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星火——記中國共産黨第一個農村支部

臺城星火——記中國共産黨第一個農村支部

1923年8月，中國共産黨第一個農村支部在河北省安平縣臺城村誕生了，這是李大釗親自指導建立的，因當時尚未建立省委、縣委，定為特別支部，直屬北京區黨委領導。李大釗親自發展的共産黨員弓仲韜任支部書記。臺城村黨支部的建立，像一粒火種，很快燃向鄰村、鄰縣。1924年8月15日，成立了安平縣委，在此基礎上，與相鄰的饒陽、深澤、深縣建立了聯合縣委、中心縣委。隨著黨員隊伍的擴大，革命的火焰在冀中大地燃燒起來，為這一帶革命鬥爭的開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弓仲韜為建立和發展壯大黨組織，披肝瀝膽、耗盡心血，甚至傾家蕩産、家破人亡。即使被敵人弄瞎了雙眼，仍矢志不渝、赤心向黨，為實現共産主義理想獻出了一切。“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正是弓仲韜一生的真實寫照。

上世紀初的中國，天昏地暗。外有帝國主義的侵略，內有地主階級和資産階級的剝削壓迫，加上軍閥混戰和接連不斷的旱澇災害，民不聊生。1920年到1921年，華北大饑荒，餓死1000多萬人。位於冀中平原、滹沱河畔的安平縣，1922年遭受大旱災，民以樹皮、野菜充饑。1923年又遭受大水災，臺城村223戶人家中，被迫闖關東的有127戶，賣兒賣女的3戶，餓死4人。貪官污吏欺壓搜刮，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加之兵匪劫掠，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縣誌記載：“民大饑”“民多流亡”“賣兒賣女”“路有餓殍”“民相食”，其慘其悲，不忍卒睹。正如一首逃荒歌所唱：“滹沱河，水滔滔，逃荒的人們好心焦，老的老，小的小，無親無友無著落，賣兒賣女靠乞討”。什麼時候才是農民的出頭之日？什麼時候才能得個溫飽呢？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了，全國人民看到了光明，有了希望。

弓仲韜，1886年出生於河北省安平縣臺城村大戶人家。父親是清末的開明士紳，贊同康梁變法。弓仲韜自幼同情勞動人民，在家鄉上學時就參加進步活動，反對封建迷信，提倡婦女放足、男人剪辮子。1916年，考入國立北京法政專門學校，接觸到許多救國救民的思想。俄國十月革命後，開始學習研究馬列主義，特別是讀了李大釗發表的《庶民的勝利》《Bolsherism的勝利》後，思想豁然開朗。1919年，他參加了五四運動，同年大學畢業後，在北京沙灘小學任教。在此期間，他經常到北大圖書館，特別在館內專設的“亢慕義齋”閱讀進步書刊，聽李大釗演講和教誨。按李大釗要求，他經常到天橋一帶的工人、市民中調查研究，宣傳革命思想，鼓動工人同資本家作鬥爭。李大釗看他進步很快，又多次提出入黨要求，1923年4月，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在這之前，1922年7月，中國共産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指出，中國的廣大農民有極大的革命積極性，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黨在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的同時，也開始到農村開展農民運動。浙江蕭山衙前村農民大會于1921年9月27日召開，中國第一個新型的農民組織宣告成立；1922年7月，彭湃在自己的家鄉廣東海豐縣成立了第一個秘密農會；1923年4月，毛澤東派人到湖南衡山嶽北白果鄉開展農民運動，9月成立岳北農工會，樹起了湖南農民運動的第一面旗幟，之後毛澤東又在韶山一帶親自組織農民協會，開展對地主階級的鬥爭。出身農家的李大釗對農村、農民的狀況有著深切的了解，先後發表了《青年與農村》《土地與農民》等文章，論述了把農民發動起來、組織起來參加革命的重要意義。他對弓仲韜講：“要取得革命的勝利，只在書齋裏不行，只在城裏也不行，需要把工農群眾發動起來、組織起來，你家在農村，就回老家建立黨組織，發動群眾吧。”弓仲韜按照李大釗的囑託，不久即辭去教職，放棄了城市生活，回到老家安平縣臺城村，播撒革命火種。

弓仲韜回村後，首先對全縣農村情況進行了調查研究。他發現，大約不到10%的富人，佔有80%的土地，90%的窮人卻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農民有強烈的革命要求。他針對農民大多不識字的現實，創辦了平民夜校（也稱“農民夜校”），作為提高農民文化和開展黨的工作的陣地，成為臺城村茫茫黑夜中亮起的一盞明燈。他教學員先識字，以講故事、説歷史的方式，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編寫了通俗易懂的教材《平民千字文》，為農民講授。農民晚上來夜校，識了字，明了理，還能吃到弓仲韜為大家準備的米粥，學員迅速增加，最多時達50多人。他們逐步認識到：當今世事，只有共産黨才能救中國。弓仲韜賣掉20畝地，辦起了臺城村“女子小學”，引導婦女學習文化知識和革命道理。弓仲韜在這些學員中物色、培養積極分子，發展黨員，其中很多人成長為革命骨幹。正如追隨他鬧革命的堂妹弓彤軒在回顧自己成長經歷時所説：“在小學我是兒童團，高小是青年團，初中就成為共産黨員了。”弓仲韜隨時與李大釗保持聯絡，各項工作都在李大釗的指導下進行。

