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談】民主黨派為什麼選擇跟共産黨走

中國新聞來源:國際在線 2016年07月01日 20:05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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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朱學范寫信給李濟深説：“中國的中間路線，自從政協被破壞，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後，已經死去了。這次民盟被解散，蔣介石已經發了瘋狂。中間路線已經死定。”

　　選擇什麼樣的道路，就選擇什麼樣的未來。在中國革命形勢發生重大轉變之際，民主黨派順應了時代潮流和歷史發展大勢，選擇了跟共産黨走。

　　抗戰勝利後，中國面臨“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決鬥。美國著名漢學家費正清，針對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均佔據領導地位的國民黨一針見血地指出:“無能和腐化使國民黨在中國徹底失去人心。”

　　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主黨派，成立之初“其組織成分又常從統治階級內部的反對派一直包含到進步分子”，“而其中政治傾向又從君主立憲一直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都有”，蹣跚尋路中有些人仍然存在著某種幻想，試圖在國共兩黨之外走所謂的“第三條道路”，1945年的舊政協會議制定的和平建國方案較充分地體現了他們的政治主張：在政治上建立英美式的資産階級民主制度；在經濟上確保私有制，實行經濟民主、消滅貧富懸殊；在軍事上軍權屬於國家；在外交上保障領土與主權完整、兼親美蘇。他們還歡欣鼓舞地公開宣佈，只以實現民主為目的，決不進行爭奪政權的行動。

　　中國的問題不是靠赤手空拳的“呼籲”就能解決，沒有槍桿子就沒有發言權，用和平改良的辦法讓獨裁國民黨政府“刷新政治”，在劫難逃。舊政協會議期間，國民黨製造了重慶“較場口事件”，打傷民主人士郭沫若等。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國民黨特務在昆明暗殺了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樸和聞一多。1947年6月1日，國民黨特務在上海、北平、天津、武漢、重慶、廣州等各大城市大肆逮捕民主人士和進步教師；蔣介石于7月初又發佈了《勘平共匪叛亂總動員令》，部署對民主黨派的更大迫害；10月8日，民盟中央常委、民盟西北總支部主委杜斌丞被槍殺；10月27日，國民黨以勾結“共匪”為由，蠻橫無理地宣佈民盟為非法組織並加予取締。民盟被迫宣佈解散，民建、農工黨等民主黨派只能轉入地下。整個國民黨統治區處在白色恐怖籠罩之中。朱學范寫信給李濟深説：“中國的中間路線，自從政協被破壞，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後，已經死去了。這次民盟被解散，蔣介石已經發了瘋狂。中間路線已經死定。”

　　在國民黨一貫堅持的內戰、獨裁、賣國的反動方針面前，在其加緊對民主黨派迫害的嚴酷事實面前，在國共武力相爭中進退失據、左右為難的政治現實面前，青年黨和民社黨投向國民黨，民盟、民建、民進、九三學社等不斷靠近共産黨而遠離國民黨。知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儲安平寫道：“是誰驅使大家不滿國民黨，反對國民黨，痛恨國民黨的？不是別人，就是國民黨自己。”“共産黨不肯放下槍桿，也未嘗不能使人同情，因為在國民黨這種政治作風下，沒有槍，簡直沒有發言權，甚至沒有生存的保障。”

　　血與火的鬥爭洗禮使民主黨派的領袖們深刻反省：資産階級共和國道路在中國行不通，在人民與反人民、民主與反民主的鬥爭中“絕對沒有中立的餘地”，任何對美國及蔣介石或其中某些派別的幻想都無益於自己與人民。

　　民主黨派從“第三條道路”的幻夢中清醒，把握自己前途命運，最終歷史性地選擇與共産黨合作，從舊民主主義的泥濘小路跨進新民主主義的光明大道。

　　張瀾曾意味深長地説：“如果沒有毛主席和共産黨對民盟的引導，我們民盟還不知道走到哪兒去呢。”

　　四、何香凝在組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時明確表示：“要搞就必須與共産黨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幹了。”

