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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到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公佈《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截至目前,“1+N”配套文件陸續出臺,新一輪國企改革在不斷推高的輿論聲中逐步走向深化。這一輪國企改革啃的都是硬骨頭,難度大、挑戰多。改革不能一蹴而就。因此,率先行動起來的地方和企業,大多選擇了“守住底線、試點先行、平穩推進、釋放活力”的改革路徑。然而,因為看不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一時間,“國企改革進程緩慢”“雷聲大、雨點小”等論點甚囂塵上。
2016年7月下旬,中央和地方主流媒體深入各地調研,推介了12個“國企改革樣本”的創新模式與改革經驗,著力還原前一階段國企改革的真相和全貌。
十二樣本的改革之所以能典型引路、釋放改革利好,是因為這些地方和企業都在改革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強化“兩個責任”落實,形成責任分解、檢查監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鏈條;是因為這些樣本基本都有著較好的改革傳統,如廣東一向開風氣之先,國投一直把改革創新作為企業的發展生命線;是因為這些樣本均能做到系統謀劃,規避了很多改革誤區,做到了利益最大化,比如幹部任免、信訪等敏感問題,如何在執行中謀求共贏,是改革的一大挑戰;是因為這些樣本都能將國企改革與供給側改革結合,將産業佈局與金融佈局結合,將提質增效與創新創業結合,這些新思路新做法,展現了改革樣本的時代智慧;是因為這些改革樣本實現了以改革帶發展、以發展促改革的良性循環,在經濟大局發展趨緩的背景下,幾乎所有樣本的發展速度都有所提高,改革效果都較突出。
系統推進 快人一步
國企改革從來都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面廣,所需支持多。在新一輪國企改革中,中央高度重視,組建了以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同志擔任組長的國務院國企改革領導小組,協調各部委聯合推進國企改革事宜。
從工作層面看,國企改革十二樣本的改革路徑和方案各具特色,有的差別還比較明顯,但有一點無疑是共同的,即先行者們在全國的改革大局中快人一步,而且,快人一步的背後是黨的領導給力、制度激勵到位等諸多因素。
在地方層面,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市長楊雄十分重視本地的國企改革。山東省委省政府從一開始就確立了山東國企改革“走在前列”的基本定位。重慶市市長黃奇帆是全國知名的專家市長,對國企改革等經濟問題獨具見解,曾一手打造了重慶的“八大投”現象。新一輪國企改革中,黃奇帆再度披掛上陣,設計了重慶新一輪國企改革的基本藍圖,並強力進行推動,使得重慶國企改革方向明確、進展順利。
數據顯示,重慶、山東、上海等地國企上半年的各項關鍵數據均領先於全國平均水平。應該説,這與前述各地改革的進展較快有著密切關聯。
相反,一旦主要領導不重視國企改革,或者對中央改革原則領悟不到位,則國企改革必然遲滯艱難,甚至會出現倒退。比如有的地方簡單地將國企改革理解為“混改”,舍此之外無動作,為當地的國企改革增加了很多不確定因素。
強化激勵 凝聚合力
如何調動參與者的積極性,也是企業和社會都關注的話題。對此,中國兵器裝備集團董事長唐登傑的觀點是:“國企改革中,調動高管和員工的積極性很重要。這不單單是漲薪的問題,更應該有科學的機制。”
面對這一問題,國企改革樣本的普遍認知是,必須明確市場化的改革導向,用機制的力量凝聚改革合力。
為了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的決定性作用,重慶將市屬國有重點企業工資總額管理權限全面下放,實現職業經理人和銀行、證券類企業負責人薪酬水平基本達到行業水平。
加強利益激勵的同時,國投、江西國資委探索了將原屬集團公司、國資委的權限下放至二級公司、省屬企業的改革,有關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得到進一步體現,效果明顯。國投電力是國投公司授權的試點企業,去年上半年,在煤價下降的背景下,該公司利潤同比增長9%。
應該相信,隨著改革的進一步推進,商業類國企的市場化身份將進一步鞏固,其市場活力將得到更好的激發。
頂層統籌 分類改革
實踐證明,為改革而改革,往往事倍功半。國企改革的“整體性、系統性和配套性”要一齊發力。
廣東近年來的國企改革成果可以用四個字概括——有序、有效。比如其下屬企業粵海集團研究編制方案,以水資源管理板塊及粵海地産為改革試點,逐步將省國資委授予集團的全部權力下放。恒建控股正在抓緊制訂國有資本的實施方案、權責清單。廣東省屬國企已全部完成集團層面的公司制改革,二、三級全民所有制企業公司制改革也有望在今年全面完成。
堅持積極穩妥統籌推進,這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必須採用的科學方法;堅持分類推進,把握好改革的次序、節奏、力度,確保改革紮實推進、務求實效,則為企業實踐築實了根基。