1923年8月，弓仲韜介紹夜校學員弓鳳洲、弓成山加入中國共産黨，成為中國共産黨最早的一批農民黨員。就在這個月的一個深夜，中共安平縣臺城特別支部在平民夜校建立，弓仲韜任書記，弓鳳洲任組織委員，弓成山任宣傳委員。中共安平縣臺城特別支部的建立，標誌著安平人民反封建鬥爭進入了一個新階段，也是中國共産黨領導農民、農村革命鬥爭的一個標誌性事件。

臺城特別支部建立後，弓仲韜一邊繼續辦好農民夜校，一邊著手組建農會，發動貧苦農民向村裏的地主開展説理鬥爭和雇工增資鬥爭。對於弓仲韜來説，這是在革自己家族的命，也是革自己的命。弓氏家族不少是村裏的富戶，弓仲韜自己家就有300多畝地。當時，他説服本族富戶的長輩們給雇工和村裏的窮人放糧食，增加工資。有的富戶堅決抵制，弓仲韜就發動雇工在需要搶收搶種的大忙季節，向富戶提出增資要求，否則停工，迫使這些富戶不得不屈服。每到春節、中秋等重大節日，弓仲韜就在弓氏祠堂給窮人放糧，發佈匹。有些同族長輩覺得他的行為完全無法理解，百般阻止，一些富戶也對他恨之入骨，但弓仲韜不為所動，依然傾其所有投入到革命事業中。

革命火種一經點燃，很快形成了燎原之勢。1922年，李大釗介紹了另一位安平籍知識分子李錫九加入中國共産黨。李錫九1873年生於安平縣任莊村，後在留學日本期間結識孫中山，加入中國同盟會，回國後結識了李大釗，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加入中國共産黨。1922年冬，他受李大釗派遣回到老家任莊村，領導村民拆毀廟宇，在家裏辦起平民夜校，進行革命宣傳，發展進步青年入黨，縣城北關高小校長李少樓和饒陽縣的韓子慕就在其中。李少樓入黨後不久，弓仲韜通過上級組織與他取得聯絡，兩人一起面向安平縣教育界的進步人士做工作，成熟者被發展為黨員。1924年3月，弓仲韜、李少樓兩人介紹敬思村的張麟閣加入中國共産黨。在他們幫助下，先後建立了北關高級小學黨支部和敬思村黨支部。1924年，李錫九齣席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此後多年，他在國民黨軍政部門進行秘密工作，卓有成效。特別是在平津戰役中聯絡傅作義將軍起義，對和平解放北平發揮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後，曾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積極貫徹黨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周恩來總理曾讚揚他“老成謀國”。

李大釗對安平縣黨組織迅速發展的勢頭非常高興，在他的指示下，1924年8月15日，弓仲韜組織9名黨員代表在敬思村召開了安平縣第一次黨代會，選舉産生了中國共産黨安平縣委員會——這是中國共産黨在河北省建立的第一個縣委。會議選舉弓仲韜為書記，張麟閣、李少樓分別為組織委員、宣傳委員，縣委機關駐弓仲韜家。會議還明確了縣委的主要任務：發展黨的組織，壯大革命力量，啟發群眾覺悟，領導群眾進行反帝反封建鬥爭。

縣委成立後，臺城特支改為臺城黨支部，支部書記改由弓鳳洲擔任。安平縣委的建立，使弓仲韜感到黨的力量更強大，鬥爭方向更明確。他們根據李大釗的指示和縣委的部署，著力培養和發展黨、團員。經過3年多的發展，到1927年底，全縣已有7個黨支部、5個團支部，黨、團員100多人。安平縣委還加強與在外地學習、工作的安平籍黨員、團員的聯絡，相互配合，推動了黨、團組織的發展。當時保定的育德中學、直隸省立第二師範、省立第二女子師範等學校的許多學生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走上革命道路。

弓仲韜的堂妹弓惠誠（又名弓鳳書），當時在保定育德中學讀書，受哥哥影響，思想進步。她的同學王子益於1923年3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春轉為中共黨員。1925年暑假過後，王子益回到家鄉，緊鄰安平的深澤縣河疃村，以高級小學教師身份為掩護，開展黨的工作。王子益的同鄉同學許卜五，1924年入團，1925年上半年轉為中共黨員，同王子益一起回到家鄉南營村，以教師身份為掩護開展工作。當年10月，王子益、許卜五等黨員，在南營村民德小學成立了縣裏的第一個黨的組織——中共深澤縣黨小組，由王子益任組長，許卜五負責組織工作。

弓惠誠隨後也回到本村擔任女子小學教員。她向弓仲韜介紹了王子益的情況，表達了想嫁給王子益，並協助其開展工作的心願。弓仲韜非常高興，不僅贊成他倆結為夫妻，而且介紹妹妹入了黨。1926年4月，中共深澤縣特別支部成立，王子益任書記。另一位保定育德中學學生、1925年入黨的深澤縣人李清瀚，因積極參加革命活動，1926年春被開除學籍，回到老家後與深澤黨組織接上關係，並協助王子益工作。李清瀚1932年初曾擔任深澤縣委書記，抗日戰爭中曾擔任冀中軍區警衛營教導員等職務，後英勇犧牲。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開，對中國革命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了比較系統的探討，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産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同年10月，中共中央執委會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強調了北方地區工作的重要性，決定加強黨對北方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會後，成立了中共北方區執行委員會（簡稱“北方區委”），李大釗任書記。