　　民主黨派的命名本身就體現了“民主”思想。民主黨派核心的政治訴求是民主，推動民主、爭取和平是民主黨派重要的政治實踐。民盟的最高綱領是造就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民建的最高理想是建立一個以民主政治為中心的“民有、民治、民享”國家，民進的主要任務為“發揚民主精神，促進中國政治之實現”，九三學社的奮鬥目標是“促進民主政治之實現”，其它民主黨派政綱也都或以“實施民主政治”或以“實行民主建國”作為主要內容。

　　國民黨堅持獨裁統治，摧殘國統區民主力量、消滅異己,而且動輒以“異端邪説”為由迫害民主黨派、愛國人士，對擅自組建的政黨千方百計予以瓦解。

　　共産黨從來就將民主黨派作為自己的同盟者，主張凡是有利於中華民族利益的事都支持，凡是為民族、國家和人民利益而戰鬥的人都團結。堅持求同存異；團結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擊退頑固勢力；既照顧同盟者的利益，又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既同他們搞好合作，又堅持共産黨的領導權，決不拿原則做交易。共産黨實行統一戰線政策，倡導民主聯合政府，促使民主黨派與共産黨走到一起；共産黨真心幫助民主黨派走出困境，推動幫助或直接指導建立組織，雙方關係不斷發展、拓寬和深化。

　　共産黨著眼民主黨派的革命潛能，著力尋找彼此認同的價值指向，使立於不敗之地的力量得以集聚，表現出開闊的政治視野和寬廣的政治胸懷。共産黨和民主黨派在政治原則基本達成一致的前提下，通過訪談、聚會、座談、祝壽、以宣言和聲明等互相聲援、在各種重要會議上互相配合以及在經濟方面互相支援。在舊政協會議中，共産黨與民盟留下了“主動讓名額”和重大問題事先交換意見的“君子協定”兩段佳話；從1938年5月到1945年12月，共産黨與民主黨派舉行的各種形式的聚會有120次之多。在這種合作互動中，共産黨彰顯了領導力，贏得了真誠的朋友和不誨的諍言；民主黨派顯示了自身價值，獲得了前行的動力和奮鬥的方向。黃炎培在日記中曾寫道：“共産黨領袖對民主黨派的態度是：以誠相待、思想見面；患難與共、真誠合作。”

　　1936年，宋慶齡、沈鈞儒、陶行知等發起組織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939年，張瀾、沈鈞儒、黃炎培等發起組織了統一建國同志會。時任中共南方局負責人的周恩來，經常接觸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各界人士，宣傳共産黨的主張，推動民主運動的發展。

　　1941年，以一部分共産黨員、國民黨民主派和在國民黨政府中擔任較高級幕僚職務的進步人士組成的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簡稱“小民革”）成立，鋒芒直指國民黨一黨專政和蔣介石的獨裁統治。

　　1941年3月，在共産黨的支持和幫助下，以部分國民參政員于1939年11月成立的“統一建國同志會”為基礎，由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後改稱民主社會黨）、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後改稱中國農工民主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協會的成員及其他人士聯合組織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上清寺“特園”秘密成立。1942年，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加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遂成為集合“三黨三派”的政治黨派。1944年9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決定將名稱改為“中國民主同盟”。此外，在重慶成立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和九三學社也是在共産黨南方局的幫助和支持下得以成立的。

　　1946年4月，在組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時，何香凝明確表示：“要搞就必須與共産黨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幹了”。

　　宋慶齡説：“國民黨滅亡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們背叛了人民，共産黨的勝利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們屬於人民和人民在一起。”民主黨派普遍萌生了對國民黨的失望，認識到共産黨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和最可依賴的朋友，只有跟著共産黨走才有光明前景。

　　民主黨派與共産黨找到了追尋民主的共同交匯點，一道反對國民黨獨裁專制，為爭取民主自由鬥爭。他們中許多人與共産黨人聯絡親密，關鍵時刻發揮“扳道岔”作用；他們中許多人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危難時刻起著“警世鐘”影響。在民主革命時期，民盟先後犧牲的烈士有90人，農工民主黨也有100多人，新中國的誕生有他們的貢獻，五星紅旗上有他們的血跡。