國家開發投資公司作為改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的試點企業,鮮明地呈現了改革的綜合性和系統性。入選改革試點企業之後,國投開始大力度推進授權試點改革。總部通過派出專職股權董事,以公司治理履行出資人職責,行使股東權利,清晰界定總部與子公司的職責界限;除董事長、黨委書記、紀委書記和股權董事外,其他授權董事會選聘。
在明確董事會和經營層管理機制後,進而推進總部職能優化改革,推進審計監督體系改革,全面加強黨的建設。經過近兩年的改革實踐,國投梳理調整現有業務,重點發展基礎産業、前瞻性戰略性産業、金融及服務業和國際業務,有力推動國有資本向“命脈”和“民生”領域集中。
敢於容錯 尊重首創
全面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本質在於釋放活力。眾所週知,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參與主體,增強國有企業活力自然還需要從企業自身探尋方向。《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指出,“到2020年……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備、善於經營、充滿活力的優秀企業家,培育一大批具有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國有骨幹企業”。國企改革中對優秀企業家的倚重已被提到更高層面。
上海市在新一輪國企改革中,力求從監管層面最大限度鬆綁放權,提振企業家精神。上海市國資委黨委書記、國資委主任金興明對《國資報告》記者表示:“國有企業同樣有企業家,同樣需要企業家精神。怎麼讓企業家更好地發揮作用,這是我們改革的著重點。”
2014年出臺的“上海國資國企改革20條”率先提出有關鼓勵創新、寬容失敗的“容錯機制”,明確改革創新項目因客觀因素未實現預期目標,在考核評價和經濟責任審計時不作負面評價。
僅有容錯的機制還是不夠的,來自基層的改革創舉不僅需要肯定,而且需要廣泛推廣。比如兗礦在實踐中探索出了採購環節的民主評議機制,每年可為企業節約採購資金15億元。山東國資委認為具有普遍意義,擬在全省推行,實現了改革過程中的上下聯動,也激發了基層進一步改革的活力。
國企改革過程中的風險點很多,必須加強監督,以避免國有資産大量流失。為此,國投公司探索了以審計為核心的大監督體系,在降低監督成本的同時提高監督效率。
統放結合 厘清邊界
國資國企改革是一場深刻的利益調整。改革過程中,涉及國資監管機構和企業之間、企業集團與分子公司之間的權限邊界調整。在調整過程中,國企改革樣本們從各地實踐出發,或統,或放,在國資出資人監管和企業經營活力之間探尋邊界。
重慶在改革中打造“3+3+1”國有資本運營平臺的探索,思路非常清晰。重慶渝富集團、水務資産公司、地産集團3戶國企,被改組為股權類國有資本運營公司,以財務性持股為主,進行股權投資;重慶機電集團、化醫集團、商社集團3戶企業改組為産業類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新設立1戶渝康資産經營管理公司,專司不良資産的處置和經營管理。
在國企改革樣本經驗裏,試點企業的改革及成果,是頂層設計的具象化過程,既是檢驗的試金石,也豐富著改革方案的修正彈性和反饋內涵。混合所有制改革是重點和焦點,其中的員工持股是難點也是敏感點,更成為統與放博弈的主陣地。
江西國企改革中,確立了配合混改設計的核心骨幹員工持股方案,方案裏確立了堅持“同股同價、崗變股變、人走股退”的制度原則。這意味著,骨幹員工準入持股的出資價格公平,崗位變化股權變化,員工離崗則退股,從而有效實現了股權流轉。
在江西國資委監管的另一家國企中國瑞林工程技術有限公司,改制後的公司管理技術骨幹股權比例達到罕見的49%。上海則實施分類激勵,國有及國有控股的轉制科研院所、高新技術企業,實施股權和分紅激勵等。上海國資委監管的上港集團就以非公開發行方式實行員工持股計劃積累試點經驗。
創新模式 做強做優
無論是混改、近期的多起央企大型戰略重組,還是國有資本的投資運營試點,都少不了資本市場和金融工具的影子。對於實體經濟發展,金融既是潤滑油,也是催化劑。
以重慶渝富集團為例,它曾“開風氣之先”,是全國首家地方國有獨資綜合性資産管理公司,從2004年成立到2013年,定位於政府化解處置不良資産、經營運作國有資産的杠桿和工具,逐步形成債務重組、土地重組、資産重組三項職能。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後,渝富集團進行了轉型,在改組建設國有資本運營公司試點過程中,初具國有資本運營公司架構,通過運用資本市場、基金、AMC等運營工具,著力打造上市公司集群,參控股企業55戶,且以財務性持股為主,不做大股東,通過董事會參與公司治理,不直接參與和干預被投資企業具體經營活動,在打造産業和金融資本力上,體現出熟稔的財技和金融工具管控能力。
2016年7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推動中央企業結構調整與重組的指導意見》,提出了下一階段重點工作,包括推進央企強強聯合、央企間專業化整合、央企內部資源整合和並購重組,到2020年形成一批世界一流跨國公司。可以説,國企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是要打造能夠在世界範圍內具備競爭力並優化配置資源的企業全産業集群。而不管是企業“走出去”,還是強強聯合、跨國並購,從世界經濟發展歷史和經驗來看,都要懂得借力資本市場、能夠制勝金融博弈。
國企改革在路上,步穩蹄疾,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