1925年春，饒陽縣發展了張來欣、劉金玉等五名黨員，建立了中共饒陽縣城內支部。同年冬，安平縣委、饒陽縣黨組織根據上級黨委的指示，合併建立中共安（平）、饒（陽）聯合縣委；1926年夏，將深澤縣特別支部納入，成立了中共安（平）、饒（陽）、深（澤）中心縣委。1933年7月，又一度成立了包括上述三縣和深縣在內的中心縣委。

隨著黨員隊伍不斷壯大和革命形勢的需要，中共北方區委和李大釗要求北方各地黨組織派學員到南方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以提高黨員的理論水平和領導能力。1926年春，中共保定地委選送了許卜五等4名學員前往廣州，參加了毛澤東主持的第六屆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學員班學習。1927年春，中心縣委又選派李清瀚等黨員到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直接得到毛澤東、惲代英、彭湃、方志敏、夏明翰等的教誨。結業後都返回當地，成為開展黨的工作和農民運動的骨幹。

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國共尚處於合作時期，三個縣有些共産黨員還以國民黨黨員的身份出現，政變發生後，國民黨反動派背叛孫中山，破壞國共合作，屠殺共産黨人，白色恐怖籠罩全國。1928年，深澤、安平、饒陽各縣相繼建立的國民黨縣黨部對中共地方組織大肆破壞。弓仲韜為了掩護同志，籌資500元購置數臺織機，建起毛巾廠，來此聯絡工作的同志裝扮成做買賣的商人。但不久就被敵人察覺，弓仲韜遭到軍閥政權與國民黨當局的多次搜捕，中心縣委機關轉移到王子益家。1927年7月，中共深澤縣特別支部召開黨員代表會議，選舉産生了中共深澤縣委，隸屬中共順直臨時省委，同時接受中共安（平）饒（陽）深（澤）中心縣委的直接領導，王子益任縣委書記。從臺城村第一個黨支部建立起，不到4年的時間，革命的星火就在冀中大地迅速散播開來。

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被奉系軍閥殺害。臨刑前，面對絞刑架，李大釗從容鎮定，大義凜然，慷慨陳詞：不能因為你們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共産主義！弓仲韜和同志們聽到李大釗犧牲的噩耗後，十分悲痛，面向北方三鞠躬，堅定地表示：要繼承李大釗同志的遺志，為主義和理想鬥爭到底，決不變節投敵！他們千方百計鞏固和恢復黨、團組織；派遣黨員打入敵人內部，秘密開展工作；積極加強黨的外圍組織建設，繼續辦“平民夜校”，建立“農民互助會”“婚喪互助會”“戒大煙戒酒戒賭會”，婦女建立了“天足會”，反對纏足，提倡放腳。這些組織和活動合理合法，很受群眾歡迎，成了黨組織團結群眾、開展鬥爭的一個個陣地。他們把對敵鬥爭與為群眾爭取切身利益緊密結合，團結群眾開展了一系列鬥爭：爭取為小學教師增加薪金，為縣師範畢業生爭取就業，為雇工增資，驅逐國民黨縣黨部派到學校的黨棍，在災年要求地主拿出糧食救濟災民，減免反動政府的苛捐雜稅，開展保護貧苦鹽民燒鹽、運鹽權利的鬥爭，都取得重大勝利。這些鬥爭顯示了黨的力量，鍛鍊了黨員隊伍，也提高了黨在群眾中的威望。

反動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派對共産黨的鎮壓越來越殘酷，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全國被殺害的共産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共産黨員從大革命高潮時期的近6萬人減少到1萬多人。1929年春，為了活動方便，上級決定中心縣委停止工作，分別由三個縣各自領導本縣工作，安平縣委仍由弓仲韜擔任書記。1930年春，國民黨反動政府多次搜捕、捉拿弓仲韜沒能得手，於是下令通緝。為避免造成更大損失，縣委決定讓弓仲韜暫時隱蔽。根據弓仲韜的建議，暫由其他同志擔任縣委書記，自己通過秘密方式與縣委保持聯絡，他的女兒和堂妹們也分別以黨、團員的身份參加當地的革命鬥爭。