　　1939年9月，民主黨派以國民參政會為合法、公開的政治舞臺，與共産黨攜手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旨在要求結束一黨專政的第一次民主憲政運動，在社會上産生了強大的政治影響。但國民黨出爾反爾、無疾而終。1943年9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發生根本性好轉，但國統區政治、經濟、軍事全面潰爛。國民黨政府為蒙蔽國際視聽，緩和國內危機，再次打出“憲政”旗號，擺出“即行憲政”的騙局。民主黨派與共産黨又聯合發起了第二次民主憲政運動，遏制了國民黨的反共獨裁政策, 維護了統一戰線內部的團結，為戰後人民民主運動的開展奠定了基礎。從1946年到1947年5月，民主黨派支持和參加矛頭指向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反饑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運動，加速了國民黨反動統治的崩潰，成為這個時期國統區民主運動的重要力量。1945年7月，六位參政員訪問延安，黃炎培頗有感觸認為“延安五日中間所看到的，當然是距離我理想相當近的。”共産黨的“前途希望是無限的。”民主黨派拒絕參加偽國大，拒絕投入國民黨懷抱，穩穩地站在共産黨和人民一邊。

　　1948年5月5日，民主黨派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紛紛表示“願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當時淮海戰役尚未結束，中國何去何從仍處於決戰階段，這確是不容易的。民主黨派的政治思想與共産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思想終於匯流，這是民主黨派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8年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民主黨派經過了17年對共産黨和國民黨的實質比較，走出了他們的困惑期，積極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以《共同綱領》為政治基礎，一致宣佈自覺接受共産黨的領導，中國政治格局最終形成。這是民主黨派一次脫胎換骨的飛躍。

　　五、周恩來説：“單是有了歷史發展的有利條件並不能解決問題，關鍵在於領導，在於黨的政策，黨領導得正確，才能使歷史條件所提供的可能性變成現實。”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舞臺上，先後有幾百個政黨亮相，許多政黨都被歷史淘汰。民主黨派在是非面前經受住了考驗，最終選擇接受共産黨的領導。民主黨派的發展歷史，從一個重要方面展現了在共産黨領導下，中國從四分五裂、積貧羸弱走向獨立統一、繁榮富強的壯美畫卷。

　　鋻於往事，有資于治道。民主黨派接受共産黨的領導，不是自然而然。正如周恩來所説:“單是有了歷史發展的有利條件並不能解決問題，關鍵在於領導，在於黨的政策，黨領導得正確，才能使歷史條件所提供的可能性變成現實。”

　　什麼是領導？毛澤東詮釋“領導是帶路的意思。”

　　共産黨對民主黨派的領導是政治領導，主要是政治原則、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針政策的領導。民建領導人孫起孟1986年11月針對國內外有些人的各種錯誤看法，特別強調指出，“根本原因在於把政治領導和組織領導混為一談。”“那種認為各民主黨派接受共産黨的政治領導，必然意味著與中國共産黨之間存在下級與上級的組織領導關係，或者認為中國共産黨與各民主黨派之間既然不存在著這種組織領導關係，民主黨派就不應該或者不可能接受中國共産黨的政治領導，這些都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主觀想法。”

　　大道行思，取則行遠。實踐已證明，沒有共産黨的領導，就沒有民主黨派的發展，就沒有多黨合作的良好格局。

　　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多民族的超大規模的社會，要求政黨制度必須具有強大的社會整合力。共産黨是社會整合的中堅力量，各民主黨派的合作擴大了社會整合的邊界與張力。

　　中國的政局要穩定，多黨合作這個政治格局必須穩定；中國的社會要和諧，共産黨和民主黨派的關係必須和諧。

　　實現我國政黨關係長期和諧，根本在於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關鍵在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者陳延武，係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