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主持第六屆農講所
帶領學員下鄉調研,授粵經驗給20省學員
紅墻黃瓦、飛檐鬥拱。在廣州中山四路42號的大院裏,石雕、木刻、陶瓷、彩塑,無不見證著歷史風雲。90年前,正是在這座曾為孔廟、後又為“番禺學宮”的古建築群中,毛澤東培養了一大批對農民革命運動産生重大影響的骨幹。
毛澤東很早就關注並研究農民運動。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由共産黨人彭湃等倡議,以國民黨名義開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毛澤東兼任第五屆的教員。1926年5月3日,隨著全國農民運動迅猛發展,為了迎接北伐戰爭,國共兩黨在廣東繼續開辦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由毛澤東任所長。
“農講所可以説是國共合作的一個典範。”農講所舊址紀念館保管部主任王國政説,農講所的旗幟被稱為“犁頭旗”,是國民黨黨旗與犁耙形象的合成,形象地表明了國共合作的深意。
王國政説,最初五屆農講所主要培養了廣東、廣西、湖南等8個省的農民運動骨幹,而第六屆農講所有學員327名,招生範圍擴大到全國20個省,成為培養全國農民運動骨幹的學校。
為了提高空間利用效率安置好學員,農講所在大門的東西兩側,分別用木板搭起簡易的辦公室。
毛澤東的辦公室也在大門的東耳房。屋內的陳設十分簡單,只有一張辦公桌、一張木板床,三把椅子和一個書架,最顯眼的要數一對存放衣物和書刊的竹箱。
王國政介紹説,在主持農講所工作期間,毛澤東十分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強調學員要積極參與調查研究和社會實踐。他親自帶領學員到韶關和海豐農村進行社會調查。
這些調查材料,被毛澤東編輯成《農民問題叢刊》。“農民運動大王”——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報告》也收入其中,作為經驗向全國推廣。
在紀念館內的草坪上,至今仍保留著當年的單杠架子。王國政介紹説,在毛澤東的要求下,當年的學員們過上了完全軍事化的生活:身穿軍裝,腳穿草鞋,輪流站崗放哨,起床、睡覺、集隊都聽從軍號行事,訓練時間佔全課程的1/3。
由於許多學員來自北洋軍閥統佔的北方,開展農民運動面臨著巨大的政治風險,為了保護這些學員,毛澤東頗費苦心,“他為每一個來自北方的學員都取了外號,在書信往來中用以指代,避免他們暴露身份。”王國政介紹。
同年9月畢業後,學員們紛紛回到原籍領導組織當地農民運動,“與前五屆講習所頒發畢業證不同的是,這屆學員每人頒發了一枚‘中國國民黨農民運動講習所證章’,證章背面刻有名字和編號,這也是出於保護學員的目的。”王國政説。
在王國政看來,正是農講所的經歷,讓毛澤東真正找到了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此後全國各地陸續開辦農民運動講習班,1927年在武昌辦的中央農講所,在辦學目的、辦學方針上也都與廣州農講所一脈相承。據統計,大革命期間,農講所培養的學員動員了總計900多萬農民。”
王國政説,在現存的農講所文物中,有三件與毛澤東有關。“一件是毛澤東在農講所使用過的硯臺,現在收藏在國家博物館的‘復興之路’展覽中,另兩件是毛澤東的兩封親筆信,説的是學員的分配問題,目前收藏在台灣國民黨黨史研究室中。”
來粵破例乘坐飛機
解放後率先在廣州提出引進外資
與視察其他地方不一樣的是,在楊建偉看來,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來廣東視察,每一次都帶有很強的問題導向,“都是帶著問題來,經常找人談話、調研工作。”
其中,尤值一提的是1956年5月3日至30日,毛澤東第三次來廣東視察。
“此前一個月,毛澤東搞調查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説是每天‘床上地下、地下床上’。”楊建偉説,調研的成果集中體現在了4月25日的《論十大關係》報告中。
《論十大關係》被稱為是探索適合中國實際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篇之作,其中就涉及中國與外國的關係,以及利用外資的問題。在楊建偉看來,廣東毗鄰港澳,屬於面向資本主義的前沿,毛主席來到廣東,就有研究利用外資構想的意味。
毛澤東去地方調研通常乘坐火車專列,很少乘坐飛機外出。他曾説:“外國人的飛機我不坐,我一定要坐中國人自己駕駛的飛機。”但為了這次調研,他在解放後首次破例乘坐飛機,這次飛行啟用的也正是新中國的飛行員。
在為期近一個月的視察中,毛澤東召開了20次會議。
當時廣東剛剛成立華僑投資公司,香港充斥著大量遊資,時任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希望實行更積極的政策吸引僑資。適逢毛澤東來廣州,提出要聽取港澳方面的工作彙報,陶鑄指示港澳工委要迅速作好準備,並指定負責港澳具體工作的同志向毛澤東作口頭彙報。
在廣東省委小島招待所(即今“珠島賓館”)旁的船上,毛澤東在仔細聽取了彙報後,了解到由於華僑對回國投資有顧慮時,明確表示:遊資這麼多,可以利用嘛。要有更積極的政策。
這也是毛澤東在解放後率先提出利用外資的構想。結束廣州之行時,毛澤東還不忘叮囑陶鑄,敞開大門,引進外資,這個想法很好。“你們趕快寫個報告,我們到北京進一步研究。”