在漫漫黑夜裏，弓仲韜在鬥爭，也在等待。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北方黨組織曾一度受“左”傾路線的影響，不顧客觀條件，多次發動武裝暴動。河北省委限定日期，指令一些地方黨組織發動暴動。弓仲韜認為客觀條件不成熟，不宜組織暴動，曾被批評為右傾，但他仍然堅持自己的意見。深澤縣委則説服了上級派來的同志，沒有行動，從而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寇發動侵華戰爭，全國人民掀起抗日救國熱潮，而國民黨反動派卻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在南方加緊圍剿紅色根據地，在北方進一步加大對共産黨人的鎮壓，加上受到“左”傾路線的影響，黨的活動遇到極大困難，發展黨團工作一度處於停滯狀態。從1931年初到1932年底，中共河北省委遭到三次大破壞，在1933年的一年裏，又遭到了四次破壞。1933年秋至1934年春，保屬特委因叛徒出賣連續遭到五次破壞。特委委員陸治國（原籍安平縣）和吳立人（原籍河北行唐縣）轉移到安平縣，以陸治國的家為秘密聯絡站，在安平一帶堅持領導民眾開展對敵鬥爭。1935年1月，吳立人與弓仲韜取得聯絡，並拿出20塊大洋，幫助安平縣委和臺城村黨支部開展工作。弓仲韜和小女兒弓乃如在吳立人直接領導下，捨生忘死，為恢復和發展安平、饒陽等縣的組織和工作四處奔波。考慮到特委中的叛徒認識弓仲韜，上級決定讓他暫時隱蔽，通過弓乃如進行聯絡。在此期間，國民黨對共産黨的鎮壓日益殘酷，白色恐怖籠罩冀中。到1935年底，包括安平、深澤在內的許多縣的黨組織找不到上級組織，黨的一些活動處於停滯。目標較大的主要負責人因被叛徒熟知，大多隱蔽起來，待機而動。許多黨員不甘屈服，想方設法以各種身份為掩護堅持鬥爭，革命的烈火在地下涌動。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日寇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國民黨在正面戰場節節敗退。黨中央、毛主席審時度勢，勇敢地擔負起領導全國人民全面抗戰的責任，果斷地組織一批在延安抗大學習的紅軍幹部提前進入即將淪陷的河北、山西等地開闢抗日根據地。1938年10月廣州、武漢失守後，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者對國民黨政府實行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逐步將主要兵力用於打擊敵後戰場的人民軍隊，把華北抗日根據地作為“掃蕩”的重點。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産黨六屆六中全會確定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敵後抗戰戰略部署，1938年冬，中央又作出重要戰略決策：在山西山區的八路軍三大主力分別向河北和山東的平原地區挺進。這年11月下旬起，有關部隊陸續出動，其中，第一一五師主力進入冀魯豫邊區和山東，第一二〇師主力進入冀中，第一二九師主力進入冀南、冀魯豫平原地區，開闢新的抗日根據地。事實證明，敵後戰場成了抗日主戰場，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和軍隊成了抗戰的中流砥柱。1941年至1942年，日寇對我根據地連續殘酷“掃蕩”，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氣彈。僅1942年5月日寇對冀中抗日根據地進行的“五一”大掃蕩，就捕殺群眾5萬多人。在這樣的背景下，1937年正在抗大二期學習的蠡縣籍紅軍團長孟慶山被派往冀中，著手創建冀中抗日根據地，10月來到安平。由於安平黨的工作和群眾基礎好，幾天的時間就組建了抗日武裝兩個連共200多人。10月5日，國民黨的安平縣長攜家屬、親信南逃，其政權土崩瓦解，抗日人民自衛軍一團團長趙承金率領部隊進駐安平。雖然當時共産黨仍處於秘密狀態，但共産黨員起主要作用的各界抗日救國組織紛紛成立，形勢大為改觀。

遺憾的是，弓仲韜父女沒能看到這些情景。這年8月，弓仲韜有兩個月得不到上級的音信，十分不安，他和女兒下定決心奔赴陜北找黨組織。離開了他用生命創建的臺城村和安平縣黨組織，離開了他和親人、戰友灑下血和淚的家鄉。

弓仲韜不僅把自己獻給了黨的事業，整個家庭也作出了巨大犧牲。他的父母本應過著富足安穩的生活，但受弓仲韜的牽連，經常遭到各路敵人威逼、打罵，被反復折磨而去世。為避敵人耳目，不能白天出殯，只能偷偷在夜間安葬。弓仲韜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兒子在八歲時被敵人投毒害死。大女兒弓浦從小在家鄉跟著他鬧革命，1926年在北京上學時參加了三一八反帝愛國遊行示威，遭到段祺瑞執政府軍警開槍鎮壓。弓浦被打傷，回到家鄉治療，期間被選為中心縣委婦女委員，後不治而亡。當時率隊遊行的李大釗也負了傷。魯迅先生悲憤地寫下《記念劉和珍君》一文，揭露和控訴反動政府的殘暴、黑暗，滿腔熱情地歌頌革命青年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是“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將更奮然而前行”。

弓仲韜的三個堂妹均在弓仲韜影響下投身革命。大妹弓惠誠和丈夫王子益發展了許多共産黨員，其中有不少人解放後成為重要領導幹部。在革命最低潮時，他們千方百計逃過敵人追捕，顛沛流離，後來終於找到了黨組織，王子益到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工作。二妹弓蘊武在家鄉參加革命，加入了中國共産黨，抗戰時在冀中戰鬥，愛人是位參加過長征的老紅軍。一次戰鬥後，由於音信不通，雙方都被告知對方已經犧牲，二人萬分悲痛。後來各自組建了新的家庭，若干年後，他們才知道對方還活在世上。殘酷的戰爭年代，這樣的人間悲劇曾發生在多少革命者的身上啊！

