業生産的農民轉化為市民，通過提高工資增加收入。

　　作者：文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