三妹弓彤軒從小就追隨哥哥鬧革命。1937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産黨，是臺城村第一個報名參軍抗日的女子。抗日戰爭時期，弓彤軒在冀中區黨委工作時與常德善結為革命伴侶。常德善原籍山東棗莊（後劃歸江蘇徐州），是紅二方面軍的老紅軍，長征中屢立戰功，是賀龍最信任的紅軍幹部之一。抗日戰爭時期，隨賀龍到冀中，後被任命為冀中八分區司令員，指揮部隊多次重創敵軍。1942年，日寇進行“五一”大掃蕩時，弓彤軒即將臨産，因無法跟隨部隊行動，被送回娘家，並生下了孩子。有一天，常德善帶部隊轉移到安平附近，抽空匆匆回家看了一眼還在“月子”裏的母子倆，這是父子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見面。

1942年6月9 日，常德善帶領部隊本已跳出敵人包圍圈，但為了掩護群眾，又殺入險地，在肅寧縣雪村一帶遭敵層層包圍，負傷後，拒絕戰友們救助，用機搶掩護同志們突圍，最終身中27彈，壯烈犧牲。戰鬥結束後，群眾掩埋了烈士的遺體。日寇知道後，把常德善的遺體挖了出來，砍下頭顱放在籠子裏，挂在河間縣城門上，弓彤軒聽到丈夫犧牲的噩耗後痛不欲生。直到晚年，每提此事老人家仍悲痛難抑。賀龍對常德善的犧牲十分痛惜，曾題詞：“常德善同志是中國共産黨的優秀黨員，人民軍隊的堅強幹部”，呂正操題詞：“功勳卓著，業績永存。”此事也曾引起毛主席的惋惜和關注。

小女兒弓乃如是弓仲韜唯一活下來的孩子，一直跟在父親身邊。她1925年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共黨員，1926年在父親幫助下建立了臺城村“女子團支部”並擔任支部書記。她是本縣女子師範的學生領袖，曾領導學生開展了驅逐國民黨在學校安插“釘子”的鬥爭。在父親隱蔽之後，她仍在家鄉的女子師範以教員身份為掩護開展黨的工作，期間培養了幾十名黨員，不少人在黨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中作出了貢獻。 　　

1937年8月，作為一個視組織為生命的忠誠共産黨員，弓仲韜不能忍受與黨組織失去聯絡的生活，毅然帶上全身是病的妻子，與女兒弓乃如一起到陜北找黨。途中遭土匪搶劫，身無分文，曆盡艱辛，走到了西安。此時妻子病重，無法前行，只好讓女兒先走。弓乃如幾經曲折，終於到了延安，並被分配到陜北公學。當時接待她的是王丹一（後與艾思奇結為夫婦）。王丹一聽了她的彙報，非常同情，因找不到證明人，便介紹她重新入黨（後來找到了證明，恢復了她的黨籍）。弓乃如到達延安後，千方百計尋找父親的下落，卻沒有任何音信。1939年冬，弓仲韜的妻子病逝，他以席裹屍，把妻子葬于當地。找不到黨組織，又不敢暴露身份，他只好隱姓埋名到一家工廠當了伙伕。即使處境艱難，弓仲韜卻始終沒忘記作為一名共産黨員所肩負的責任，每天晚上教工人識字，給工人講故事，宣傳資本家如何剝削工人，鼓動工人起來鬥爭。他的舉動引起了資本家的注意，警告他不許和工人在一起，不許工人晚上集會。資本家趁著弓仲韜害眼病，讓他到一家醫院“看病”，借機刺破了他的眼球，導致雙目失明，工廠隨即將他開除。弓仲韜身陷絕境，唯一的選擇只有想盡辦法回家。他一路乞討，由陜而冀，兩千余裏，九死一生，1943年秋終於回到了臺城。

此時，黨領導安平軍民正與日寇進行著殊死鬥爭。弓仲韜回村後，請人領著找到縣委，接上了組織關係，懇請黨組織給他分配工作。黨組織對這位前輩非常關心，在生活上予以悉心照顧。弓仲韜雖然已經57歲，衰老病殘，但仍然跳動著一顆共産黨員熾熱的心，積極參加力所能及的工作，為村黨支部出主意、當幫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弓仲韜喜極而泣。此時，他已經是63歲的老人了。1950年，弓仲韜積極響應中央號召，在臺城村建起了全縣第一個“弓、楊合作社”，讓弓姓、楊姓的貧困戶和弓姓的富裕戶搭配，合作互助，入社農戶多達129戶。7戶富裕戶湊錢買了3輛膠皮輪大車和騾馬12匹，給不少貧困戶提供了幫助。

1945年，弓乃如被派到東北工作，先後在佳木斯、哈爾濱擔任過區委書記，後到中共黑龍江省委統戰部工作。1951年，她將父親接到哈爾濱居住。黨組織按老紅軍的標準，每月發給弓仲韜生活補貼，使他感到黨組織的溫暖。但他經常因不能再為黨工作而傷感，多次落淚，説：“我沒有完成黨交給的任務啊！”1959年，弓仲韜下肢癱瘓臥床，1964年病逝。臨終前他再三囑咐：“一定要把我節余的1000多元錢交給黨，作為我的最後一次黨費！”

在第一個農村黨支部精神的培育下，臺城人民在歷次革命鬥爭中都走在前頭，英勇奉獻，弓仲韜家之外的革命烈士就有52位。如今，當地黨和政府在村裏修建了烈士紀念碑，碑上鐫刻著52位烈士的英名，並把弓仲韜的遺骨安葬故里，和“全國第一個農村黨支部紀念館”一起，供人們瞻仰緬懷。

李大釗、弓仲韜播下的革命火種，點燃了顆顆火炬，接續傳承，光照四方。抗日戰爭期間，這裡的人們譜寫出氣壯山河的對敵鬥爭新篇章。

1937年七七事變以後，日寇一路向南，燒殺搶掠。冀中人民進行了英勇抗戰。1937年10 月14日，國民黨東北軍五十三軍六九一團團長、中共黨員呂正操，在率部掩護五十三軍南撤途中，接到黨的指示，停止南撤，轉為北上抗日。他率部在河北藁城縣梅花鎮與日軍激戰後，轉移到晉縣小樵鎮，將部隊改編為人民自衛軍，並任司令員，脫離了國民黨軍隊。10月17日，部隊北上進駐深澤縣城，與這裡的共産黨員取得聯絡。深澤縣在人民自衛軍幫助下建立了抗日武裝人民自衛總隊和抗日救國會，大力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10月25日，人民自衛軍留下一個中隊守深澤，其餘大部北上安國、博野、蠡縣，東進安平。

久埋的革命火種一旦有了條件便蓬勃燃起，很快紅遍安平全縣。10月29日，人民自衛軍在當地黨員和革命群眾支持下，將維持會改組為抗日縣政府，創辦了《紅星報》，建立軍政幹部學校。1938年4月21日，冀中省委在安平召開了冀中區第一次黨代會，將冀中省委改為冀中區黨委，黃敬任書記。5月2日，人民自衛軍和河北遊擊軍在安平整編，成立八路軍第三縱隊和冀中軍區，呂正操任司令員，孟慶山任副司令員。冀中行政主任公署也在安平縣成立，呂正操任主任。1939年1月，賀龍率第一二〇師挺進冀中到達安平、深澤一帶，這裡的青年踴躍報名參軍。

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和政權的建立，使安平的抗戰局面煥然一新。臺城村黨支部先後組織了三次大的參軍熱潮，出現了“母送子、妻送郎、姐妹送兄弟上戰場”的動人場面，共有117 人參加八路軍，佔當時全村總人口的5%。1940年8月，為支援百團大戰，村黨支部組織了上百人的運糧隊，每人背50多斤糧食，冒死穿過敵人的一道道封鎖線，行程千余裏，為前線送去急需的給養。村裏組織了婦女支前突擊隊，成立了被服廠，紡線織布作軍裝、軍鞋，支援前線。抗日戰爭期間，臺城村不少黨員、群眾，英勇奮戰，獻出了寶貴生命。貧農弓文元有三個兒子，他把大兒、二兒送去參加八路軍，都犧牲在戰場。村裏最窮的農民弓春苔，先後送兩個兒子參加八路軍，大兒子入伍時年僅15歲，在戰鬥中犧牲；二兒子16歲當兵，曾擔任副連長，在戰鬥中負傷致殘。

1942年的一天，日寇“五一”大掃蕩時到臺城村抓捕村黨支部書記，沒有得逞，便抓來村公安員逼問村支書的去向，他説：“不知道”，敵人用刺刀活活把他刺死。日軍又抓住了婦救會主任，她也守口如瓶。喪心病狂的日寇用刺刀割下她的雙乳，又在她的眼前，一刀一刀刺死了她的兒子，她始終沒有吐露半個字。臺城村人弓雕琢臨危受命，回本村擔任黨支部書記開展工作，擔起組織領導全村抗戰的重擔。他動員自己的二弟和兩個侄子參加了八路軍，二弟和一個侄子英勇犧牲。1943年已經擔任冀中十一分區促進社主任的弓鳳洲，在安平縣開展工作時被漢奸逮捕，關進日偽據點，敵人動用酷刑，在木籠中折磨他21天。弓鳳洲機智勇敢，威武不屈，始終沒有暴露真實身份，後被黨組織救出。

從安平全縣來看，抗日戰爭期間僅有17萬人口，就有8689人參加了八路軍，有2269人光榮犧牲，其中共産黨員470人，縣區幹部59人。是什麼樣的信念，支撐著這樣一群普通百姓作出這樣的選擇？是多年來黨的宣傳教育使人民群眾覺悟了，使他們確立了對共産黨的真心擁護和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覺悟了、組織起來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

1944年秋，黨中央決定恢復中共冀中區黨委，擔任區黨委書記兼冀中軍區政委的就是弓彤軒後來相伴一生的愛人——林鐵。他和楊成武司令員一道根據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放手發動群眾，大力加強根據地黨的建設、政權建設和軍隊建設，向日偽軍展開英勇進攻，最終取得冀中平原抗戰的勝利。這一年，全縣已建立了200多個黨支部，黨員隊伍壯大，抗日武裝鬥爭步步向前，主動向敵進攻越來越多，戰鬥規模越來越大，拔除了敵人建在村、鎮的全部崗樓據點，迫使敵人龜縮進縣城，全縣農村抗日根據地連成一片。1945年5月24日，日寇被驅逐出安平全境，安平縣獲得解放。

在長期的浴血抗戰中，安平涌現出許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如“冀中子弟兵母親”李杏閣，威震敵膽的縣遊擊大隊長王東滄、政委張根生，鐵骨錚錚的村、區幹部張東東、宋永安、王仁慶，抗日政府縣長趙鬥生，巾幗英雄邢小梅等英模典型，還有“焦土抗戰的南胡林”“鐵打的河漕村”等英雄村莊。值得一提的是，記錄冀中區八百萬軍民浴血抗戰場景的《冀中一日》——這部影響全國的抗戰紀實著作，就是1941年春天在安平縣彭家營村議定的，倡導者是當年的冀中區黨委書記黃敬和軍區政委程子華、司令員呂正操。原籍安平、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孫犁，當時正在晉察冀邊區文聯和《晉察冀日報》副刊做編輯，也參與了《冀中一日》的編輯和創作。解放後孫犁出版的著名長篇小説《風雲初記》，就是以當年這一帶的抗戰實況為背景和原型創作的。參與和領導這項工作的還有當年冀中文藝界的領軍人物王林和李英儒（小説《野火春風鬥古城》的作者）。當時區黨委把編輯此書作為推動抗戰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一手拿槍、一手拿筆；一手抓戰鬥，一手抓思想政治建設，這是我們黨曆盡艱辛而能取得勝利的一條重要經驗。毛主席曾高度評價冀中是抗日模範根據地，並讚揚孫犁是有風格的作家。抗戰期間，在安平投身革命的李銀橋和韓桂馨，後來都到了毛主席身邊工作，由主席做媒結為夫妻，傳為佳話。

抗戰勝利不久，中國共産黨代表全國人民的利益，與國民黨反動派展開堅決鬥爭，打響了解放戰爭。無數的安平兒女，又一次響應黨的號召，參軍參戰。從1945年8月到1948年4月，形成六次參軍高潮，共有4300余人參軍，涌現了許多感人事跡。1946 年冀中區黨委為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進攻，要求安平縣在年底前擴軍一個營500人。縣裏剛一動員，就有2000多人踴躍參軍，組建了“安平縣農民保家獨立團”，編入野戰軍第八旅。這個團參加了著名的青滄戰役、清風店戰役、太原戰役、解放石家莊戰役以及後來的抗美援朝戰爭、抗美援越戰爭等，有108人光榮犧牲。全縣有147名縣區幹部南下或北上（開闢東北），27人光榮犧牲。閻群昌1946年犧牲在吉林省白城市洮北那金區區長任上，當地政府為了紀念他，將其所在區命名為“群昌區”；王奔犧牲在吉林省雙遼縣高家爐區韭菜崗子屯，1948年3月，當地政府把該屯命名為“王奔村”，1956年3月建立區政府時，又將高家爐區命名為“王奔鄉”(1993年改為“王奔鎮”)，1971 年7月1日，雙遼縣委、縣政府為王奔烈士樹立了紀念碑。

中共安（平）饒（陽）深（澤）中心縣委所轄的深澤、饒陽的情況與安平十分相似。不足11萬人的深澤縣，當年參加八路軍、解放軍的就有1萬多人，烈士2200多名。在殘酷的“五一”反掃蕩戰鬥中，在深澤境內進行過著名的“白家莊伏擊戰”和“宋家莊大戰”。1942年5月30日，縣大隊、區小隊和七分區十七團部分兵力會合一起，在縣大隊長閻志國、十七團一營副營長張子明指揮下，在城北白家莊村伏擊了前來掃蕩的日偽軍，我軍傷亡20人，斃傷日偽軍400多人，敵人氣急敗壞，數日後糾集大軍前來報復。6月8日至10日，分散突圍的冀中區黨政軍若干單位的同志和縣大隊政委趙濤率領的部分地方武裝，在七分區二十二團團長、老紅軍左葉的指揮下，變被動為主動，經過週密部署，在宋家莊設伏。敵人出動了飛機、大炮，前後用兵近3000人。我軍按照毛主席的遊擊戰法，打了敵人一個措手不及，以陣亡32人、傷41人的代價，斃傷日偽軍千余人，取得輝煌勝利，成為平原抗戰史上的光輝戰例。著名記者范長江的親弟弟范次希（某部政委）和趙濤政委的親弟弟，都在這場戰鬥中光榮犧牲。如今在宋家莊還保留著一棟當年的房子，是當時八路軍的防禦陣地。房子外面的青磚墻壁上留著纍纍彈洞，記錄著當時的激戰情景。解放後，八一電影製片廠拍的第一部故事片——《衝破黎明前的黑暗》中不少原型就出自這一帶，許多鏡頭就是在深澤拍攝的。《青春之歌》作者楊沫的丈夫馬建民，原籍深澤，1927年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1930年轉為中共黨員，全面抗戰初起，夫妻倆即從外地回到冀中參加了抗日鬥爭。這裡的黨組織帶領人民群眾進行革命鬥爭的一些情況，後來被楊沫寫入小説《英華之歌》《芳菲之歌》中。饒陽縣五公村的共産黨員耿長鎖，早年投身革命，最先響應毛主席“組織起來”的號召，1943年就在家鄉創辦了全國第一個“土地合夥組”，解放後在農業合作化中又走在前頭。1950年，毛主席為之題詞“耿長鎖是群眾所信任的領袖人物”，成為全國的先進典型。

新中國成立初期，臺城村的共産黨員就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用自己的車輛、牲畜，幫助困難戶，成立互助組，1952年又成立了全縣首批“積極生産合作社”，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道路。上世紀60年代後，又成為全縣發展生産、為國家多作貢獻的一面紅旗。在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安平縣南王莊村的王玉坤、王小其、王小龐三戶貧農辦社，得到毛主席的充分肯定，譽之為“五億農民的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臺城村黨支部響應黨的號召，帶領群眾勤勞致富，在搞好農業的同時，大力發展當地的特色優勢産業——絲網業。黨支部、村委會帶領村民學技術、上設備、跑銷售、找市場，大力推進産業結構由糧食單一經營向多种經營轉變，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搞好社會化服務，發展規模化經營，實現了全村經濟的大發展。如今臺城村有630戶，2300多人，耕地3800多畝，2016年全村人均純收入13642元，走在全縣前列。更為可喜的是，已經有90多年光榮歷史的臺城村黨支部一直堅持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兩手抓，把加強黨的建設和幹部隊伍建設擺在重要位置。村裏建起“便民服務站”，村幹部每天在此輪流值班，幫助村民解決生産、生活中的難題。建起了黨員志願服務小組、紅白事節儉領導小組、善行功德榜評選小組、村規民約執行監督小組。村黨支部每季度組織評選一次助人為樂、敬老愛幼、誠信經營等幾個方面的“臺城好人”，上“功德榜”，樹好典型，弘揚好村風。村黨支部對全村農業産業園、工業産業園、新民居、文化産業園、村民思想道德建設和黨的建設等六個方面的建設制定了五年發展規劃，促進了全村經濟、社會大發展。如今的臺城村，已是戶戶通有線電視，村通省級公路，進縣城有班車；村民的生活垃圾集中拉運，農戶傳統的廁所改為新型雙甕水衝式廁所；大街小巷是水泥路，晚上路燈明亮；還建了村民文化廣場、幼兒園、養老院、醫療衛生室、圖書室、商店，村民自發組織了戲曲隊、秧歌隊、舞蹈隊、鑼鼓隊。圖書室內，每天都有村民看書、下棋、練字、畫畫。村裏各個辦事機構集中到便民服務樓，以更好地為村民服務。2002年建起了“全國第一個農村黨支部”紀念館，2004年、2010年又兩次擴建，先後被命名為“河北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河北省國防教育基地”“河北省中共黨史教育基地”“河北省廉政教育基地”“河北省農村黨員培訓基地”。 　　

從弓仲韜1924年創建中共河北省第一個縣委，90多年過去了，如今的安平縣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安平縣委注重從紅色傳統中汲取力量，以“兩學一做”學習教育為契機，轉作風，重實幹，踐行五大發展理念，以“協同創新、綠色崛起”為主基調，深入實施轉型升級、新型城鎮化、深化改革開放、生態環境治理四大攻堅戰，努力建設“富美安平”。緊緊抓住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機遇，發揮當地優勢，構建“一網領先、多業並進”的産業發展格局。借助京津冀的創新資源，共同研發新産品、新工藝、新技術，著力推動絲網産業邁向中高端。同時抓現代農業發展，在滹沱河兩岸建起了養殖和種植基地。深入挖掘安平的紅色文化、歷史名人文化等內涵，豐富安平人文精神，在全面發展上下功夫。其中絲網業的産值和出口均佔全國的80%，産品涵蓋了從民用到航天多個領域。近年來，安平縣先後獲得了“中國絲網之都”“中國織造名城”“國家外貿轉型升級示範基地”“國家生豬活體儲備基地”“國家縣域經濟信息化示範縣”“全國糧食生産先進縣”“河北省十大輕工特色産業名縣”等榮譽稱號。 　　

回首往昔，心潮難平。此情此景，不就是李大釗、弓仲韜等革命先輩當年所追求嚮往的嗎！沒有共産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和發展中國，這是血與火錘煉出的箴言。 　　

中國共産黨已經走過96年的艱辛歷程，李大釗同志壯烈犧牲整整90週年了。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當我們站在“全國第一個農村黨支部紀念館”參觀學習，瞻仰李大釗和弓仲韜同志塑像的時候，就會不由自主地想起毛主席曾經説過的話：“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如今，烽火硝煙雖已散去，但嚴峻的考驗並未遠離。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勇於擔當，率先垂范，以正風肅紀、反腐倡廉為突破口，深入開展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從思想建設、作風建設到組織建設、制度建設等方面步步紮實推進，深得黨心、民心。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令全黨和全國人民歡欣鼓舞。我們要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堅定共産黨人的理想信念，踏著烈士們的足跡，不忘初心，繼續前進，以實際行動迎接黨的十九大的勝利召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 　　

（此稿在調研和寫作過程中，得到中共河北省委、衡水市委和安平、深澤、饒陽縣委的大力支持和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